我躺在床上翻英语，学了八年仍是张不开嘴。我发现我对幼儿英语印象颇深，那个？…硕大的臀部使你非得记住不可。然后我又想我可不能这样翻下去，一天的光阴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掉了。于是我坐到了桌前，拿起了笔。
我先想起那天我骑车穿过使馆区在林荫路上记下的―段话。
那天我当即停在路边，一只脚歪採在马路边上，拿出铅笔和小本记了下来。若是不记，到了房间里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思维是不能长时间记忆的，我确信这点。
那天我在小本上记下来的一段话是：
天天活着，天天想为什么要活着。想得到的哼艮多，已经经得到的就留下，而没有得到的也不可能有了。比如逝去的时光。谁也不能解决你的疑难，甚至不能理解你有吃有穿有房子住有书看有钢琴弹还空虚什么。也许有人认为你缺少一个爱人、情人，可偏偏就是这条你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你认为什么都可以努力奋斗去争取，唯独这个是捕风捉影一场空的事。倒不是埋怨别人什么过错，恰恰是自己无法说服自己。
这世界最大的规则就是无规则。那么，活着这个无规则可言的过程，有什么道理不随方就圆呢？！负载着你身体的双脚，若挪动得过于认真，那么脚下的路就不再是路，它就会变成一条绊人的绳索。
爱默生有一次曾经提到，“所有的墙壁都是门。”我想，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一堵巨大无边的墙壁，那么，我们不要到墙壁之外去寻找出口吧……
我在小本上记下的最后一句是：这世界，谁跟谁呀！
那一天，我还记下了正在构想的一个老人小说的零零琐琐的片段。
我虽然不是一个老人，可是我的母亲已是一个老人，我的父亲更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母亲常常说希望我赶快长到五十岁，那时我们漫步在秋天的林荫路上，枯黄的焦叶啪哒啪魅一声声落在我们身前身后，但是你决不会由于那叶子枯黄而感到它轻飘，失去生命的分量，它们犹如一声声滞重的叹息，沉甸甸落在地上。我们一起走向哪儿，或并不打算去哪儿，身边偶尔经过几个学生，回过头来看我们，对同伴们说：看，那两个老女人！我母亲想象，那时我们就可以像姐姝，会有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母亲凄惨地说，老了，一切都将背叛你。
我安慰她说，您老了心却儿童一般，是金子。我呢，可比不上您，人不老心老！
我又说，这年月，死都不怕，还怕活吗？母亲说，老人就是儿童。却没有了儿童的智慧。前些日子，母亲忽然迷上了飞碟科学，整日研读阴阳。并且常常冥思苦想自己问自己：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她跟我讨论太极图，说什么也许宇宙不应按区域分，而应按阴阳分；她说飞碟技术高超，可以穿梭于阴阳等等。
有一天深夜，她竟痴迷入魔，我正在梦中紧张不安地睡着，母亲慌慌张张跑到我的房间，把我摇醒，说：“我真怕你忽然就没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你知道吗，外星人有劫持人类的嗜好，如果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的思维或身处的场景不对头了，那你千万别害怕，也许是外星人用你做做实验，然后他们还会把你还回来的。”
我说，“您神经什么呀！您得自我控制了，别再看那种书，不然要走火入魔了。”
母亲说，“我有理性，懂分寸，还没老……”然后，她转身，趿着拖鞋，摸着从门厅透射进来的玫瑰色灯光，晃晃悠悠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望着母亲的瑟瑟背影，我心不安。我想母亲大概是出于一种老人的心理、一种潜在的对死亡的恐惧，才处心积虑地思考起宇宙来。但我只是在心里这么想，并没有对她说。
散步的时候，她也是总要问我宇宙的边在哪儿？它在什么里边或外边？总得有个尽头吧。
我说那是您的脑子里有个框子。
她想了想，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说，好像你很明白，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保守才不明白？沉默起来。
接着，她话锋一转，开始抗议我在小说里丑化了父母。
她说：“固然是小说，固然写的不知是哪家父母，但你以第一人称写，变着法儿地夸张、想象，人家当然会随便想。天下这么大，为什么偏要糟蹋父母？”
我说：无论怎样写，人家都会随便想，您看过XX的小说吗？他写他的祖父是个狗熊一般壮实的盗贼，浑身泥土脏得可以种庄稼；写他的祖母是个小婊子，她一边啃着手指头上的倒刺，或是一边嚼着多汁香脆的水果，一边与那些不知叫做五老爷还是叫做李秀才的男人们做着爱。小说就是小说。”
“这么说，你没写我们是盗贼和婊子，还得感谢你？”母亲说。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嘛。再说，婊子自食其力，比某些作威作福、不劳而获的人，令人尊敬。”
由宇宙谈到了婊子，到此打住。今天是绝对没有好气氛了。
在我和母亲这两个单身女人所组成的生活里，既充满温霧和睦，同时又矛盾百出。
比如，我们关于家的认识。一个家是靠什么建设起来的呢？
我认为一个家是靠不断地扔东西建设起来的。
然后，我以实例证明自己的观点。我说，我父亲现在的家为什么杂乱胀满得无立足之地，不像一个家而像一个仓库呢？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人扔东西。今天用完一只醋瓶子，明天解下一段捆书的塑料绳，后天又多出一个包装微波炉的纸盒子。想想，醋瓶子可以卖两角钱，塑料绳可以再捆其他东西，而那个纸盒子可以用来装破烂。结果，东西越胀越满，好好一个现代化物质文明之家，就被堆得不像一个家。其实，谁也没把那只两角钱的醋瓶子当回事。
而我和母亲这个家，之所以至今被保持得如此整涪，被建设得如此文明，就在于家里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断地扔东西，三天两头地把多余之物丟进垃圾箱。
母亲与我的观点相反，她认为我是一个败家子。我一收拾房子，她就像一条忙碌而勤奋的影子，眼花缭乱地在我身前身后闪烁，紧紧盯住我那双“无情”的、横扫一切的手，生怕她的什么宝贝之物，一不留神就被我“大方”掉。
而且，她很会“升华”，总是把一个家严重到一个国家。
我说，就是一个国家，我这样做也没有错！我可爱的母亲还有一个“注意影响”的习惯。她称我是一朵晴空里的乌云，总是乌云袭卷地扔东西，让别人看见影响不好。
我和母亲居住的是一幢十六层的高楼，它坐落在当今这个拥挤而杂乱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幽闲。楼里多数人家都是学院、研究所的人，不坐班，一天一天不出门，埋头在铺天盖地、伸手摊脚的书堆里。平日，这座大楼安静得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建筑模型，无声无息。
有一次，正是餘蓝而辽阔的夏季，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初升的太阳把东方的天际涂染得如一件墙红色的晨衣。这时，楼下有人喊了一声“刘老师”。结果，只听得楼里一阵砰碎膨嘭杂乱的门窗响动之后，足有十三个小脑袋从各自的阳台窗子里探出来，合声齐唱般地浑然响起一片“咬”的应声。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教师、学人之多的楼；也由此说明，这是一个人民币之少的楼。
在这样一座楼里，肯定不是家家户户都要扔掉醋瓶子而不把它送到楼下的废品摊的。所以，我母亲的“注意影响”不是无中生有。在这样一个仍然是“互相主观”的不成熟的时代，随时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么，当然是必要的。
可是，我觉得，谁与谁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合理，一切都很好。难道不是嘛？！
关于家，我和母亲也有相同的观点。譬如’我们一致认为，做家务劳动时，活儿是趑干越多，而不是越干越少。
你本想只用抹布檫一擦茶几，结果发现茶几上的茶杯已经有了茶绣。于是，便拿到厨房去清洗，又发现洗涤灵只剩下最后几滴，而且，那个放置洗涤灵等物品的柜子门上有一颗螺丝钉已经松动。等你忙完这一切，放好洗净的茶杯，忽然又看见茶几下边的报刊已堆得太满，所以，活儿是越干越多。
总之，我彳门的生活既和睦又分歧，既激烈冲撞又相依相存。
这就像没有了战争，就感觉不到和平；没有了束缚，就体验不到自由一样。没有了矛盾，就等于失去了和谐依存。完全一致的两个人还叫做两个人吗？那就变成了一个人。世上不存在一个人似的两个人。
不是任何时候评可以写作的。我坐在椅子上想。写作需要一种心态。认为应该芍点什么，但是没有心情，这是常有的事。而随波逐流地打发日子，总觉欠着什么，脚没踏在地上，像风筝漂浮，或一根泠镨地方的闲草，无着无落。只好钻进它堆里，或者重又萌生出到偏僻地方去隐居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