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然也旁听过母亲的这种怨诉，每逢这时，他一般都保持沉默。他脾气随和，沉默寡言。最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对。”我最不喜欢听他跟人聊天，都是别人在高谈阔论，他则“对”“对”之声不绝于耳。你没有看法吗？你没有意见吗？我没法不在心里暗暗认同了母亲对他的评价：没脑子。
然而回香港去了几次以后，他渐渐有点沉不住气了，初始迹象是，母亲一谈这话题他就打岔，后来，开始反唇相讥：“你聪明，你聪明怎么不留下来？”
这话当然不值一驳，反而激起母亲更多的怨诉：我再聪明也是个女人，而且做了家庭妇女，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是个男人你应当有脑子。你回来本是为了搞新闻的，结果一来就被踢去那什么抗美援朝，那时就应当知道情况不妙，人家不用你党外人士嘛，新闻只让他们自己人搞嘛。这个时候就应当赶紧走。你看人家曹聚仁多么灵泛，回来看看不对头，转身就跑。退一万步讲，就算你那时候还看不明白，把你关了三年，出来时总应当明白了吧？你看人家老李，出来时人家问他要去哪？马上就说要回香港。结果现在回国变了爱国侨胞。还有人家老郭，都跟我们一块去了内蒙古，去了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把老婆孩子弄回香港……唉，要不是那年我拼死回了长沙，只怕我们这家人到现在骨头都打得鼓了。
父亲先还零敲碎打地反击一两句，说到这里便蔫了。他能够成为他们机关那一车厢流放内蒙古的右派中唯一的幸存者，我们到今天都还活着，母亲1960年的绝地大逃亡肯定功不可没。
“对，对。”他且战且退道，“你劳苦功高，把你供起来……”
望着那消失在门口的张皇身影，我哈哈大笑，心里却是苦涩的：我的爸爸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男人怎么要靠女人来保护家人？我后来所爱慕的男人都跟我父亲的形象性格截然相反，大概跟我对父亲的失望有关。不由自主，我总是被那些雄辩滔滔、理直气壮的霸气男人吸引。母亲与父亲的争吵声中父亲留给我的懦弱印象深植于心，以至于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他那近乎神经的寻找，找奶奶的坟，找我们的沙田旧居。为什么？所以当我后来看到他的日记，我震惊。虽然里面记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但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一个需要我重新认识的父亲。
不过，关于我们的那次沙田行，在他的日记里却找不到记载。正如他的为人，他的日记也是散漫的，随意的，兴之所至，有时一天的事事无巨细记上一大篇，有时好几天、好几个月、好几年无一字，有时几行没头没脑的记录夹在两三年之中的空白中。在1992年至1994年之间，近一年的空白中，突兀地出现以下这一行字：
港报上看到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的报道，是港岛半山上的那间吗？感慨系之，惜上次去港时竟未一游。
香港那打素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位于荷里活道。其前身是1881年创立于太平山的那打素诊所。据说，那打素这名字来自于伦敦那位创院的教会人士，为的是纪念他挚爱的母亲。1887年，它变身为那打素医院。1904年，一位名叫何启的香港富豪在港岛般含道创立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产科医院之一。两年后，这间医院与那打素医院合并，叫作雅丽氏那打素医院。我出生的那间那打素医院，就是合并后的那间，位于般含道。母亲一直保留了我的卡介苗接种卡，巴掌大小，天蓝色，是我出生三天后由那打素医院签发的。上面除了我的名字是中文，其他文字都是英文。
为何我们手头没有出生纸呢？母亲的解释是：由于一年以内婴儿都由医院免费保健，一年后才能领到出生纸，而我出生后不到一年，就由他们抱回了大陆。
在“文革”抄家风最烈的那段日子，母亲销毁了家中大多老照片、亲友来往信件、她与父亲的一些证书（包括他俩的大学毕业证书和结婚证）、一些有老同学老朋友题签的纪念册（比如大学毕业留念簿）等等。自然，那本香港相簿也被处理掉了。留下来的，只有少数几张我们的儿时照片、母亲与父亲的结婚戒指、外婆留给她的一个银挂件，还有1952年公安部到我家抄家时，写给她的一张抄家物资清单，以及两张蓝色的小卡片。那是香港那打素医院的卡介苗接种卡，上面登记的婴儿名字分别是我和姐姐。她把这些东西包在一条手绢里带在身边。夜里，只要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她便立即起身，把这个小包塞给我，叮嘱道：“藏好！无论如何不要丢掉。”
我一直都搞不明白，难道母亲是想让香港方面凭这张卡介苗接种卡接收我吗？可是在那年月，除了偷渡，我有什么办法进入香港呢？而若是我在大陆被抓，那张卡足以令我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奇怪的是我也没有质疑过她。在最黑暗的日子里，那个手绢包一直放在我身上了。我后来搬到学校里那座人去楼空的宿舍大楼住，也把手绢包带去，心想那地方比家里总要安全一点。不料就在我住校的第二天夜里，一帮臂佩红袖章的男男女女冲进学校，包围了宿舍楼。高音喇叭传出来的咆哮声响彻整个校园，这帮头缠黑白头巾，身着对襟衫的暴徒，声称他们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军，有人举报这里藏有敌特电台，所以他们要来搜查。慌乱中我把小包锁进寝室里一张单人课桌。刚刚藏好，便有一男一女两个家伙冲进来要我把课桌打开。
“不是我的。”我说，“我没钥匙。”
暗黄的灯光下，我盯着对面那两张暗黄的面孔，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胸口狂跳，激烈得像要破胸而出。在那一秒钟里，我想到了什么？血？哭泣？地狱？蓝色卡片上鬼符般的英文字母？如今我已完全想不起来了。也许人在最恐惧时，头脑里是一片空白的，失去了意识也失去了记忆。事过境迁，我只记得那嗵嗵嗵响彻天地之间的心跳。
母亲刚刚有老年痴呆症迹象时，有一天，我们谈起了我与父亲的沙田之行，她突然问：“你们没去那打素医院看看吗？”
“没去。”我说。这时我才惊觉，我回到香港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想到去出生地那打素医院看看。而每次来港必有沙田怀旧行的父亲，也从未去过那里。便是母亲自己，1990年和1997年两次来港探亲，也从来没提出过要去那打素医院旧地重游。那时这家医院早已搬离旧址，不过据说旧址依然是一家医院。母亲没提出这问题时，我甚至从来没想到过它。其实我在香港去过不止一家医院，有公立医院，有私立医院，医院所在地有港岛，有九龙，也有新界。我工作的那间大学给我买的医疗保险，是可以去香港任何医院看病的。但我从来没想到去那打素医院看一看。我不禁想，这是不是因为有段日子我们曾经千方百计，想在往事中抹去有关它的记忆呢？
但，那又如何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一直死死抓着那张蓝色卡片？
“妈你还记得那两张卡介苗接种卡吗？”
“什么？”
“你忘啦？我还差点为它没了命。那张蓝色的卡片，跟你的结婚戒指一起，包在那个手绢包里。”
“哦。”母亲似乎想起来了，“印得多精致，丢掉可惜了。”她道。
那么漂亮的旗袍，那么美丽的婚纱照，她都毫不犹豫地亲手撕毁、剪碎，我特别记得她把那本丝织封面的复旦同学纪念册成功烧毁在火炉里的神色，心满意足般、如释重负般。那一刻，我第一次发觉她这人十分冷酷。平时她是那样珍爱那个本子，有时间就拿出来一页页地翻看，每逢这时，在她那总是焦虑不安的脸上，就流露出难得的笑容。我常常趁她不在，把本子翻了出来偷看，上面有好多同学写给她的毕业题词，有一首小诗是这样的：
黄葛树的轻风，
夏坝的青草，
鸡声茅店，
明月夜，
这一切都会遗忘，
难忘智琳。
落款的名字，竟是父亲。母亲青春时代的余光从这本锦缎封面的漂亮小册子里透射，这是她生命中最美好年华的吉光片羽，她都将之断然舍弃，却留下这巴掌大的小卡片，上面除了些冷冰冰的印刷体英文，就只有快要褪色的两行钢笔字：姓名。出生年月日。没有地址，也没有印章。
“丢掉可惜了。”谁信？
第一次谋划从户口本上改掉我们的香港出生，是1960年的事。那年，母亲带着我们从大兴安岭回到她的故乡长沙。收留我们的是母亲的三嫂，我们的三舅妈。当时她在我们的亲戚朋友中，是唯一可以让我们在“政治面貌”那一栏心安理得填上“群众”二字的人。其他的亲戚都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抗战时三舅妈、三舅以及母亲同是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学生，三舅念会计系，母亲念经济系，三舅妈念化学系。毕业后三舅接掌长沙家族银行在上海的分号，三舅妈没有出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50年代初银行公私合营，他们便回到长沙老家。三舅不知是特有先见之明，还是受不了朝八晚五地上班，总之，他拒绝“参加工作”，只肯做些兼职。三舅妈只好走出家门去长沙三中教化学，担起养家的责任。现在看起来，这真是他们这种家庭最明智的决策。我母亲后来不止一次表示钦佩，老是说当初我们家要是效法他们就好了，让她出去工作，让父亲在家待着，那就会跟三舅家一样平安无事。
其实也未必。母亲肯定不会像三舅妈那样心平气和与世无争，任何运动都不闻不问甘当落后分子。三舅妈貌美如花，我见到她时她已四十六七了，依然望之清雅肃丽，更难得的是她没有一丝虚荣之心，开会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实在非表态不可，就说句“拥护”了事。即便“文革”中她也没单独写过一张大字报，没上台发过一次言。身处那所“斗批改”搞得最为惨烈的男子中学，十年中三舅妈竟然只有一张大字报，而那张由几个学生联名写的大字报，与其说是攻击她，不如说是保护她，内容是批评她家务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第三，“胡涂涂”，那些男孩子将赵树理小说中一名老中农的绰号送给她。
其实在我看来，三舅妈的那种糊涂，是高境界的糊涂，郑板桥式的“难得糊涂”。若不然，如何解释她早在60年代，就第一个看出我们户口簿上填写“香港”出生的危险性呢？
那个场景肯定不是出自我的梦境。因为连她们两人脸上的阴影至今想起来都历历在目。三舅妈和我母亲，她俩并肩站在厨房里，窗外那棵枝叶稀疏的苦楝树让阳光变得破破烂烂，记忆中的场景定格在她们都将目光凝注在母亲举在手里的一张纸头上，那是我们即将交到派出所去的户口迁移卡。
我听见三舅妈犹疑的声音，她说：
“老大老二的出生地址怎么填香港呢？都跟老三一样填北京就好了。”
“我也这么想，”母亲道，“可是我想到时已经晚了，填都填上去了。”
“我一个同事填了姨妈在香港，不得了哦，每次运动都要他讲清楚。外面的亲戚我一个都不填，这也不能算隐瞒，大家本来就没来往嘛，不填就没有事。”
“可我们填都填了……”
“不如……”三舅妈道，“我有个学生的家长好像在派出所当户籍警，看他肯不肯帮忙改一下。”
不知道三舅妈后来找了她学生家长没有？或是那位家长爱莫能助？或是他虽愿帮忙，却认为不改也没关系。总之，后来我们的户口倒是报好了，但新的户口本上，我和姐姐的出生地还是香港。
60年代初，从粮油到火柴，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证供应。每种票证分别由各个不同部门发放。比如由粮店发粮票，由副食品公司发副食品票，发放的数量随时会变，比如这个月是每人每月三两油，下个月却有可能变成二两或一两，所以票证多半都是按月发放。这一来，每个月都有若干次，巷子里会响起居民小组长那烂沙罐似的吆喝声：
“领粮票啰！”
“领豆制品票啰！”
“领布票啰！”
直到现在，我一听这种粗大嗓音便立时起鸡皮疙瘩。我想那倒不是因为居民组长的嗓音特别恐怖，主要是因为它引起的那一关联想象：领票证。领任何票证，都要带上户口本和粮本。
事情的程序是这样的，所有的人一去到领票证场所——通常是组长家所在的院子——便按先来后到的规则，将各自的户口本和粮本码放到她家那张油腻腻的小桌上，自己则围守在桌子旁轮候。我总是自告奋勇担当为家中领票证之职，因为我要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小桌旁，以防好事之徒翻看我家的户口本，从而发现我是香港出生的。我从三舅妈和母亲的对话里隐约感觉，那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天，粮店来发放票证的是一名慈眉善目的胖大婶，不是平时那个懒洋洋的小青年了。胖大婶比小青年敬业乐业，只见她戴上眼镜，慢条斯理，每拿起一本户口簿都要从头到尾翻阅一遍，一边看一边大声发表阅读感想：
“哈，生了六个女孩才来一个男孩！有志者事竟成啰！”
“你们家怎么就你一个户口？哟，你四十一岁了！都四十一岁了怎么还不成家？”
“你们老家江西？我老家也是江西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突然之间她发出一声惊叫：“哟，这是谁家的本呀！出生地香港！资本主义的地方哦！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地方哦！”
没人修正她对香港的这一诠释，反而都好奇地向她追问：“谁？谁？谁是香港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