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共有七个全国性节日，食物品类并不复杂，较为传统。
到了清代，全国性的年节主要有元旦、立春、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与前代相比，又略有一些变化。年节及饮食品类大体如下：
元旦——饺子、元宵；
立春——春饼、春盘；
端午——粽子；
中秋——月饼、瓜果：
重阳——菊酒、花；糕：
冬至——馄饨。
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民间保留的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年节，除了春节以外，再没有数得上的了。仅端午、中秋和重阳，只在某些地区或范围较为重视，有的除保留传统的节日食品外，基本体现不出节日气氛了。至于像冬至这样的在古代极重要的节日，我们似乎已经将它遗忘了。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可以由许多途径获得，我们相信民族的节日是其中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节日和节日传统饮食活动，是体现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维系民族情感的重要方式，值得发扬光大。当然要全部恢复过去的岁节传统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中国岁时饮食文化传统值得重新整理，在保持区域风格的同时，还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全国性的规范，在规范节日的基础上，相对地规范节日饮食，以体现一种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例如可以通过民政部门发布中华节日规范，建议一年内至少可以设立五个年节，分别为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和冬至节，相应的节日食物品类如下：
1．春节（除夕、大年、元宵）——大年三十合家欢团圆饭；初一饺子、百吉盒；元宵汤圆。
2．端午（农历五月初五）——粽子、糯米粥。
3．中秋（农历八月十五）——月饼、桂花酒。
4．重阳（农历九月初九）——花糕、菊酒。
5．冬至（公历12月21—23日）——馄饨、火锅。
如果这样规范，就季节而论，差不多是一季一节，春有春节，夏有端午节，秋有中秋节，冬有冬至节，再加一个大年，一年的年节共有五个。明清时代曾有五六个大年节，大体是春为清明、夏为端午、秋为中元（中秋）、冬为冬至，再加除夕。参照明清传统，将全国性的年节规定为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和冬至五节，应当说是适宜的。我们考虑到清明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可以加上它合为六节，或者用它取代重阳，仍定五节。
春节是民族大年节，素来为华夏子孙推重。端午和中秋二节在古代也是极被看重的，到了当代，中秋在民间仍较重视，而端午却是变得可有可无，虽粽子作为端午节前后的特色食品依然受到欢迎，但端午的概念已逐渐淡漠。说起冬至就更是今不如昔了，一般的城市青年甚至没有这个节令概念。现在提起这个节日，很多人可能都会感到莫名其妙。
在四季的节日之外，我们还多列出来一个重阳节，作为对老人的特别尊奉，也是对现代老龄社会的一种特别关照。当然重阳并不只限于敬老，还有登高思乡念友之意；也是游子抒发乡情的愁节。在许多人都离乡寻求发展的当代，重阳节的设定会更具现实意义。
这几个节日饮食品物，按照流行较广的风俗设计，一般是以一点心配一流食或酒饮。当然作为节令食品，东西南北可以保留一些地域特色，不必强求划一，但就上列各项来说，大体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我们平日饮食，多为口腹之需。而岁时的享用，则主要表现为精神上的需求。中国传统的饮食活动，是文化活动，也是社会活动，人们在这活动中，享受自然的恩赐，喜尝收获的果实，联络彼此的感情，抒发美好的情怀，强健自己的体魄。作为中国优良文化传统重要内涵之一的岁时饮食风俗，经过漫长历史的移易改变，早已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对这样一个富有健康向上精神的民族文化体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必要保留它一定的位置。当然这种保留不是一成不变，需要作一些整理，要经历一个扬、弃过程。历史向前迈进，固守传统虽不明智，但完全割裂传统也未必可行。
春盘、重阳糕与百事大吉盒儿
凡动物都有饮食活动，只有人的饮食活动带有特别的感情色彩和文化色彩，人类饮食活动的文化属性在年节饮食活动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人们在年节饮食活动中抒情、畅怀、言志，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农历二十四节气的首节是立春，它常常是在春节之前到来，所以古时非常重视这个节日，不像现代人这样冷漠地看待它。在《礼记》注引的《王居明堂礼》中，记周天子在立春之日，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往东郊行迎春礼，赏赐群臣，这表明了上古对立春礼仪的重视。根据后来的文献得知，立春日有以“春”命名的筵宴与节物，其中“春盘”最为特别。春盘的主要内容是萝卜、春饼、生蔬，算不上是佳肴。唐人《四时宝镜》说：“东晋李鄂，立春日以芦菔、芹菜为菜盘相馈贶，立春日春饼生菜号春盘。”《摭遗》中也有类似说法，并说春盘最早是由江淮间流传起来的，后来传入宫中。《燕都游览志》记明代“凡立春日，于午门外赐百官春饼”。食春饼还要配以五辛盘，用五种或更多生菜如芹、韭、萝卜和粉皮等做成，这与上面提到的五辛有些不同。《熙朝乐事》记立春之仪说，“缕切粉皮，杂以七种生菜，供奉筵间”。春寒之时，生菜并不能多食，所以《齐人月令》还有告诫说：“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过多，取迎新之意而已。”“辛”和“生”，都寓“新”之意，为了迎新迎春，这是食生食辛的本意。苏东坡有诗曰：“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酒试春盘。”在寒冷中领受春来的消息，感受新年的春意，春盘被古人当作一种特别的媒介。
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是继中秋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秋节，此日要游宴登高，饮菊酒食花糕。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草书贴《荆楚岁时记》已提到“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宴饮”，《千金月令》则明确提到了重阳登高游宴，“以畅秋志”。唐代时很注重这个节令，将其作为一个特定的思亲的日子，并赋予许多佳篇。韦庄的“一杯今日酒，万里故乡心”，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都是诗人在重阳节留下的千古佳句。
重阳正值秋菊盛开，赏秋菊、饮菊酒、食菊花糕为这一节令的中心活动。一款重阳花糕。因糕与“高”同音，寓吉祥之意，食糕与登高的用意有些相似。据《文昌杂录》所记：“唐时节物，九月九日则有茱萸酒、菊花糕。”重阳花糕，有时是用菊花为饰，直接起名菊花糕；有时是杂以枣栗粉面，统称花糕。《京都风物志》说：“重九日，人家以花糕为献。其糕以麦面作双饼中夹果品，上有双羊像，谓之重阳花糕。”又据《燕京岁时记》的记述，“花糕有两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间预为制造以供用。”这样细心装点的重阳花糕，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步步为高的追求。
又据《琐碎录》说，“京师人岁旦，用盘盛柏一枝，柿橘各一枚，就中擘破，众分食之，以为一岁百事吉之兆。”又据《酌中志》说，大年初一“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儿者，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共装盛之”。希求百事大吉，以这样一种饮食方式来表达，只有在中国才有这样的食俗。这同我们较为熟知的用红枣、花生、桂圆和筷子祝福新婚夫妇早生贵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方人在大年初一吃饺子，也是要寄托自己的希望，我们在明人的《酌中志》中读到这方面的记述。《酌中志》称饺子为“扁食”，说在正月初一日“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帝京岁时纪胜》则说：初一“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饺）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宝贵之家，暗以金钱小锞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下顺利。家人得食者，则终岁大吉”。这是描写清代的情形，应当指的是北方。吃到了包银钱宝石的饺子，就能一年平安大吉，这是一种非常朴实的愿望。
在别的节目里，也见到其他一些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做法。如《清嘉录》说苏州人在除夕时家家户户“插冬青、柏枝、芝麻萁于檐端，名曰节节高”；《江乡节物词》则说：“杭谷除夕封门，束甘蔗树之门侧，谓取渐入佳境之意。”
春盘，重阳糕，百事大吉盒，银钱饺子，“节节高”，“渐入佳境”等等，种种节日饮食活动，都表达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七家茶·百家饭·结缘豆
中国古代年节风俗在体现家庭氛围的同时，也强调一种社会氛围，毕竟年节不仅仅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活动，也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活动。即便是纯粹的家庭活动，中国人也不会将其局限在家庭范围内，更不用说具有社会意义的年节活动了。人们在多数节日活动中都有亲近邻里的举动，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于是在节日饮食活动中，又有了一些和睦邻里的特别内容。这里要提到的若干年节食俗，就有和睦邻里的特别内容。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古时有“百家饭”的风俗，这是夏至日的一种非常特别的食俗，它已经在现代节日生活中消逝了。《岁时杂记》记述了这种风俗：“京辅旧俗，皆谓夏至食百家饭则耐夏。然百家饭难集，相传于姓柏人家求饭以当之。”集成百家饭的过程，就是一个亲近邻里的过程，你到我家集，我到你家集，集饭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彼此的关系拉近了。当然“百家”只是一个概数，实为多家，也许是越多越佳。古人如何认为食百家饭能耐炎热，我们不容易明白，但这种以健康为出发点的食俗，其实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收益，大大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与百家饭相似的节日食俗，还有“七家饭”。江苏无锡人于立夏日合七家米为饭，认为能防暑热伤身。集七家米的效果，与集百家饭是相同的。
江西建昌地区在佛节还有一种百和菜，家家用百果做百和菜，亲邻互相馈送，年年如此。
再说七家茶，立夏日还以饮七家茶的方式防疰夏，如《熙朝乐事》所说：“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诸果，馈送亲戚比邻，谓之七家茶。”《清嘉录》则说：“凡以魇疰夏之疾者，则于立夏日，取隔岁撑门炭烹茶以饮，茶叶则索诸左右邻舍，谓之七家茶。”钱思元《吴门补乘》也说：“立夏饮七家茶。免疰夏。”为了平安度过炎夏，向邻里多家索取茶叶，其用意与百家饭并无区别，都是为了密切邻里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