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设情境，诱发动机
例如，语文书中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那么这些作品就是对学生进行行为品质培养的良好素材。在语文教学中强化阅读教学，让语文教学与生活相互融通，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感受到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引导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做人。这也体现了当今素质教育的目的。如在讲《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课时，可试试从音像资料库里找出与课文图片相应的资料片，通过放映，直观再现了五壮士用石头勇砸敌人，最后英勇跳崖的悲壮场面。在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中，在雄浑的音乐渲染下，使学生入境动情，领悟英雄的壮烈豪迈、气壮山河。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在他们已有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认识到保护他人利益，为崇高事业勇于献身的品质是多么高贵。从而在行为中去主动效仿，在潜意识中形成定势，约束学生的行为。《珍贵的教科书》写的是一个壮美、感人至深的故事。教学时，也可尝试通过深情的描述：“当‘我’醒来时，看见指导员倒在血泊中，‘扑’过去，大声地呼唤着指导员。此时，同学们就是课文中的‘我’怎么呼唤张指导员，你看到的张指导员是怎么样的？你听到张指导员说什么？”教师的语言往往对学生的感知起到调配作用。一段话，把学生仿佛带到战争年代，眼看着张指导员为了一捆教科书而奄奄一息的感人情景。此时学生全身心地沉浸在这动人的情景中，他们仿佛看到血泊中的指导员，看到了被鲜血染红的教科书，听到了指导员的最后叮嘱。读着、想着，学生们深深感到这捆教科书的珍贵，理解了指导员崇高的精神境界。
通过创设教学情景的教学方法，强调形象的鲜明、生动、完整，使被感知的事物，达到一定程度。引起有效的感知，唤起学生的道德意识，让他们在感知人物崇高精神的同时，净化自己的行为。
在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我们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及方法，自觉地应用现代教学媒体，强化学生的道德认知，优化学生的道德情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会做人，以便为社会培养出四有新人，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何做人
要想让学生学会做人，必须让学生首先明白如何做人，即要能与人和谐相处，要有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只讲智育忽视德育；智育又是只强调书本知识忽视能力的片面智育，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极大危害。我们的师范院校培养了大批只会“做事”、“做官”、“做学问”而不会“做人”的人才，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就必须贯彻“以德育为基础，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德、智、体、美四种教育内容必须有主有从，不能平等并列。事实上，不以德育为统帅，不强调以德育为基础的全面发展，其结果往往是德育被削弱、把德育作陪衬的片面智育发展，这已为我们自己多年的实践所证实，也不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权威们提出的“教育四大支柱”的思想。
要和他人和睦相处，就必须学会；第一，要尊重他人，不能取笑别人的弱点。揭别人的短处，这是不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当事人不介意还没关系，可别人不乐意呀。同学们可不管，只为自己找乐子。这样同学间的矛盾就建立了，距离也拉开了，这种现象非常不好，既没尊重他人，也没团结一致。
第二，应该时时体谅他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大家生活在一个集体中，不就应该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吗？假若和他人产生了矛盾，双方各不相让，最终撕破脸。还不如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考虑考虑对方情况，体贴他人，心平气和地谈谈，说不定能化干戈为玉帛，免去一场不痛快的“战争”。
第三，还应该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让他人感受到你发自内心的关爱。在他人有困难时，尽全力帮助他，这些小小的举止，关切的问候都能使他站起来，重新进取。
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这些行为不仅为他人带来帮助，为同学之间添加友情，也做到了做人的本份。
与人相处还要真诚，要用一颗真诚的心与他人共处，对待他人。虽然有时真诚也被误解，但为了彼此，我们仍应把真心奉献出来。适当的提醒是必要的，这样有助于他人及时发现不足。善意的谎言不是错，挽救了朋友的自尊，你拯救了一颗脆弱的心。要知道真诚是人与人的强力胶，虚伪则是腐化剂。
人与人的相处还需要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开启彼此心扉的钥匙，多一份信任，多一份诚挚，也就多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和睦相处的人。
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轻言细语，而不是冷嘲热讽。对患者，千万别以为只有黄连才算药，有时甘草的疗效更佳。人们需要的是支持与鼓励，嘲讽只是在加重伤口的恶化，也加速了矛盾的生长。老盯着别人的短处，正好是自己的短处，常看到别人的长处，也正是自己的长处。让他人充满信心，自信地生活也是一种幸福。玩笑，是朋友交往中不可少的，取笑，却应当从交往中戒除。做什么事都要有分寸，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刺多的玫瑰，没人愿意握在手中。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是每个人的职责，世界和睦靠大家。
学会做人与学会生存的差异
在很多的学校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条类似的标语口号：“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发展。”有些地方的口号是：“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发展”；或“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创造，学会健体”；或“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关心，学会合作”。不管怎么变，“学会做人”这一条总是有的，而且总是首条。据说，这些口号来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文件。
根据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月6日第2版的文章《论加强“做人”的教育》的介绍：1972年，以富尔为首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提出了“学会生存”的口号。钱教授又指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也被翻译为《学会做人》。
把“学会生存”翻译为“学会做人”，到底理由何在，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联？
回顾历史，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与万事万物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那是因为人类具备了所必须的生存能力。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演变，特别是个人所处的环境之特殊性，使得具体的个人所具备的生存能力产生变化。例如，计算器的出现，使得许多人的计算能力退化，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以及高层住宅楼的出现使得许多孩子的社交能力下降……生存能力这块人类的“奶酪”有了变化，于是，“学会生存”被作为一个口号提了出来。
黄全愈先生认为“学会生存”讲的是人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所有潜能，以适应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这里所说的各种潜能，包括了社交能力、创造能力、心理承受力、独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学会做人”一般是从伦理道德方面上要求如何规范自个的行为。《现代汉语词典》给“做人”下的两个定义是：一、指待人接物；二、当个正派人。社会上，对“做人”的约定俗成的认同，多是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的“待人接物”的为人处世态度。比如，人们常说：“这人很会‘做人’。”是讲这人是很圆滑世故、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没有一丝正义感和道德感的市侩。所谓“会做人”往往贬义多于褒义。
如果“做人”指“待人接物”，那么把“学会生存”翻译为“学会做人”就有问题了。“生存”是目的，“做人”是手段，“学会”了“做人”——“待人接物”，就“学会”了“生存”。把“做人”与“学会”放在一起，容易产生贬义的倾向。因为某种“做人”是“学会”的，因此不是本色。例如，人们说：“他很会做人，你要学学他怎么做人。”从不会“做人”到会“做人”，是“学”的结果。本来“会做人”就偏贬义，再加上是“学会”的，就更有“装饰”的意味。“人”就是“人”，“人”是不用“学”的。如果一定要加上“学”字的话，在“人”的前面必须有一形容词，如“好”人、“坏”人。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不能说“我学人”（此话要么不通，要么不完整），只能说“我学好人”，“我学坏人”。
此外，“人”不是“做”出来的，“做”出来的“人”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学会做事”就可以说，因为“事”是“做”出来的，并且有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所以说是“学会做事”。
首要前提是一定要给予“学会做人”正面的、积极的、明确的含义。因为，我们的师道尊严的传统文化，历来重共性轻个性，重服从轻自主。如果我们不对“学会做人”的教育口号给予正面的、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家长，可能就会接过这个口号去赋予他们自己“各取所需”的内涵和外延，甚至用这个口号去限制学生的独立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其次是不能用“学会做人”来替代“学会生存”。如果我们用“学会做人”来替代“学会生存”，把“生存教育”变成“做人教育”，即使我们把“做人”明确为“做一个正派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是“以红代专”，培养出“心有余而力（能力）不足”的人。例如，许多下岗工人都是“正派”的人，但面对下岗的现实，必须重新进行再上岗培训，这种“再上岗培训”就是“学会生存”。这种“生存教育”是绝不能用“学会做人”来代替的。可能有人会说：“做人”是说“做全面的人，完整的人”，因此，“学会做人”是“学会做全面的人，完整的人”。这种说法既别扭又牵强。“学会做完整的人”，这话根本就不通。
既然，联合国的口号是“学会生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如实地翻译成“学会生存”呢？为什么一定要绕着弯子在“做人”上做文章呢？在汉语里，约定俗成的“做人”只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待人接物；二是当个正派人。完全没有必要在“做人”上面翻来倒去，既扰乱了人们的思维，又容易造成误导，还把最根本的“生存教育”给撇过一边。
有中国特色的生存教育“生存教育”与“素质教育”几乎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同一种意义的教育不同的名字。两者都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根植于社会，要把知识运用于实践，等等。“生存教育”从培养人的各种“生存”能力和技能的角度去强调教育；“素质教育”从发掘人的潜能去强调教育。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的话，素质教育的层次更高一些、涵盖的面更广些。比如，人的审美、音乐欣赏等等方面的教育，对一般的人来说，并不直接属于生存能力或生存技能之层面的教育，但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
“生存教育”有多种理解，最典型的有3种：第一种是生存教育不是教育人去做一个正派的人，而是教人懂得游戏规则，但是懂得游戏规则的目的不是做个遵纪守法的正派人，而是懂得“玩”游戏的规则，甚至是懂得钻游戏规则的空子，从而得以生存。
第二种是“生存教育”实质上就是“做人的教育”；或者干脆用“做人教育”来代替“生存教育”。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学会做人”，就能“学会生存”。“做人”是首要的，是高于一切的。恐怕《信使》的译者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把“学会生存”译成“学会做人”。
第三种是“生存教育”就是要发掘人的各种潜能，增强人的生存能力，以适应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及变化。
世界各国的教育情况不同，并且差别非常巨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属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只能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口号，因此这些口号对各个具体国家不一定具有统一的、具体的、一成不变的指导意义。比如，“学会生存”在贫困的非洲国家和在美国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中国的独生子女所面临的社交能力退化的问题，和美国孩子抱着计算器丢了计算技术的生存能力退化也是不一样的。这些个花样翻新的“学会”的口号，在发达国家来说，指的是教育应“以人为本”，以人为起点，以人为归宿。
有人把“生存教育”，归属为适应环境能力的教育。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文化里，“适应能力”的教育从来就有着浓重的传统色彩。儒家的“做人”学说讲的就是人应该怎样适应社会生活环境。“学会生存”在现代中国被重新提出，表明了传统的“适应能力”教育正在面临着新的挑战。
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适应能力”？或者再换一句话说，传统的“适应能力”教育应该加些什么？减些什么？
“生存教育”的3种理解中，显然第二种理解源于中国传统，而后一种则更具有发达国家的现代教育色彩。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生存能力训练营、极限能力挑战训练等等，都表现了中国文化对现代教育理念不同程度的包容或认同。然而，“生存教育”、“适应能力教育”，并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将传统的“做人”教育加上现代的“生理能力训练”就能解决的问题。适应能力包括社交能力，也包括生理、心理承受能力，还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创造的能力，等等。适应能力是由多种能力交织而成的能力，它可以从人的各种行为中折射出来，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适应社会环境的“做人”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