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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到处张贴的野广告在城市里一律被称为“牛皮癣”。
“牛皮癣”是一种常见的人体疾病，好发于人皮肤的裸露部位。有很多种，医学上分为寻常型、红皮病型、脓胞型、泛化性脓胞型等，病征主要表现为皮肤破损，生红色丘疹或斑块，上面覆银白色鳞屑。这是一种顽固不易治愈，或治好后又反复发作的病。这种病的发病机理目前还不很清楚，也没什么特效药。
把野广告称为“牛皮癣”，这是城市依照它的构词法则造出的又一个词。就像牛皮癣不属于人正常皮肤的构成部分一样，城市也把野广告看成是一个“外来者”。人有头颈躯干四肢，头有眼耳口鼻舌，标准男人的躯干是V形的，五官是浓眉大眼的，标准女人躯干是S形的，五官是杏眼桃腮的。城市也一样。城市有高楼，气派的坚挺的粗壮有力的，就像男人高耸的鼻梁和发情时的阳物（如果它是阳物，一定是发情时的阳物，不能发情的阳物是拆迁房和烂尾楼）。城市有电灯，相当于人的眼睛。绿灯是青眼，红灯是白眼，霓虹灯是扑闪扑闪的媚眼，如炬的弧光灯是领导明察秋毫的慧眼，还有一种电子眼，高悬在进出的大门口，戴一副墨镜，面色冷峻，肌筋结实。城市还有广告，在每一座高楼，每一条街道，每一块铺面，每一处路口，它们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就像是人体身上的彩绘——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已经是城市皮肤本身。
而野广告则是从暗处长起来的。像一群夜袭者，不下战书，不摆阵势，不擂鼓吹号，它们悄悄摸进来，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它们已经收缴了我们的枪械，攻略了我们的城池，在我们的城头插上了属于它们那个国家的旗帜。我们把人皮肤上的牛皮癣等同于城市野广告，就在于牛皮癣也是不宣而战的偷袭者。某一天早上我们起床，感觉脖子有些刺痒，一挠，挠下几块银白的鳞屑。我们拿着鳞屑左看右看，用指肚捏捏，凑到鼻子底下闻闻，我们愣是搞不清楚这个入侵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着陆的。
牛皮癣攻打的还是人的要害部位。牛皮癣一般都集中在人的后脖子上。后脖子是人身上最容易让人看到的地方。当一个人正对他人的时候，他一般不大可能很仔细地分辨对方的面貌，要么不敢，要么不好意思，要么不屑。他通常注意的往往是自己的表情。面对领导时怎样让脸上的肌肉柔和起来，恭顺起来，面对陌生人时怎样让脸上的肌肉直绷起来，板结起来，面对敌人时怎样让脸上的肌肉强硬起来，尖利起来。比较而言，能够多看一眼看得仔细的只有情人的脸。但是情人的脸却又是错看的多，男的都是潘安，女的都是西施。或者只重视了情人脸上鲜艳的潮润的嘴唇，薄薄的尖削的微卷的灵活的香甜的舌尖。独有后脖子这一块，那是被别人看得最清楚最细致的地方。因为那时候那人已经转过身去，可以放松自己的表情，让脸上每一块肌肉都回到它最初的位置。这时候不经意的一瞥，往往便是最准确最真实的观察——噢，看那高级领带系着的像猪一样粗壮的脖子，那红色的丘疹和银白的鳞屑！
野广告占据的也是城市的显要位置。电线杆子上，刚刷出来的雪白的墙壁上，刚擦干净的能照得见人影的玻璃幕墙上，气势雄壮的包金箔的大酒楼大宾馆立柱上，散发着金属幽蓝光泽的卷帘门上，公交车站牌上，城市雕塑上，巨幅的落地广告牌上——广告牌上是一位女人风情万种的巨幅照，她皓颈微扬，玉腕轻舒，向这个城市的所有居民们展露她洁白的米粒一样的牙齿，红润的嫩滑的有光泽的皮肤，苗条的流畅的像一道亮光从黑夜闪过的S形身材。她是这个城市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所有女人的美容版本。但是，那块野广告不偏不倚，刚好贴在她的大腿上——这多少有些暧昧，似乎正暗示这个漂亮女人可能有的某种妇科疾病。
其实这块野广告非常小，和整个巨幅广告牌比起来，它就像是溅上去的一块泥点。但是，这块泥点却又是不容忽视的，好比是一粒耗子屎与一锅汤的关系，因为耗子屎的存在，让我们怀疑整锅汤的品质。这个城市经常有大人物下来调研。在大人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必须是清洁的，一尘不染的，甚至可能的话，最好是透明的。我们不允许汤里出现耗子屎，我们不能试图把耗子屎解释为芝麻，蒙混过关。领导人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有什么可以逃过他比群众还雪亮的眼睛！
一场打捞耗子屎的战役在那天早上发起总攻。红头字文件以“特急”的形式迅速下发到各单位一把手手中。整个城市已经被分割成很多块，每个部门认领一块——这不是分蛋糕，它没有那么甜，那么软，那么好消化。这是责任，一块硬骨头，不是那么好啃的，啃得不好牙齿就会磕掉一块。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分管副职是直接责任人。在下午两点以前必须把那粒耗子屎逮住，就地正法。两点以后，将由市长亲自带队检查。检查结果与领导的升迁职工的年终奖直接挂钩。与社会稳定、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党风廉政建设一样，实行一票否决。这是一条红线，高压线，谁也碰不得，谁要顶风作案，杀无赦，斩立决！
因为几张野广告，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在这一天起了很大的变化。工厂停了工，部门停了班，学校停了课，商店停了业，这个城市的所有人都来到大街上，带上可能的工具，扫帚，拖把，毛巾，刷子，洗涤剂，洁厕剂，用手撕，用刷子刷，用指甲刮，用刀削，用洗涤剂洗，用水龙头冲，用拖把拖，用毛巾擦，丁丁当当，刷刷嚓嚓，到处都是巷战，短兵相接，收寻，瞄准，狙击，肉搏，战斗空前的紧张，惨烈，空气中有一股被烧焦的味道……终于，在开道的警车拉响尖厉的警笛之前，这个城市变得干净，敞亮，整齐，高雅，车辆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阳光温暖如春，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美好哎……
只是，领导人物的莅临有如春风一度，春风的裙袍极快地扫过城市，便向城外的风景名胜吹过去了。春风过后，扬起的灰尘又迅速落下来，覆盖了楼房，街道，城市雕塑，广告牌，绿化带，男人，女人。一切都恢复到老样子。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刚刚被清洗干净的野广告又重新贴满大街小巷。打着名牌领结的脖子上又像霜花一样泛起了银白的鳞屑。
城市郁闷了！这野广告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城市自己身上长起来的？还是从外面传染进来的？如果是外面传染进来的，那它又是从哪里传染的？所有的传染病要传播都必须有三个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者。我们知道我们的城市是易感者，那谁是传染源？传播途径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外面传播进来的，而是城市皮肤上自己长起来的，那么城市为什么会长这样的东西？
科学研究表明，牛皮癣并不是一种传染病，一个人得牛皮癣并不是被别人传染的，更多的是遗传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所谓遗传，也就是与生俱来的，沉淀在血脉中的。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眼睛鼻子肝脏肺这些器官一样，牛皮癣也是他身上的一个器官——这个说法太让人绝望了，好比基督教说的“原罪”。一个人刚来到这个世上，还是赤白粉嫩的时候，我们就断定他是有罪的。是祖先的罪孽沉淀在他的肉体上，沉淀在他精神里。你生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受苦的，就是有重大的使命而这使命注定不可能完成的。
环境因素则是说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是赤白粉嫩的（自然是“赤白粉嫩”的），但是他因为呼吸空气，因为吃饭穿衣睡觉，因为与别人握手接吻，他就会得病。要不得病，只有把他放在温室里，放在真空中。但这样一来，他又是肯定活不下去的。
我曾经很仔细地看过城市里的一些野广告。我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找一处供我栖身的地方。那一天，我背一个巨大的牛仔包，从一条街的左边一路寻过来。我寻到了六家房屋中介公司。招牌都很大，寰宇中介，天下房媒，大大的招牌用霓虹灯镶嵌得气派辉煌。但公司却很小，就一间铺面。推开玻璃门，两壁墙上写满了租房信息，就像两架硕果累累的葡萄。这些葡萄看起来都流光溢彩晶莹剔透，我一挂一挂地拿起来看，从左边一直看到右边，我仍然不敢确定这些水汪汪的颗粒里面有没有结实一些的糖。
我从那些霓虹灯光中走出来，面色凄惶。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街中心的红绿灯像两道水闸，依次放行着两个方向的车流通过。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软，有些轻，就像一片秋天的叶子。我把身子倚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电线杆不是树干，它给了我一个依靠的假相。便是在那时候，我看到了贴在电线杆子上的那堆纸，那些横七竖八像牛皮癣一样的野广告。我在那一堆野广告中找到了一张，那是从一个小学三年级的作文本上撕下来的方格子，上面整齐的撕口显示了撕那张纸的小孩对纸的疼惜心情。纸上是那小孩的钢笔字。似乎这一期才用上钢笔，他对金属笔尖和墨水的使用还把握不好，有几处纸被他用力过猛划破，又有几处地方留下了斑驳的墨水迹。内容也很简单，“房屋出租”四个歪歪扭扭的字，下面是一组电话号码。
我就是在那一组号码的指引下，在一个农安区找到了我要租的价格便宜而又舒适的房子。这一件小小的事件改变了我对野广告态度。就像一个人不会对他父亲脖子上的牛皮癣产生厌恶的感觉一样，每当我看到那气派的场面很突兀地出现一张野广告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要上前去看看。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看那上面的内容比看报纸上的新闻有趣。
所有的野广告其实都是很小的。和巨大的广告牌比较起来，它们甚至完全可以忽略。B5的纸，16开的纸，最大的也就是A4的纸。有一些甚至是从作业本或者烟盒上撕下来的。这些纸张都很薄很糙，薄得都露出洞孔了，上面还浮着木皮没被碱水完全咬烂的黄斑。纸上的字大都是油印的，而且是那种老式的油印机印的，油墨调得并不是很均匀，有些地方又浓又粗，有些地方又淡得几乎看不见。字很小，小五号的——这显然是为了适应纸张的宽度，要在一张很小的纸上尽量把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够。不过那一组电话号码却做得很大，初号的字，有时候甚至就一组电话号码——这是一道唯一进出的门，一切可能都从这一道门开始。纸是用糨糊刷上去的，薄薄的纸后面非常清晰地露出了糨糊屎黄的痕迹。凑近去，还能闻到一股很浓重的酸霉味。这说明糨糊是经过反复使用的，大约是舍不得，把桶壁上干裂的，或者腐烂的糨糊刮下来，和着新鲜的面粉又重新打，于是糨糊才会出现这样一种怪怪的味道。
每每看到野广告的这些细节时，我就忍不住抬头看城市里那些高大气派的广告牌。广告牌都位于这个城市里最险要的位置。高速路口立着一块几十米高十多米长上百吨重的钢架，那钢架占据了下面很大一片土地，还给数十米范围内的庄稼制造了浓重的黑烟一样的阴影，甚至因为它庞大的身躯，改变了那里的风向和气候。而那块钢架，仅仅为了支撑一幅纸。这张纸撕下来，折叠起来，估计也就几块砖头大。但是它附着在钢架上，我们感觉它简直就像长城一样高大、雄伟、壮观。人口密集的公园里有一堵巨大的广告电视墙，它位于公园的中心地段，不管位于公园的哪一个位置，只要一抬头，都能够看见它。甚至不需要抬头，从电视墙里发出的声音可以穿过任何密集的树丛和阴影到达每一双耳朵。不管那耳朵是正和爱人的耳鬓厮磨着，还是搜索着那放在石桌上的老式半导体收音机发出的沙哑电波，或者树梢上那一星两星细瘦的鸟叫。两座高楼的中间有一块宽敞的空间，透过那一块窄窄的空间，可以看见极远处灰白的天空和那一丝若隐若现的云彩，以及天空下面那一带浓墨一样的远山和水痕一样的炊烟。很多时候，当我们从它旁边通过的时候，我们愿意立在那里张望一下，一些久远的情愫慢慢地濡湿了我们的灰尘密布的心底。但是某一天早上，那个窄窄的缝隙却被一块广告牌遮挡起来。那段广告牌不大不小，刚好遮住那块缝隙——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这块广告牌还是来得太迟。天空是自由的天空，天空一无依傍，没有挂广告牌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把一个大气球注满氢气升到空中的时候，那一幅广告就可以从天空中凌空飞降。
野广告做了些什么呢？除当了一次揉进领导人眼中的沙子，暗示广告上的高贵美女大腿根部可能有的某种妇科疾病，它还做了什么？据说，那一组特别突出的电话号码是潘多拉的盒盖，是一个陷阱，凡是打开盒盖或者陷入井中的人会像陷入地狱一样。但是，我们不仅疑问，那些高高在上的巨大广告展示给我们的图景，难道就一定是天堂？城市按照自己的构词法则，把野广告定义为“牛皮癣”，认为这是一种疾病。一定要把它除掉，要把那些遗下屎粒后悄悄溜掉的耗子给揪出来，泼上火油烧掉。我们对耗子生活的下水道、垃圾堆、贫民窟深恶痛绝，但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下水道、垃圾堆、贫民窟？我们在消灭耗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试图先把这些肮脏的地方消灭掉。
还有，我们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过，耗子，牛皮癣，以及那些贴野广告的人，它们同样是需要生存的。我常常想象那些贴野广告的人，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天亮了，我们起床，伸个懒腰，穿衣，洗漱，吃早点，出门，上班，午餐，再上班，早九晚五，晚上回家，晚餐，然后看电视，或者也出去应酬，吃夜宵，醉醺醺地回来，上床，睡觉或做爱，周二或者周三，按照惯常的姿势，爱得筋疲力尽后冲澡睡觉。我们的生活节奏是太阳给的，随太阳的起而起，随太阳的伏而伏。我们把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称为昼出夜伏。但是，那些贴野广告的人，他们显然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昼伏夜出”。
昼伏夜出——我知道一些动物是这样生活的。这些动物在漫长的种族进化史上，为了寻找食物，也为了躲避强敌，它们回避太阳，回避光明，回避明亮的生活。它们只能穿漆黑的或者花里胡哨的衣服；它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路，小心翼翼地呼吸，不能弄出任何一点声响；它们把自己蜷曲在腐草中或者垃圾堆里，在一种污浊的环境中延续自己生命的可能。
作为昼伏夜出的贴野广告的人，他们是怎么行动的？穿什么衣服出门？我看过武侠电视连续剧里的那些女侠。她们晚上出去，她们出去行侠仗义，她们穿上一身黑色的夜行服从房间出来，提示我们她们将出去行侠仗义。黑鞋，黑裤，黑衣，黑发藏在黑帽中。她们在灯光照耀的“黑暗”中摆着曼妙的姿势。其实，她们穿的不是什么“夜行服”，那分明是时装。雪白的女人，因为全身的黑服而显得愈加的白！
贴野广告的人，当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满大街刷贴的时候，应该是凌晨两三点钟了。其实就算是这时候，那些霓虹灯还在闪烁，街上还有醉醺醺的人，他们从酒馆出来，又偏偏倒进入舞厅。就像一群不愿意离开那只剩下骨架的菜青虫的蚂蚁，他们对城市的夜生活流连忘返。他们还不疲倦，酒精与荷尔蒙在他们身体里产生的能量还没有完全散尽。昼伏夜出的贴野广告者，他们必须小心在意，他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把这个城市惊醒。他们尽量躲在阴暗的地方，像耗子一样移动他们的脚步。在城市的暗夜里，和他们一样行动的，只有要饭的乞丐、浪荡的精神病患者、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小偷以及暗娼。
我不知道那个贴野广告的人可有一刻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样的寒夜，那样的胆战心惊，他们肯定有累的时候。他们即便不累，他们也一定很瞌睡。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昼伏夜出，他们不是动物，他们白天也是需要工作的。打糨糊，把那些纸拿到城市以外的边远郊区，只有那里才有那种花钱不多的老式油印机油印。在那里，每一张纸可以比城里的打印部便宜两分钱。一张两分，十张两毛，一百张两块，一千张就是二十块，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字，足可以满足一家人一天的饮食。但他们毕竟也是人，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城市应该折腾够了，汽车都进车库了，红绿灯也灭了，霓虹灯也不再闪了，那些高大的广告牌也只是一堆黑影，整个城市像刚遭遇了一场大火，处处还冒着浓密的黑烟。这时候，这个缝隙，黎明前的一个小时，这个城市里贴野广告的人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