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在战争过后，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晋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针砭时弊的宏文，却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去劝谏世宗，只会对其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习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就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远离道教。
夏言的做法自然引起世宗的不高兴，慢慢地世宗也就疏远了夏言。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取夏言而代之的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他都不对夏言有一句微辞。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良久，夏言知道了觉得很感动，认为严嵩真是对自己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子里藏着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内臣到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
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则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文章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懒惫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也不审阅就交了稿，因此多有重复卑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世宗不问是非就将夏言罢了官。后来夏言曾又复出，但最后还是遭到严嵩的陷害，在议复河套一案中受了牵连，终于被杀。严嵩补了夏言的缺，从此大权独揽，专擅二十多年。
以权力创造财富
严嵩执政，面临三个主要的问题。“北虏南倭”的滋扰，此其一；“家家皆净”的窘况，此其二；官僚集团的斗争，此其三。
所谓“北虏”，指进居河套地区的鞑靼人。他们长期以来威胁明朝北边，“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明史》卷204《曾铣传》）。在北边问题上，严嵩一贯主张防守，他认为边防积弱已久，兵将不足以交锋，粮饷不足以支持，采取攻势是很困难的。（《明世宗实录》卷265）应当指出，这是当时多数人的意见，有人把边事日坏完全归于严嵩索取边将贿赂，未免失之于偏。但是，防守的方针走到极端，严嵩难辞其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挥师东来，震撼京畿。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严嵩，严嵩告诉他，不要轻易发兵，倘若打败，罪责难当，不如纵其劫掠，“寇饱自扬去”（《明史》卷204《丁汝夔传》）。这种纵寇劫掠的做法实在太卑劣了。
所谓“南倭”，指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寇，包括中国走私商人建立的武装集团和日本浪人。严嵩认为，倭寇是进行海上贸易的闽浙商人，对他们应进行安抚（严嵩《历官表奏》卷12）。他的亲信赵文华更提出“往谕日本，禁戢岛夷，招抚王直”（《赵氏家藏集》卷6）的建议。但后来“倭寇”的破坏性越来越大，严嵩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挑选将才，在东南战事中颇有建树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就深得严嵩器重。
“家家（嘉）皆净（靖）”是著名清官海瑞骂皇帝的话。“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明史》卷78《食货二》）边用姑且不论，据说，世宗每一举醮，赤金就要用数千两，（《万历野获编》卷2《嘉靖青词》）耗费之巨可知。严嵩对于整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并无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世宗不是一个容得逆耳之言的皇帝；一方面是因为严嵩地位改变，很难再有修人事以回天的政治抱负，更不要说他本人已成为腐败政治的代表人物。
在严嵩心目中，官场斗争要比纠正皇帝的过失、解决财政困难、安顿边界海防更重要。
首辅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入仕晚于严嵩，因议大礼先有宠，严嵩事之甚谨。但久寄人下，岂能甘心？严嵩曾经秘密交结世宗信任的方士陶仲文，希望去夏言而代之，没有结果。后来，他又联合咸宁侯仇鸾等终于谗杀夏言，实现了位极人臣的愿望。
仇鸾和严嵩合作，去掉了严嵩的政敌。事后二人交恶。仇鸾在世宗面前说了严嵩不少坏话，有一段时间，世宗召见阁臣，竟不让首辅面君，严嵩又利用和仇鸾争宠的陆炳揭发仇鸾的阴私，才使世宗改变了态度。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严嵩之子严世藩聪明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严嵩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除此之外，严嵩父子又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的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
然而，严嵩对文学之士都是竭力拉拢，《钤山堂集》收入当时大家湛若水、崔铣、王维桢、杨慎、唐顺之等所撰序文，对严嵩的诗文交口称赞。在明代被奉为文坛领袖的首辅，除杨士奇、李东阳外，只有严嵩了。
明朝所设职官，无不相互牵制。小臣一道奏疏，或可置内阁、部院大臣于死地；上层官僚的斗争，也常借小臣发难。严嵩深知其中利害。凡说他坏话的官僚，他能辩则辩，不能辩则伺机激怒世宗，加之以罪。因弹劾严嵩而获罪的官僚，前后数十人，有的死于非命，著名者，如杨继盛、沈炼等人。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自有应付之道。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而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他，他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至于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
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炼被贬到保安，但沈炼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把他杀害。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疏必死，还是毅然而决，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成败全在道士身上
严嵩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再任首辅时，年近七十，机敏程度和精力大不如前，朝廷政事一并交给儿子严世蕃去办，自己只在西内（即今中南海）应付皇帝，后来撰写青词也要由他人代笔。严世蕃没有经过科考，由父任入仕，官至工部左侍郎。他颇通国典，晓畅时务，自诩有天下才。
严嵩能先揣测世宗心思，而严世蕃则善分析世宗诏书，父子相合，真可谓对这位皇帝了如指掌。但严世蕃倚势骄横，干了许多不合法度的事情，又耽于享乐，甚至把世宗的诏书扔在一边，使严嵩不能及时回奏，严嵩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就很难维持了。
更重要的是，严嵩握有权柄，久而必骄；世宗久任一人，不能无疑。严嵩的亲信遍布要津，掌握选官大权的吏部文选郎中，职掌舆图、军制、简练、征讨诸事的兵部职方郎中，由其亲信万寀、方祥分任，时人称他们是严嵩的文武管家；为了让内亲欧阳必进当吏部尚书，严嵩至一请再请；夏言被治罪时曾说：“在内诸臣受其牢笼，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钳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这些都必然对世宗发生影响，在君臣间引起猜忌。
后来恰好出来一个比严嵩年轻近二十岁，多谋能断，善撰青词，主张“以威福还主上”的徐阶与之争权夺位，严嵩更是在劫难逃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世宗十分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
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嵩父子罪状，“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世宗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交大理寺审理，被判戍边。但严世藩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徐阶必欲除之而后快。指使有司指控严世蕃谋反，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严世藩处死，严嵩消籍为民。
严世藩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往观的人塞街堵巷，足见民愤之大。家败人亡的严嵩回到江西，老景凄凄，寄食墓舍，87岁的他在隆庆元年（1567年）死去。
当皇权成为资本
宦官本是皇帝身边的家奴，但宦官们因为和皇帝接近，并且经常为皇帝处理一些秘密事务，所以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权力。久而久之，宦官手中就握有皇权这一资本，并为所欲为，以皇权之名，来行腐败之实了。明武宗时期的宦官刘瑾，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