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哪个王朝，能够如明朝万历时代一样，把几十年的时间放在一场滑稽的争论上，也没有哪个王朝能够如万历时代一样，令一个国家在几十年间完全荒废。
“罢工”的皇帝，“怠工”的王朝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会像明朝的万历皇帝那样，有意地“罢工”，坚持数十年不上朝，也没有哪个朝代的臣子会像万历朝的大臣一样，为了一个立太子的问题而纠缠不休。大明王朝就在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这场“罢工”与“怠工”的纠缠之下，呈现出了衰亡的迹象。
被个人情感羁绊的帝王
明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确算不上是一位有所为的帝王。
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他实在是拿不出一点儿开疆拓土、威加海内的丰功伟业，就是与他的祖上洪武皇帝相比，也相差甚远。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万历皇帝的文学造诣也乏善可陈，史家也未曾为他留下相关方面的毁誉文字。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文学见长的帝国，一个皇帝，如果不会将他的国家打理得太平无事，但若是在文学或绘画方面有所建树，后世在评价他的功过的时候也许可以为他的失职找到一点儿理由，例如南唐的后主李煜。万历皇帝在这两方面似乎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是，万历皇帝又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无论是野史还是史学家的研究中，他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人们记得的只有那几个因为某种功业而名垂千古的。大多数人的命运，乃是异常凄惨和悲壮的，当然除去少数穷奢极欲的例外。他们的悲惨命运在于他们自身的气质和能力根本不适合，同时也不能胜任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皇帝这一职位，挣扎在求有为而不得，求无为而不能之间。
翻一翻中国古代历朝帝王的家谱，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许多位这样的人物。在每一个新朝代走上正轨之后，只要继承制度不受到挑战，总会有一个人相应的被自动送上履行帝王职责的职位，不管他是否准备好能切实履行这一职责。万历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翊钧岁登基，在此之前，他一直接受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教导。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当翊钧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每日要在寅时被太监叫起去听张先生的授课。这个时候大概就是现在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
张先生对小皇帝的授课也丝毫不苟，一旦翊钧在背诵经史课本时有错或是瞌睡，张先生一定会拿出严师的身份加以斥责，甚至是罚打手板心。这种经历在翊钧成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对张先生非常敬畏。张居正身居内阁首辅多年，与翊钧皇帝重视他们多年来的师生情谊分不开。然而这种敬畏感也并非自始至终表现为对张先生的爱护，多年以后，张居正被清算，他对小皇帝的铁面无私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翊钧想起幼年与张先生上课时的情景，不能不有一股怨恨。
1582年是翊钧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三月，他曾在一天册封过九位嫔妃，其中就有一个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后来的郑贵妃。郑贵妃当时不过14岁，然而翊钧却对她一往情深，并且至死不渝。
郑贵妃喜欢读书，同时也不像其他的妃子对翊钧只有敬畏和服从。在某种意义上说，郑贵妃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皇帝，而是当成一个男人来看待。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参佛，甚至把他们愿意生死同穴的誓言书写下来放置在锦盒中。
爱情让翊钧对郑贵妃许诺将他们的儿子封为太子。然而自小受到的这种不违纲常伦理的教育在翊钧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真正履行这一诺言。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竭力维护他与郑贵妃的爱情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在立太子一事上有意识地与群臣对抗。
但是，即使到1620年他以57岁的年龄驾崩时，他也始终没有能给予他宠爱的郑贵妃他想给予的一切。他们生死同穴的誓言也成了一句空话，他生前未能好好爱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死后也不能和她葬在一起。陪在翊钧身边的是他一生中从未爱过的孝端皇后王皇后，而他所爱的郑贵妃则在死后孤零零地安葬在另一处皇陵中。
“罢工”皇帝的病态人生
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学者们也认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后，是他个人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
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儿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
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
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
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罢工”主因：国本问题
万历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也就是立哪个儿子做太子的争论。
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
本来，臣子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瘐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地上疏。这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
从小严母厉师的关于帝王之道的教导，他知道大臣们是对的，但是感情上他一定是万万不能接受。于是同样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不一样，他只能极不情愿的屈服于群臣，甚至用撒谎和拖延近于无赖的手段，口头上说明年就立，却不讲信用的一拖再拖。
本来唯一臣子们和万历能和解的机会在于皇后死了就好了，那样的话万历就可以封郑贵妃为皇后，按立嫡的原则，大臣们就没话说了。偏偏这位多病的皇后硬是正位中宫42年，和万历死在同一年。皇后贤孝，很得太后欢心，废不得。
长寿的皇后粉碎了君臣可能的和解的机会，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了长子。也许这就是天意。这场无谓的君臣间的较量是旷日持久的，消耗了万历帝励精图治的决心，所以他消极反抗，既然辛辛苦苦当个明君，百年身后，最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远在一起，反倒是那个毫无感情，与一段肮脏记忆有关的宫女长伴地下。
他不理朝政，他贪财，也许都出于这么一种报复的心理，既然拗不过你们，万年之后我也将永远痛苦。那这江山还好好治理做什么，最好是把天下的财富都搜刮来送给小儿子，至于江山被弄得怎么千疮百孔，留一副烂摊子给老大去继承好了。所以他不问朝政，只顾拼命搜刮，重重赏赐福王（即郑贵妃之子）。他隐居深宫，谁也不能见到他，只有小儿子福王可以。
也许这正是变相的传天下给小儿子。至于国家的情况愈来愈坏，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不危及到自己身前就行了。你们不是非要他继位吗？好，正好留副烂摊子给他，这就是对固执的大臣们和上天命运安排的报复。
所以，无论大臣们多么沉痛的指出形势多么危急，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天下将有陆沈之忧”！他居然仍然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黄仁宇所说的“消极怠工”了，这应该是有一种报复快意的变态心理了。万历帝也许是故意要如此的。
世间何须张居正
在万历时代，就算是再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最终的命运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张居正如此，海瑞如此，李贽如此，戚继光如此，万历王朝，简直变成了吞噬精英的黑洞。
本来就是如此，一个腐朽的时代，哪里需要张居正这样不世之才呢？
入阁拜相的士大夫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评价张居正说：“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象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内阁首辅就成了事实上的“真宰相”。有明一代，首辅不下数十，但真有作为，在历史上引人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张居正。
《明史》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称他是“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不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作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明史·郭朴传》），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