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城市生活也十分繁荣，戏曲、话本等文艺形式十分兴盛。在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化背后，明朝的社会现实也被折射出来，并作为文学的底片，永远留在历史之中。
市民阶层的万花筒：“三言”与“二拍”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生理本能的欲求和对荣华富贵的艳羡也迅速膨胀起来。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中，“三言”和“二拍”的创作倾向才有了非说教不可的明确意识和迫切的需要。
“三言”、“二拍”诞生在资本主义萌芽，新思想新观念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岁月中。勇于进取和冒险精神，正是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精神状态的反映。“三言”、“二拍”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市井小民的琐碎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主题。
比如，在歌颂进取冒险精神，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和对荣华富贵的渴望方面，其作品就有《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七卷《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市民意识的率真和一定程度的解放。
当一个社会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矛盾的模式，就会使人们不知所措，社会结构与个人品行相抵触，这就是所谓社会“失范”。而当一个社会系统处于失范状态时，便会有许多人抵触社会原有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意向。新兴阶级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异端。但又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的羁绊，中世纪与新时期之交，时代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吹响了反封建的战斗号角；同时，也留下了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
教化作用是儒家所提倡的，冯梦龙无法脱离窠臼，他在《警世通言叙》中表白：自己的创作意图就是“以前因后果为劝惩”，内容则“如儒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三言”的书名从“喻世”、“警世”到“醒世”反映了作者对世事积极参与的态度，标榜的正是宣扬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宣扬天命有定、因果报应等思想。
任何社会都要进行规范整合、意见整合和功能整合，即协调好社会公认的规范与个人动机过程间的关系。通过教育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民众的信仰、习惯和思维移动的定式与社会相吻合，话本、拟话本的出现正是整合的结果。
两位作家在具体角度上不尽相同，其原则都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尺度净化人的道德观念，维护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即所谓要维系世道人心。只是在贬抑个人的封建礼教，和日益膨胀的人欲之间进行一些折中、调和。进行劝诫，便成为话本、拟话本艺术构思的一大特点。劝善惩恶以什么为标准呢？主要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
劝善惩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启示，趋善避恶。原来是要给市民被利欲冲昏的头脑泼一瓢冷水，使他们冷静下来，反省逾规逆行之举，重拾理念的准则。寓教于乐是最有效的教化，客观上消弭了社会的动荡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便是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仁和亲孝，不情之情
儒家关于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是儒家重要的内容。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类似的说教在“三言”、“二拍”中大量存在，尤以“二拍”为甚。如《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二卷《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第三十二卷《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就是集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
前者表彰“孝子节妇”，写一个孝子的父亲被人打死，他为了不简父尸，不经官而自己复仇。复仇后又宁愿自己受刑身死；而他的妻子则矢志从夫，早就对他表明心迹：“君能为孝子，妾亦能为节妇。”果然，丈夫死后她不肯先行埋葬，直待三年后把孩子哺成，自己才以身殉夫，和丈夫双双出柩。后者“夫妇有别”，写张福娘被一公子先娶为妾，后公子要娶正妻，但丈人必先要遣妾，然后才同意成亲。这时张福娘也逆来顺受，对丈夫只是说：“妾乃是贱辈，唯君家张主。君家既要遣去，岂可强住，以阻大娘之来？”她被遣后不久就生下一个儿子，接着丈夫又病死，但她“甘贫守节，誓不嫁人。随你父母乡里，百般说谕，并不改心。”最后终于教子成名，母以子贵。这两篇作品都渗透了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
“主为奴纲”也是他们宣扬的观点。《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叙述唐代萧颖士的仆人杜亮，宁肯被性子暴躁的主人打死，亦不肯离开主人。作者赞扬他“恋才爱主，千古奇人”。
冯梦龙创作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又是一例。老秀才鲜于同在乡试前的预考、乡试和会试中，都是青年进士蒯遇时无意将他取中。鲜于同后来明明知道蒯遇时不是有意提拔他，而是对他采取嘲谑的态度，但仍然是一再竭诚报恩。
《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写范式因忙于商贾，忘记了友人张劭的鸡黍之约，至期始觉，乃自刎，以使鬼魂如期赶到张家。张劭得知范式已死后，星夜到范式家乡吊祭，亦自刎而死，求葬于范式之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是不合情理的。此种不情之情的实质，是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所采取的一种行动，而不是在特定情境中所必然产生的真实感情。
烈女殉夫，生死不弃
“三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在爱情观、婚姻观上有许多呼唤民主平等的新意识。但是在呼唤民主的同时，小说家又担心妇女解放得太出格了。不时地要跳出来，为妇德张目。
这些故事表达男女之情时，大都把主动权交到女子的手上。
《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宋金，因生重病被撑船的岳父母抛弃在江边的荒山上。妻子宜春得知后，一把扯住母亲，哭天哭地叫道：“还我宋郎来！”并斥责爹爹“不仁不义，伤天害理”。父母劝其改嫁，宜春以死自誓。亲自登上荒山寻找丈夫，逼父母书写招帖，遍处张贴。三月之后，推测丈夫已死，宜春便穿起重孝，“朝哭五更，夜哭黄昏”，一直过了三年，直到宋金寻到船上时，还看到宜春身着重孝。而宋金富贵之后，不忘旧妻，千方百计找到岳父母的船，很有情义。
《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是表现男女之情的重要作品。该作叙述王景隆与北京名妓玉堂春（苏三）私订终身。王生万金散尽被鸨母赶出家门，苏三受尽鞭笞之苦拒不接客。后来，苏三被卖给山西商人沈洪，带到山西，亦誓不受辱。沈洪妻子欲毒死沈洪、苏三，不想单单毒死了沈洪，苏三被沈妻诬陷，下在洪洞狱中。王景隆中了进士，做了官，到京寻访苏三消息，又乘到山西做官的机会，微服私访，救出了苏三，夫妻终于团圆。
作者刻意塑造的烈女贤妇，品行太完美了，难免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如《醒世恒言》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写朱家女儿多福与陈家儿子多寿九岁订亲，陈多寿十五岁时，遍身生癞，不人不鬼。他多次主动提出退婚，而多福竟以悬梁自尽表示不愿改字他人。多福嫁到陈家后，多寿为不连累妻子，饮毒酒自杀，多福发现后亦饮毒酒。作者赞扬说：“相爱相怜相殉死，千金难买两同心。”
无论是“三言”还是“二拍”，实际上都是一个矛盾体。同样的冯梦龙、凌濛初，既发表抨击男女不平等的激烈言论，又自相矛盾地要求妇女就范。其中既有着新的、进步的东西，同时又存在着旧的、落后的成分。这一切正反映了它们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必不可免地要烙上新旧思想交杂的时代印记。
劝人为善，劝人惩恶
《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写穷秀才莫稽入赘到团头（乞丐头儿）家里，靠妻子金玉奴的帮助，会试及第。莫稽做官之后，却怕这门亲事“被人传作话柄”，居然把妻子推到河里。淮西转运使将金玉奴救起，认作女儿，并有意配给他的下属莫稽为妻。志得意满的莫稽跨进新房的时候，被一顿棒打，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篇小说伸张着一种下层人民的道德：即使妻子出身微贱的团头之家，也不能鄙薄她，负情于她。
《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常恨》叙述周廷章追求王娇鸾的时候，指天发誓，“口中咒愿如流而出”，但一旦分别，就乖乖地听从父亲的意志，“慕财贪色，遂忘前盟”，和魏氏女结了婚，“如鱼似水，竟不知王娇鸾为何人矣”。二十一岁的王娇鸾在绝望之余，悬梁自尽。吴江大尹得知此事后，痛骂周廷章的负情，给予一顿乱棒，说：“用乱棒打死你，以为薄幸男子之戒”，“顷刻之间，化为肉酱，满城人无人不称快”。这一情节结局表现了作者对负情者的憎恶和鞭笞。
作者所教导人们的是什么？《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案》结尾说：“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宣扬不要做亏心事。《警世通言》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结尾也说：“从来天道岂痴聋，好丑难逃久照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德积阴功。”翻来覆去都是一句话：好人坏人，日久自见。泾渭分明地规劝人们修德行、做善事、积阴功等等。
轮回报应，不亏行止
因果报应是佛教教义的支架之一，与道教也有密切关系。如何诠释因果报应？因就是因缘。因缘生万法，是佛法中的重要义理。因是原因，即事物产生的内部规律；缘指事物变化的外部条件；果报就是变化的结局。
《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吴衙内邻舟赴约》叙述南宋时期江州秀才潘遇到临安会试，本来其父潘朗梦见潘遇中了状元，店主人也梦见土地公公告知今科状元姓潘，明日午间到此。但因潘遇见店主人女儿美貌无比，私自勾引，亏了行止，状元遂被别人得去，一生郁郁而终。
“不亏行止”的主张有着合理的因素，但在冯梦龙“不亏行止”的前提下绝不是否定个人私欲。同一篇“正话”叙述长沙通判吴度升任扬州府尹，携子吴彦上任，船泊瓜州，遇新任荆州司户贺章，两船相傍而泊。吴彦与贺章之女秀娥一见倾心，秀娥遂约吴彦深夜到她船舱私会。天未明，两船俱发，吴不得归，白天匿于小姐床下。后来其母听见床下鼾声，事乃败露。贺章夫妇到了武昌时，便差一仆人将吴衙内送走，并寄书吴父使遣媒求婚。吴彦、秀娥私通，按照传统观念，乃伤风败俗之事，但作者赞扬他们“少男少女，情色相当”，肯定了少男少女情欲的合理性。
在《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月明和尚回答柳翠时就有这样一段话：“前为因，后为果；作者为因，受者为果。假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是因，得是果。不因种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恶因得恶果。所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
什么是因果？小说中通常概括为如下的偈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或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在印证善报的作品《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复拾银不昧，还与失主朱恩。后来施复与村人乘舟过湖买桑叶，不意次日风雨大作，同舟人皆遇难丧生，施复却偶遇朱恩留住而得救，后来施复家业日旺。
慎言慎行，屈辱为上
市民阶层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他们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也受官府的盘剥，稍有不慎，便会倾家荡产。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以求在封建统治重压的缝隙中，维持自己的生计，并求得些微发展。他们听说书，不仅是为了娱乐，也是为了从别人的命运中，吸取人生经验、人生哲学。
《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宋元话本《错斩崔宁》结尾说：“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言酿成殃危。劝君出言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
故事讲小市民刘贵向丈人借了十五贯钱，因酒醉骗小妾陈二姐说把她卖了。就在小妾逃走的夜晚刘贵被贼所杀害。恰巧陈二姐逃跑时与伙计崔宁同行，崔宁身上恰又带了十五贯生意本钱。于是崔宁与陈二姐均受累被冤判。
刘贵的一句戏言导致了自己被杀、连累二人致死，把“口舌从来是祸基”的人生经验表现得鲜明、突出。“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这就是本文所要标榜的劝诫主题，借刘贵的故事所宣扬的正是市民慎言慎行的人生经验和处世之道。
市民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安分守己，屈辱退让。本篇表现出来的对达官贵人的迷信、仰视、艳美、趋奉，显然并不是作者个人的人生态度，而是市民阶层普遍的情趣和思想。
不贪财色，修身远祸
《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叙述了一个妖的爱情故事。生药铺主管许宣到保淑塔寺追荐祖宗，雇船归来，遇白娘子中途搭乘。她“把秋波频转，瞧着许宣”，显示了对爱情的渴望。分别时，她制造同许宣来往、结合的机会，托言没带船钱，要许宣垫上，又要许宣跟她共伞。
许宣没有别的心思，只是说：“娘子还小人的伞吧，不必多扰”。白娘子便直接点明：“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不枉天生一对，却不是好。”她把偷来的钱送给许宣。邵太尉库内凭空不见了五十锭大银，把许宣捉到临安府。缉捕使臣带人到白娘子家里去，果然找到明晃晃一堆银子，许宣被连累发配苏州……
这一情节完全不符合白娘子的性格逻辑，但作者要表现的是妖怪害人的故事，是宣传“奉劝世人休爱色”的人生经验，表现爱色害人的主题，所以才写了法海砌成七层宝塔，把白娘子压住。
作者表现的劝世内容就是最后法海的八句诗：“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我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
《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讲给一个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结尾作者告诫人们：“有诗赞曰：‘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人心。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借张胜与小夫人的故事，宣扬不贪财色、修身远祸的人生哲学。
信义任侠，一诺千金
如前所述，“三言”有不少作品写了朋友之间的友情。如《喻世明言》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警世通言》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等。《喻世明言》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叙羊角哀、左伯桃一起投奔楚元王，途中冻馁交袭，左伯桃遂并衣粮于羊角哀，自己冻死于树洞之中。羊角哀受到楚王重用后，厚葬伯桃，又夜梦伯桃告以荆轲侵凌事，遂自刎而死，至阴间助伯桃大战荆轲。这些作品教化人们从伦理学出发规范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伦理念规范化了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