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的大军被围困，奋力突围，各将帅纷纷逃跑，马步兵大乱，自相蹂践，弓甲遍野。清军四面掩杀，明军大部逃往杏山、宁远二城，只剩洪承畴和辽东巡抚丘民仰及两个总兵孤守松山。
清军攻杏山，吴三桂率军向宁远逃去，被清军截杀，仅以身免，明军被歼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数以万计，海中浮尸飘荡，多如雁鹜。”
清太宗对松山还是围而不攻的办法，静待城内粮尽，后因宸妃病逝，太宗回到沈阳，后松山守将夏成德降清为内应，清军夜里登城，擒获洪承畴，其余将官被杀，松山城被夷为平地。锦州军心瓦解，祖大寿也献城投降，锦州经过一年的围困，不战而克。
当初祖大寿背弃大凌河誓言，如今很多人都要求处死他，但太宗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了他十余年，还重用了他的儿子，此时仍劝他归顺。祖大寿深为感动，于是诚心诚意的投降了清朝，洪承畴后经劝说，也投降了清朝。
此时，明朝精兵已尽，仅剩山海关和宁远两城，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萨尔浒大战，明军错在分兵四路，结果被各个击破，此次松山大败，还是13万兵马，却因合兵松山，被来了个瓮中捉鳖全军覆没。明朝太监监军，将领之间钩心斗角，朝廷朋党攻伐，皇帝昏庸无能。而清朝以少胜多，在蒙古、汉军的大力支持下，爱惜重用人才，君臣齐心，取得了一次次骄人战绩，形成鲜明对比。
败类现象：叛徒与遗民之外的视野
从一般的角度来猜测，越是在危难时刻，越是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无论这个人是忠诚、摇摆、叛变还是彻底堕落，这些潜在的本质都会在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被激发出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明朝末年的败类，名气之大，祸害之深，几乎是中国历代所不及的。
权奸的发迹史
明朝末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膜藏革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之鞠。
这首民谣讽刺的正是明末祸国殃民的权奸马士英。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8岁的马士英中进士被授南京户部主事，其后他一直官运亨通，升迁到了右佥都御史要职。马土英自幼家境贫寒，备受富家子弟歧视凌辱。因此，年轻时他发奋读书，立誓要当大官，挣大钱，改变自己的穷酸地位。现在虽然达到了目的，但马士英仍嫌官小权轻，在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多次挪用府库公款贿赂朝贵。结果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丢官削职后，他只好狼狈地逃回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阮大铖。阮大铖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才子。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盛为流行，深受时人赏识。只可惜他心术不正，整日碌碌忙于拍马溜须，投机钻营。他先是倚重同乡，时为御史的东林党人左光斗，后来依附大宦官魏忠贤，成为阉党的一员。
阉党当权时，阮大铖积极参与制造了“封疆案”、“六君子案”等一系列冤案，所以在魏忠贤被诛杀后，感觉到自己有灭顶之灾，于是立即赶写了两封上疏，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阮大铖名挂逆案，难脱干系，终被削去了官职，诏令“终身不得录用”。他流寓到南京后，恰遇官场失意的马士英。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于是整日推杯把盏，互诉苦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明朝覆亡消息传到南京，居守陪都的六部官员一片恐慌。为继承明统，他们决定拥立新君，重建中央政权。但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南京各派官员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有人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有入主张拥立潞王朱常芳，吵得不可开交。这种混乱局面对于马士英来说犹如一针强心剂，他预感到自己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士英毫不犹豫地卷入这场政治争斗。
这场争斗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为主导，一派以马士英为核心。马士英暗中联络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实力派，派兵把朱由崧接到了南京，声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称帝，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此即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
此后通过排挤史可法，马士英获得了南明政权的绝对控制权。马士英独掌大权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极力举荐其死党阮大铖。马士英心里十分明白，阮大铖作为阉党成员，名声很臭，要想保举他，就得师出有名。幸好阮大铖肚里还有点货色。他自幼读过一些兵书，对兵法略知一二。马士英便抓住这一点大肆吹捧阮大铖知兵善战，提出要让他出任兵部侍郎。
马士英指使阮大铖四出游说，大造舆论，积极地进行配合。阮大铖在当年结识的达官贵人中大放厥词。那些一直处于舆论谴责压力下而难以出人头地的宫廷太监，见有人为自己说话，一下子把阮大铖奉若神明，交口称赞他才德兼备，当委以重任。这帮人成天萦绕皇帝左右，对皇帝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马士英还以皇帝的名义，召阮大铖进宫。阮大铖于是得以亲自面见皇帝，抛出一套早已炮制好的所谓“守江策”，提出联络、控扼、进攻、接应等一整套攻防策略，这对于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权来说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一开始，便引起了弘光帝的浓厚兴趣。接着阮大铖鼓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陈三要、两合、十四隙”，虽为书生之见，但其口若悬河，宏论滔滔，颇合皇帝胃口。弘光帝高兴得连连击掌叫好，于是当即命人起草诏书，授阮大铖江防兵部尚书，后又很快擢升其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出任兵部侍郎，犹如一石击起千重浪，举朝为之哗然。许多官员纷纷告退。吕大器、姜日广先后辞官罢归。马士英则乘机安插心腹，填补空缺。他听从阮大铖计谋，全部起用了逆案官员，甚至对死者也给予赠恤。这样阉党势力再度得势，使得朝政更为腐败黑暗。
祸国终害己：败类的结局
马士英像历史上所有的奸佞一样，不但有强烈的权力欲，而且还有强烈的金钱欲。他通过种种卑劣手段聚敛钱财，中饱私囊。
江南的水陆交通很发达。马士英就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江南的水上航运业。他在长江各处遍设关卡，并由太监亲自坐镇，对过往船只课以重税，每只船所征税额高达200至300两银子。
当时，江南人民盼望朝廷能够厉兵秣马，重振旗鼓，收复京师。马士英便利用人们的这种普遍心情，打着“兴复”、“助饷”旗号，到各地去搜刮钱财。他不但巧立名目进行搜刮，还大幅度提高盐、酒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税额，以致卖一斤老酒就得征一文钱。这些钱财丝毫未用做军饷，反而源源不断流入马士英私囊。
上梁不正下梁歪，其部属搜刮之能与马士英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拿御史彭遇飕来说吧，他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避乱南渡，阿附于马士英。他受马士英委派，刚到杭州上任，便带着打手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市民钱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在当时是江南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彭遇飕的强盗行为使得杭州市民关门闭户，不敢轻易进行贸易，市场呈现萧条景象。
马士英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生财绝招。他上疏给皇帝，说现在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为筹措经费，请求免除府州县的童生应试，改为以交纳银钱多少确定童生名次。
皇帝听说国库空虚，感到很紧张，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玩乐享受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因此当即糊里糊涂地同意了马士英的主意。马士英遂作出详细规定：交纳银钱多的，可以不经过考试，便可稳稳当当地获得生员资格。并同时规定，上等户人家必须交纳六两银子，中等户四两，下等户三两，直接送到学院查收。一时间，各地一哄而起，生员人数剧增。
这种纳钱代考的风气很快蔓延开来，使得卖官鬻爵的勾当愈演愈烈，甚至连朝官也可用钱买。马士英规定了许多官职的价格。比如，武英殿中书纳银900两，文华中书纳银1500两，内阁中书纳银2000两，待诏纳银3000两。于是，许多豪强缙绅趋之若鹜，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朝政极为腐败黑暗。
马士英只知道压榨百姓，聚敛财富，打击政敌，但谈到如何抗击南下的清军，他就一筹莫展了。最后，还是要忠臣史可法去应战。然而，史可法兵败，扬州被清军占领后屠城十日。
扬州一破，南京危在旦夕。五月十九日，清军攻入南京。仅存一年零四天的弘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被永远地抹掉了。
早在南京行将陷落之前，豪门富室、达官贵人纷纷卷起金银细软仓皇出逃。五月十一日黎明，钱谦益乘轿来到马士英家，准备商讨守城大计。但见马家，一派忙碌慌乱景象。不久，马士英便从屋里出来了。只见他小帽快鞋，一身便装。“想逃跑，胆小鬼！”钱谦益在心里暗骂一声，正要搭话，只见马士英向钱谦益一拱手，说：“惭愧，惭愧。我家有老母，看来不能随你一起殉国了。”随后，他带着他的老母和十几车金银财物，在四百多名家丁亲兵的簇拥下仓皇逃走。
由于马士英平日作恶多端，因此他不论走到哪里都遭到人们的唾骂和白眼。路人见了他都像躲瘟神一样纷纷回避。逃至乡下，家家户户都赶紧关上大门，闭门不出。马士英连水都难讨到一杯，更别说吃饭问题了。他逃至广德府（今属安徽），知府赵景如坚决拒绝马士英入城。马士英苦苦哀求，但无济于事，只好指挥护卫攻破城门，才得以入城。
在处处遭受冷遇后，马士英又想投奔鲁王朱以海，遭到鲁王手下大臣的一致反对。于是他又转而投向盘踞在福建的另一个南明小朝廷隆武政权，但同样遭到拒绝。
马士英处处碰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马士英的一生，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评价的那样，是“庸琐鄙夫，饕残恣恶”。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呼风唤雨的显赫人物，首先要归因于明末朝政委靡，纲纪败坏的混乱政治局面给他提供了发迹的机遇。阮大铖因名挂逆案而备受唾骂和冷落，但他的落魄却成为马士英步入官场的跳板，使得马士英如一枝花而意外地受到青睐。
然而深藏在内心的恶劣本质决定了马士英不是一个能给南明政权带来福音的救星，相反，正是他加速了南明弘光政权的灭亡。马士英自从掌握了弘光朝大权后，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自己押在了弘光政权上。他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搜刮民财，以满足他的权力欲和金钱欲，耗尽了弘光朝仅存的一点儿精气。弘光政权覆亡了，历史也宣判了他的死刑，马士英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