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邹与鲁閧（1）。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2）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3）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4）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5）也。曾子（6）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7）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梁惠王章句下》
【注释】
（1）邹与鲁：邹，国名，其地在今山东省邹县。鲁，国名，其地在今山东省曲阜。
（2）疾视：仇视。
（3）转：辗转。
（4）几：将近，几乎。
（5）上慢而残下：上，指国君和当政官员。慢，怠慢。残，伤害之意。下，指老百姓。
（6）曾子：即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
（7）尤：责怪。
【译文】
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在这次事件中，我的官员牺牲了三十三人，而百姓没有一个为长官效死的。杀了他们吧，却又无法杀尽；不杀吧，又恨他们看着自己的长官战死却不肯去救，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回答道：“饥荒的年景，您的百姓中年迈体弱的暴尸在深沟野壑，年轻力壮的四散逃亡，这样的人差不多都快上千了，可您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库房充足，这种情况官员们没有一个向您报告过，这是对国君的怠慢，对百姓的残害啊。曾子说过：‘警惕啊，警惕！你怎样待人，人家就会怎样待你。’现在老百姓有机会反过来这样对待他们的长官，您不要责怪他们了。您如果能施行仁政，这些百姓自然会亲近他们的长官，愿为长官效死了。”
【述评】
官民关系是一切政治关系的基础
“出尔反尔”，在我们的惯常用语中多指人们前后言行不一，反复无常，不信守诺言。其实它的本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因果报应的意思。孟子用在这里，是针对当时邹国政治局势提出的一句具有警醒意味的话。
自古以来，君民关系、官民关系是一切政治关系的基础，它关乎社稷的安危，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社稷危。这已经是亘古不变的政治箴言。但是处身其中的官宦，有几个清醒地去考虑这个问题呢？
在古代，关于君民关系的论述最为著名的是舟与水的比喻。载舟覆舟的典故许多人都知道出自唐太宗。唐太宗有一次问太子李治：“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说法最早出自荀子。荀子是借了《左传》的舟水之喻来比喻民与君之间的关系，《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是以此来宣传他的以民为本的观念。
而孟子一直秉承民本的思想，他提出了一个让后世值得永远铭刻的警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进一步阐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可以看出，古代先贤对于君与民的关系基本上抱有一致的思考，推而广之，他们所论述的其实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
邹国的政治事件带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吏治史。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官和匍匐恭顺的民。前者的颐指气使，后者的逆来顺受。前者的骄奢淫逸，后者的衣食堪忧。前者生杀予夺，后者委曲求全。这些构成了封建王朝的一幅生动的官民图。
这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多惬意。抖威风，得实惠。可以践踏下民的尊严，可以剥夺他人的财产乃至性命。可以官官相护，可以瞒天过海，难怪有那么多人对那顶乌纱帽垂涎三尺，孜孜以求。当然，也有真心为民的清官、好官。
孟子对邹穆公的愤怒，抱有一丝不屑，老夫子心里说：“活该，早干吗去了？”普通老百姓看到当官的战死而见死不救固然是不对，但老百姓年老者辗转暴尸于荒沟野壑，年轻的四散奔逃，你当官的尽到责任了吗？说到底，就是我们常说的“你不仁，我不义”，一报还一报，也就是曾子所说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有两段辜鸿鸣关于君民、官民关系的轶事，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则是：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文襄（张之洞）任湖北总督时，为庆贺孝钦皇太后生日，各衙门张灯结彩，大肆铺张，费资巨万。并邀请各国领事、军界学界要人，大摆筵席，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当时辜鸿鸣在座陪宴，对学堂督监梁某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怎么没有人唱《爱民歌》呢。”梁某说：“那先生何不编一首？”辜鸿鸣略一沉吟朗声说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众宾客一片哗然。
另一则是：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鸣：“中国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辜鸿鸣看似调侃的回答中，其实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群众对于吏治的一些看法。中国有句老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传统的老百姓的心目中对于官员有着一种理想的价值认定，他们认为一个好的当政者，应该是有德者，有道者，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这样的当政者可以被称之为“父母官”。父母官者，民之父母也。作为官，必会体察民情，为民做主，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作为民，也必会拥护上峰，支持施政，颂圣称德，服从统治。这是一幅理想的官民关系图。
只要爱民、为民、利民、保民，那么这样的父母官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的子民哪一个会漠然置之，撒手不管呢？清朝第一清官张伯行便是真心爱民而得到百姓拥护和爱戴的典范。
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河南仪封人，也就是现在的兰考县。
张伯行自幼聪敏好学，加之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像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向了科举仕宦的道路。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伯行考中了举人，四年后中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经考核，授予内阁中书，又改授中书科中书，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三十五岁。
张伯行做官虽晚，但他任官期间始终忠于职守，克勤克俭，他廉洁爱民，不畏权贵，“清白之名闻天下”，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狂风暴雨席卷了仪封，迅猛的洪水冲开了仪封城北关堤坝，咆哮而出，向城内袭来。人们惊惶失措，乱作一团。当时，张伯行正在家中为父丧守制，在此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鸣锣示警，召募当地百姓，亲自督率，囊沙填塞决口，从而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
在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升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值山东发生灾荒，颗粒无收，人民颠沛流离。他就自己出钱让人从家中运粮食、布帛救济灾民。到任后毅然开仓赈济，动用仓谷达两万多石，帮助百姓渡过了难关。由于未经请示，山东布政使大怒，指控他擅动仓谷，打算弹劾他。张伯行抗言道：“奉旨赈济，不发仓谷，坐视各州县之百姓流离死亡而不救，仓有余粟，野有饿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仓谷为轻，民命为重。”他据理力争，最终使上司免去了给他的处分。
康熙四十五年，张伯行升任江苏按察使。按照当时的官场习惯，新任官员要给顶头上司送礼，以示尊敬。但张伯行置若罔闻，加上他生性耿直，办案执法从不阿附上司，所以上司对他非常反感。第二年正月，康熙皇帝南巡至江苏，命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在举荐的名单中康熙皇帝没有看到已闻名朝野的张伯行。三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松江召见张伯行，对大臣们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又对吏部说：“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著升为福建巡抚。”
在福建巡抚任上，张伯行兢兢业业，明察秋毫，抑恶扬善，造福百姓，使得全省风气大变，官清民乐。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民做了很多好事，最主要的就是买粮抚民。张伯行每年派官赴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采购粮食，以平价售出。他还广设仓储，积贮粮食，严防盗粮，禁止粮食出洋贸易或走私，从而保证了粮食供给，即使遇到荒年，粮食也无匮乏之虑。他任职期间，百姓没有因灾荒和饥饿而背井离乡。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福建的百姓依依惜别，含泪相送。赴任后，许多官员纷纷给他送礼。为此张伯行发布檄文《禁止馈送檄》，严禁行贿受贿之风，在文中张伯行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张伯行还察明积弊，严申纲纪，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对于老百姓，张伯行则力求赋税宽简，他果断地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张伯行的所作所为使得他和其他的官员关系非常紧张，尤其是与总督噶礼的矛盾很深，所以他备受压制。
康熙五十年，江苏乡试发生了作弊案，副主考赵晋内外勾结串通，大肆舞弊，几名平时文理不通的人被取为举人，一时苏州士子大哗。张伯行上疏要求派员彻查此事。
康熙皇帝命令张伯行、噶礼同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审此案。由于牵涉到噶礼受贿银五十万两，案子错综复杂，审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任何结果。张伯行愤而上奏弹劾噶礼。噶礼就买通官吏，得到张伯行弹劾奏稿。然后又捏造事实反过来诬告张伯行。主审官畏惧噶礼的权势，逢迎巴结，案情无法审结。康熙无奈中只得下令：张伯行与噶礼解任，再命主审官审理。扬州百姓听到消息之后罢市抗议，哭声震动了扬州城。第二天，扬州百姓拥到会馆，因为平时就知道张伯行清廉不贪，肯定不会接受礼物，便用水果蔬菜相送。张伯行依然婉言拒绝，百姓们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把青菜。受审结束回来听候结果的路上又路过扬州，百姓们为防青天有什么不测，竟有数万人聚集江岸护送。到最后，案子结果下来，竟然是噶礼免议，张伯行革职治罪。康熙皇帝痛斥大臣们是非颠倒，然后亲降圣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消息传出，江苏官民额手相庆，纷纷写下红幅贴在门旁：“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更有上万人进京到了畅春园，跪谢皇恩，上疏表示愿每人都减一岁，以便让圣上活到万万岁。福建百姓也奔走相告，在供奉的张伯行像前焚香祈祷。可见张伯行受人民爱戴之深。
张伯行也是一个官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百姓以之喜为喜，以之乐为乐呢？主要是因为他把百姓真的放在心上，“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它可以称出一个官员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