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万章问曰（1）：“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2），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3），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4）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5）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6）。’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7）。’‘有攸（8）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9）。匪（10）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11）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滕文公章句下》
【注释】
（1）万章：孟子弟子，《孟子》一书的辑录者之一。
（2）指宋王偃曾经打算推行仁政以图强民兴国的事，后来宋国发生内乱，宋为齐所灭。
（3）亳：地名，今河南商丘县境内。
（4）粢盛：将粮食盛在器皿中为祭祀用。
（5）要：中途拦截。
（6）载：开始。
（7）无罚：没有遭受惩罚。
（8）攸：国名。
（9）绥：安定。厥，其。士女，男男女女。
（10）匪：同“篚”，筐子，此作动词用。
（11）于：古代的一个国家。
【译文】
万章问道：“宋国是个小国，现在打算施行仁政，如果齐楚两国嫉恨宋国的做法，准备起兵讨伐，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说：“从前汤居于亳地时，与葛国相临。葛伯放纵不羁，不遵行祭祀的礼法。汤便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做祭品的牛羊。’汤就派人送去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却并不用来祭祀。汤又派人去问：‘为什么不进行祭祀呢？’葛伯说：‘没有供祭祀用的谷物。’汤就让亳地的老百姓去替他耕种，老弱的人给耕种者送饭。葛伯就率领自己的老百姓，半路拦截那些送酒饭的人大肆掠夺，不肯给的就杀掉。有个小孩子拿着饭和肉去送给耕种的人，葛伯杀了孩子，抢走了饭和肉。《尚书》上说：‘葛伯仇视送饭人。’说的就是这事。因为葛伯杀害了这个小孩，汤才去征讨他，普天下的人都说：‘汤不是贪图天下的财富，而是为了给老百姓报仇。’‘汤王征讨，从葛国开始。’征伐十一次，没有谁可以抵挡。向东征伐，西面的人民就埋怨；向南征讨，北面的人民就埋怨。他们埋怨说：‘为什么不先来征伐我们这里呢？’人民盼望汤的到来，就像大旱时节盼望下雨一样。汤征伐时所到之处，小商小贩不曾停止经营，种田的人照常耕作，杀掉那里的暴君，安抚那里的人民，就好比及时雨从天而降，人民满心欢喜。
“《尚书》上说：‘等待我们的好君王，君王来了我们不再遭殃。’‘有个攸国不肯臣服，武王就东行征讨，安抚那里的百姓。百姓把黑色、黄色的绢帛装满筐来欢迎周王，愿意侍奉周王而接受他的恩惠，做周国的臣民。’攸国的官员用筐装满黑色、黄色的绢帛迎接周王的官员，攸国的百姓就用竹篮盛饭并提着酒壶去迎接周王的战士。可见周王的征伐只不过是把那里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除掉他们的暴君罢了。《太誓》上说：‘发扬我军威势，攻到于国疆土上，消灭残暴的君王，扩大我们的杀伐之功，这功绩比商汤还要大。’
“不行仁政也就罢了，如果施行仁政，普天下的人都将仰起头来盼望他，准备拥护他做自己的君主；齐、楚两国虽然强大，但怕它什么呢？”
【述评】
救民于水火
宋国为殷微子封地，是一个腐朽的领主制国家，它的战略位置非常尴尬，处在齐楚两大强国之间。当时宋公子偃已经自立为君，也想有所作为，但宋国的综合国力非常薄弱，宋国国君害怕推行仁政，扩张实力，会引起齐楚两国的警惕，交恶于齐楚，遭到强国的讨伐，所以对于推行仁政抱有一些顾虑。这一问题是由孟子的学生万章提出来的。
但这种顾虑受到了孟老夫子的驳斥。孟子在论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有很多理想的成分，这种作风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他往往把政治简单化了，归结为仁政一点，有时不及其余，有许多人认为孟子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对于现实的复杂因素，他通常是置之不顾，所以他的政治观念在现实当中不免受到阻力。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宋君的这些顾虑是有其现实的考量的。一个小国，国势衰微，面对强齐和悍楚的觊觎，它应该有保守而稳健的国家政策，并且这个小国的政体的行政阶层缺乏施行仁政的道德素质和约束，贸然进行观念上的巨变，也必然会对整个统治埋下苦果。
孟子对于宋国的这点思想上的波动，提出了劝告，并进而阐述了自己的仁政思想。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汤伐葛，一个是武王伐攸。在这两个例子中，孟子只是关注了汤和武王的仁政的方面，却忽视了当时的整体的局势。首先，葛国和攸国是小国，而汤和武王的实力相对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葛国的国君不行祭祀之礼，也许是因为其道德败坏，恣意妄为，不循礼法，但是汤却能够赠送牛羊，并让自己的百姓替葛国国君耕种，可以推断出汤的物质实力是高于葛君的，因为汤不可能让自己领地内的百姓寥落却让他们去帮助别人，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而周武王蒙周文王的苦心经营，国势更是强于攸国。其次，葛国和攸国在国家的道德构建、仁政推行方面都弱于汤武。我们可以想见，一个堂堂国君，率领百姓掠夺送饭的人，就是为了点酒食，不肯给的还要杀掉，这是什么国君啊？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穷，另一种可能是他们真混，除此无它。
对于这样的两个国家，汤武的征伐胜利是必然的。但是作为宋国，它所面临的齐楚在综合国力方面远远高于这个小国，即使是从道德基础上来看，宋国也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而孟子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就直接地推断出了“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的结论，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的推断。
但是孟子的基本原则又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在对现实考量的时候出现了偏差。汤伐葛时，虽然说是为了一个小孩子，我们假定这只不过是个借口，作为自己仁政的修饰。但汤王和武王在征伐的过程中，得到人民的拥戴却是事实，被征伐过的人民如大旱望云雨，其实是对本国腐败政治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仁政的一种向往，牧野之战，商军倒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孟子的仁政的核心就是“得人”。要“得人”必须先“为人”，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谋福利，有了稳定的群众基础，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向心力，有了巨大的向心力，自然也就会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所以，在仁政的指导之下，应该“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万民归附，四方来朝。
清末的政论家王韬曾经说：“善为治，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也就是说不能忽视民生，不能漠视民情，不能强民所难，不能陷民于水火。
历史往往有讽刺的意味，在宋国犹豫不决的时候，孟子的言论并没有让宋君醍醐灌顶，最终他们却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宋王偃赶走其兄剔成自立为君后，成了战国有名的暴君，他荒淫无道，残杀成性。对外与齐、楚、魏三国为敌，对内则沉迷酒色，不纳忠言，群臣有敢于劝谏的往往被他射死。他还经常用箭射一个悬挂着的盛血的皮囊，以流血为乐，名曰“射天”，虽然他的箭法练得很高明，但诸侯们却都侧目而视，皆以桀、纣目之。最后激起各国的公愤，齐国联合魏、楚二国攻杀了宋王偃，灭亡了宋国。
好在孟老夫子还有自知之明，大概也了解宋国这位老兄嗜血的个人爱好，所以没有像劝齐宣王那样拿出自己的那股子迂劲，否则，这位老夫子也许早已血洒殿堂之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