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离娄之明（1），公输子之巧（2），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3），不以六律（4），不能正五音（5）；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6）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7）。’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8）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9）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10）。’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章句上》
【注释】
（1）离娄：人名，相传生活在黄帝时期，视力极佳，能够于百步之外看到“秋毫之末”。
（2）公输子：即鲁班，春秋末年鲁国人，是木匠的祖师爷，技能高超，曾发明过攻城的云梯。规，画圆的工具；矩，画方形的工具。
（3）师旷：春秋时期的乐师，名旷。
（4）六律：指乐律。相传黄帝令伶伦作十二律吕，就是取用厚薄一致的竹子，按一定规律裁成十二根长短不同的管状物，用口吹发出十二种声音，从而定下十二个标准音，分为阴阳两类，阴律又叫六吕，阳律又叫六律。
（5）五音：中国古代音乐五个音阶，即：宫、商、角、徵、羽。
（6）仁心仁闻：仁爱之心和仁爱的名声。
（7）愆：错误。率由，遵循。章，典章制度。
（8）覆：覆盖。
（9）揆：尺度。
（10）这两句出自《诗经·大雅·板》。蹶，颠覆。
【译文】
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的好眼力，公输子那样高超的巧技，不依靠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和圆；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好听力，如果不依照六律，也不能校准五音；即便有尧舜之道，如果不施行仁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现在有的诸侯有了仁爱的思想和仁爱的名望，可百姓却没有蒙受他的恩惠，那他的作为就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推行先王的仁道。所以说，光有善心不足以搞好政治，光有好的法度不会自动实施。《诗经》上说：‘不犯过错，不能遗忘，一切都要遵循传统的规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了错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圣人穷尽了目力，又利用圆规、曲尺、水准器和墨线，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会多得用之不尽；圣人尽了最大努力用耳力，又用六律准则来校正五音，这样各种音调就会运用无穷了；圣人费尽心力，又施行仁政，那么仁德就会覆盖天下了。所以我认为，筑高台要借助于丘陵，挖深池要借助于河川。执政如果不遵循先王之道，那能说是聪明吗？
“所以，只有宅心仁厚的人才能处于统治地位。如果品质恶劣的人处于统治地位，那就等于将邪恶传播给了众人。如果居于上位的缺乏道德原则，在下的人就不会用法律约束自己，朝廷不讲道义，工匠不依尺度，君子触犯道义，小人以身试法，这样的国家还能生存下去，简直就是万幸。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并不是国家的祸患；田野没有开辟，财富没有积聚，也并不是国家的灾难。居统治地位的人不讲礼义，人民群众缺乏教育，百姓作乱现象日益增多，那国家的灭亡之期就不会远了。“《诗经》上说：‘老天正要颠覆王权，大家不要多嘴多舌。’多嘴多舌，就是说话放肆随便。侍奉君主不讲忠义，行为举止不合礼法，张口闭口就诋毁先王之道，便是放肆随便。所以说，以仁义去责求君主，这叫恭敬；向君王进谏良言，抑制他的邪念，这叫尊敬；如果认为君王不能施行仁政就不去做这些事情，这是居心不良。”
【述评】
行政的标准与组织原则
孟子的高明之处是他往往从生活经验上入手，找出了社会人生之中普遍的原则，在这里当然也没有例外。
黄帝时代的离娄，目力过人，能在百步之外看到秋毫之末，传说黄帝丢失了元珠，还是仰仗离娄才找到的。
鲁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中国建筑和土木工程的祖师爷。他发明了曲尺、墨斗、刨子、铲子、钻、锯、凿子等建筑工具；发明了古代的锁、古代的起重机和加工粮食的磨；发明了能够借助风力飞行三日的木鸟，也是最古老的飞行器；发明了攻城用的云梯等军事装备。
师旷，一个高明的音乐家，为了不让外部世界的纷纭之物扰乱自己的心绪，毅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专心研究音乐。他不单能够弹琴，还能够鼓瑟，并且具备高超的辨别音律的能力。有一次，晋平公铸造了一套编钟，许多乐师都赞美编钟音调优美，而师旷只听了一会儿就说：“您的编钟音调有问题，还是重新铸造吧。”后来经人仔细鉴定，果然如师旷所言。
这些人都是高明的能工巧匠和具有独特技能的人，但是他们的技艺与智慧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受一定条件的制约。孟子总结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意思是说，即使你拥有离娄那样超人的目力和鲁班那样惊人的智慧，如果不运用圆规和曲尺，那也不会画出规则的方圆。所以任何事物的发展，任何计划的展开，都必须循着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治国也是这样，如果尧舜这样的圣人不推行仁政的话，那也不能够治国平天下。
这其实是孟子的政治思想的另一种表述。在《离娄章句上》中孟子两次提到了“规矩”的问题。在第二章中，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大意是说：规矩是画方圆的唯一标准。古时的圣人，是为人最好的榜样。要做国君必须尽国君之道；要想做臣子必须尽臣子之道，这二者都只要取法尧舜就行了！不像舜事奉尧那样去事奉国君，那就是对他的国君不恭敬；不像尧治理百姓那样去治理百姓，那就是残害他的百姓。在这里，孟子旨在说明国家民族之根本，是要重视伦理道德，推行仁政，否则“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这样的国家，则难逃败亡的命运。
孟子在这里集中讲到了自己政治理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仁政是国家行政最好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行政的“规矩”。但是“仁政”的推行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孟子认为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
一是必须解决态度的问题。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只有善心不足以行政，光有好的规章制度也不能够自己实行，仁政的推行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必须把自己的善心变成实践，这样才能够使仁政推广开来。否则，那些制定的看似透着科学民主的自由理念，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将成为现实中的一堆废纸；那些嘴里常挂着仁义道德却对潦倒的民生无动于衷的人，将被视为伪善的典型。当“为善”变成“伪善”的时候，所谓的仁政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是必须解决方式的问题。孟子认为推行仁政应该“因先王之道”，“率由旧章”，这样才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而仁覆天下”。在孟子眼里，尧、舜、汤、文等先王的法度是治国永恒不易的法则。孟子的“法先王”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这造成了儒家文化中“好古”的倾向。这一倾向给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带来了一定的桎梏，所以儒家思想中的明显的保守倾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受人垢病，儒家的一些宝贵的东西也备受冷落。
可以想见，尧、舜、汤、文之世早已离我们远去，一味崇之，必然会忽略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的变化，是不利于我们行政的灵活和创新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伦道德和行政治国的一些大原则，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具有一种共性特征和继承的可能。因为治国其实是治人，道德其实是一种人伦关系，而人性的进化是异常缓慢的，它不会像生产力发展那样具有明显的跳跃性。
所以孟子所言的仁政，按现代的理念去理解，按现代的世事去考察，是有其合理性和指导意义的。孟子托古言制的思想是以人本为核心的。
孟子看到“仁政”的理念虽好，但在现实中推行并不那么轻松，他意识到“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在统治阶层中虽然存在着仁爱的心愿和仁爱的名声，但是老百姓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这些心愿和名声在衰败的行政态势之下苍白无力，一钱不值。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地让老百姓受到仁政恩泽的滋润呢？孟子认为应该从行政组织入手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孟子认为先要从组织的上层着手，“唯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说我们的统治的上层必须是一些具有仁心的人。孟子认识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高层如果是一群邪恶之人，那么必将把他的邪恶运用自己的权势撒播到社会中去。孟子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社会将进入到黑暗的状态之中：居于上位的缺乏道德原则，在下的人就不会用法律约束自己，朝廷不讲道义，工匠不依尺度，君子触犯道义，小人以身试法。
孟子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讲礼义廉耻，老百姓无法接受好的礼教，这样整个社会中就会大量出现那些不三不四、东游西逛、好吃懒做、以身试法的无赖刁民。
其次，孟子认为还应该从组织的下层入手。他提出了行政人员的素质标准，那就是“恭敬”。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意思是说，以仁义去责求君主，叫做“恭”；向君王进谏良言，抑制他的邪念，叫做“敬”。能够以仁义的原则去要求自己的领导，使之向善，敢于直言进谏，勇于批评，抑制领导不要犯混，这样的干部才是好干部，是孟子所欣赏的“以规矩”办事的人。现实生活中许多贪污腐败的官吏纷纷落马，我们在指责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曾经在他们身边前呼后拥、点头哈腰、唯命是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他们也许是因为权大于法的现实让他们闭上了嘴，也许是想在这混水里面也摸几条鱼。
总而言之，我们在孟子的这些言论里可以找到对我们有教益的东西，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试着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