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全是飞石村村民，家境非常贫寒，1978年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两年。刑满释放后，邻居任国良给他介绍了一个比他小10岁的姑娘，他俩成了家，有了孩子。后来，他和妻子、孩子到贵州做沙发，挣了一些钱。不过，他很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不仅将所有积蓄赌光，还欠了一大笔债。妻子和孩子都苦口婆心地劝他，他不听，后来妻子以离婚相要挟，逼他戒赌。他用刀剁掉了一个手指，表示痛改前非。
戒了没有多久，他又赌博了。年初，妻子和孩子离开贵州回老家，他追回来，妻子和孩子像躲瘟神一样躲到重庆，靠帮火锅店洗碗维持生活。6月中旬，罗国全的父亲死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回家安葬老人，罗国全分别和妻子、儿子各打了一架。其间，任国良多次劝和，希望他们重归于好。
然而，罗国全却不领任国良的情，他认为他们夫妻、父子不和，就是任国良在中间作怪，于是，一向性情孤僻的他，竟然决定杀死任国良。
中秋节前4天，罗国全准备好作案用的锤子、电线，深夜潜入任国良家，趁72岁的老人任国良熟睡之机，接电线企图将任国良烧死。哪晓得罗国全对电的知识很贫乏，不懂得导线的两个触点同时触到任国良的一只脚上，电流未经过心脏，只能把任国良烧醒。任国良醒后大声呼救，罗国全惊慌中用铁锤猛击任国良头部，将老人打昏迷后夺路而逃。
我们接到报案后，经过仔细分析，认为捉拿罗国全的最佳方法是按兵不动。我们只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对有关证人进行了询问，我们既不去查罗国全的下落，也不去村里打听他的行踪。我们采取这一方案，有两个原因。一是根据我们了解，罗国全是个独子，又是孝子，中秋节前一天，是他父亲去世后的百日忌日，农村俗称“烧百期”，他极有可能回家；二是我们所里的现状不允许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和警力，去和一个游荡惯了的大男人玩猫逮老鼠的游戏。
我们按兵不动，静候良机。“烧百期”前一天，得到可靠消息，有人在山下的双龙场看见罗国全。怀着激动的心情，晚上，我们摸黑赶到了飞石村。那几天连续下雨，道路泥泞难行，在高速公路上施工的一些路段，泥浆甚至陷过了膝盖，即便是穿雨鞋，也步履维艰。我们在竹林里候了一个夜晚，淋得浑身透湿，没有看见罗国全回来。我们并不灰心，白天休整一下，晚上又去，凌晨4点，我们终于将侥幸回家的罗国全捉住了。
随后，我写了一篇8000余字的纪实通讯《月照大罗山》。那篇文章没有紧张的情节，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写的只是两三个普普通通的民警，办了一件普普通通的案子。然而，透过那平凡的“故事”，却让人看到了基层派出所民警的“不平凡”。
送罗国全到长寿看守所关押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办完一切手续，问过该我们问的最后一次材料，天已经黑了。我和所长走出监狱森严的大门，站在颤冷颤冷的风雨里，我们彼此都沉默无语，然而面对大街上逐渐燃烧起来的街灯，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里一盏一盏地散发着温馨光亮的灯火，我们的心里却又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所以，在那篇文章里，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主题：我想回家！
回家的感觉，对于乡下派出所的民警来说，的确是再迷人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