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上午，我在办公室写一篇有关留置盘问方面的论文。联防队员叫我接电话，我问他是哪儿打来的，没要紧事就说我不在。我写东西时最烦有电话打扰。
联防队员迟疑了一下，说：“可能是你大学时的同学吧，女的，外地口音。”
大学时候的同学多着呢，但相互保持联系的很少，特别是女同学。跨出校门，就仿佛冲出牢门，挥挥手，弹弹泪，道一声珍重，各奔东西。混好了，常回母校看看，混砸了，从此销声匿迹。既然是女的，又是外地口音，我的好奇感便来了，于是叫联防队员告诉她拨打我自己安装来用于上网的电话。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或“桃色新闻”，而是我估计是读者或者真是什么大学时候的同学，如果谈话的时间长了，会影响派出所办公室电话的接处警。
铃声响了，我拿起话筒，果然是一个女孩，不，准确地说是一位年轻女士的声音：“大哥，你好吗？”
我有哥哥、姐姐，但没有妹妹，因为几兄妹中我排行老么。而亲戚中的妹妹们呢，由于小时候父亲坐牢，彼此间少了往来，长大了，便再不相见，表哥姨哥什么的，也全是徒俱虚名。
我诧异，但却很冷静。我说：“你打错电话了吧？”
“你是但远军吗？是我呀，大哥，你记不得我了吗？”
我记不得了。我敢爱，敢恨，但却未曾敢随随便便的接纳一个可以称做“妹妹”的异性。我说：“我是但远军，你是谁？为何叫我大哥？你直截了当告诉我好吗？我忙着哩！”
“大哥，你猜吧，你会猜到的！”
我猜不到，也不想去猜。我将电话挂断了。
可铃声又响了起来。我不耐烦地拿起话筒，不等对方说话就生气地说道：“都吃饭不长的人了，还做那少男少女的无聊游戏干啥，你明确告诉我你是谁不行吗？”
“大哥，”话筒里有了哽咽的抽泣声，“你活得很累，对吧！你心情不好，我不打搅你了！”
轻轻的一声“咔嗒”，接着就是“嘟嘟”的盲音。对方挂线了。
我莫名其妙，望着话机发呆。突然，荧屏上闪烁的一串数字提醒了我。话机是去年《重庆公安报》作为特殊礼品送给我的，设置较先进，有通话清单和来电显示。我仔细辨认了号码，不错，电话来自厦门。我恍然大悟，果真是“妹妹”呀！
15年前，我刚调回长寿，进了警营。夏天，我收到一份电报：在沿海某城市打工的三哥出车祸了。我赶到的时候三哥已在殡仪馆的冷冻室里躺了7天。我去处理该事故的交警大队了解情况，交警告诉我，三哥是骑自行车时被货车的前挡泥板挂了车把后摔死的，责任全在我三哥。我去了现场，又验证了留在货车前挡泥板和自行车车把上的挂痕，走访了几个目击证人，表示出异议。我说：“与你们认定的事实相反，负全部责任的恰好是货车驾驶员。”
三哥在那儿谈了一个女朋友，涪陵人，半个老乡，也是去打工的。三哥死了，她在悲痛中迎接了我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我吃住都在她那儿，她比我小6岁。当我向她讲明自己对事故的看法后，她说：“你不知道，我们内地来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命不值钱呀！死了，没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
我说：“凡事总有个公理，我不相信权力真能颠倒黑白。”
我留了下来，一个月后，事故责任重新认定，驾驶员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依法逮捕。一个月的时间，她在生活上给了我亲人般的照料，在精神上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慰藉。分手时刻，在火车站长长的站台上，我摇动手臂，她竟出乎意料地越过铁栅栏，扑进我怀里。
她痛哭着说：“我没有哥，让我叫你一声哥好吗？”
我说：“好的，你将是我一生珍爱的小妹！”
沿海一别，她辗转到了厦门。我给她写过两封信，她都没回。后来就失去音信了。在我的小说《风华正茂》中，她被“肢解”为罗兰和夏紫薇，在《萍水相逢》中，她又“复活”为韩静。
10多年了啊，小妹，你也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