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晚饭，我们聚集在派出所里唱呀跳呀闹呀，一个劲的狂欢。
派出所撤了，双龙派出所将原罗围派出所改设为罗围警务室，有两个新招的协警队员留在“警务室”里负责协助派出所接处警。协警队员知道我们几个是“罗围派出所”的民警，也没管我们，任由我们进进出出，仿佛就像回了自己的“家”一般。
我的办公室里积了一些灰尘，协警队员替我打扫了。离开时匆忙，物品完好地摆放着没有人动过。
戴斌去打开了音响，把音量调得很大。他选放了《为了谁》。歌声响起，大家都跟着唱。
以前的乡政府分管政法的副乡长刘科云来看望大家，也和我们一块儿乐。
唱够了，闹够了，刘科云对我说道：“远军，我工作那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条件那么艰苦的派出所，民警居然那么齐心。你们几个，包括袁晓明，哪一个拉出来都是人看得，嘴说得，手写得，脚跑得，而且彼此的‘心’还敞开得。”
我说：“你过奖了，其实像我们几个都还年轻罢了，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如果没有遇上好的乡政府的领导和纯朴善良的辖区老百姓，我们的工作开展起来也是相当难的。所谓‘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警察离开当地党委政府和老百姓的理解支持，就是有千只胳膊万条腿，也寸步难行。”
摆谈间，朱成卫来了。他是尖山村村长，也参加了高速公路指挥部的聚餐。他问我：“但作家，好久不见你了，听说你回来了，专门来看你呢！你的东西搬走不？要是搬走的话，我替你找一辆车！”
我说：“成卫，谢谢你了，暂时不搬，等哪天空闲了，我再联系车来拉回去。”
陆陆续续的又来了不少人，大多是乡场上的群众。屋子里挤不下，于是，我叫大伙儿到院坝里聊。
出到院坝，水银灯光下，从街上大大咧咧地走来了“老疯子”。
“老疯子”大概有70来岁吧，没有一个亲人。据说，年轻时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二等功和三等功。战争结束后，回老家娶了媳妇，生了两个儿子一个闺女。灾荒年成，一个儿子饿死了，另一个儿子下河捉螃蟹被水淹死了。后来，媳妇患了肺病，在他46岁那年，也死了。留下他和闺女相依为命，不知咋的，改革开放之初，他的闺女去南方打工，竟从此音信杳无。慢慢地，他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时不时的拄一根拐杖，在街上走来走去，口里不停地唠叨，却又总是那么一句话：“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日子久了，街上的大人小孩便称他为“老疯子”，以至于他到底姓什么名什么，也没有多少人能知道。
乡政府考虑到他是孤寡老人，曾安排他在敬老院吃住。神志恍惚时倒也罢了，只要神志清醒了，他就会跑出来，到乡政府找领导论理。他说：“我是革命英雄，打美国佬那阵，嘿，上刀山下火海，从没退缩过。人老了，你们就把我送到敬老院养起来了，成何体统，难道革命真不需要我了吗？你看，我的腿还能跑，我的手还能动，我还能为政府干一点活儿。让我回家去，承包一片果园，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吧！毛主席说，干革命全靠自觉……”
有时候，遇上了乡政府的职能部门正在执法，比如追缴计划生育罚款和追缴公粮等，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某个地方“钻”出来，去“帮”政府工作人员的忙。有一次，我们去传唤一个嫌疑人，嫌疑人的家属和我们发生抓扯，嫌疑人企图趁机跑掉，关键时候，他“钻”出来，举起拐杖朝嫌疑人猛打，并一个劲地骂：“哼，狗杂种，敢和派出所的作对，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如果不是我们制止及时的话，他怕是真要把嫌疑人的腿打断的……
他来了，依然拄着那根又粗又长的拐杖，嘴里依然唠叨着那句他曾经唠叨过不知多少遍的话：“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
大家都扭头去望望他，然后又都习以为常地将目光收回来了，没有人会认为他此行的目的与大家相关。
然而，他却径直走到了人群的中央，睁大双眼朝四下里张望。他看见了我和罗培林，走过来，双手抱拳，举过头顶，“大侠”般地朝我和罗培林叩了一个头，说：“好样的，公安；好样的，警察！”说完，转身，昂头，拄着拐杖，离开了，同时，嘴里仍旧唠叨着：“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涩涩的，突然间涌起了阵阵的悲凉和酸楚。不管他此时是疯了还是没疯，我都应当感激他，感激他给了我们这样一句话，让我们能坦然地、问心无愧也无憾地离开罗围，离开这片贫瘠的土地，踏上光辉的前程，走向美好灿烂的明天！
写在后面
《大罗山纪事》写到这里，该讲的话差不多都讲完了。但为了和前面的“第一集”“第二集”保持大致的体例一致，在此集的最后我依然加上了一个“写在后面”，只是真正的“无话可说”，所以便将去年初秋离开罗围时写的一首十四行诗移至此处，算是对读者做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交待吧，望读者能够接纳。
再见再见吧罗围再见了我的父老乡亲萤火飞舞为我点灯蛙鼓齐鸣为我打更大罗山逶迤的黛影伫立在蔚蓝的云天我走了枕着舒缓的音乐枕着你的宁静来不及道一声珍重来不及说一声再会收拾好行囊我便又踏上了崭新的旅程车儿在盘旋曲折的山道上徐徐地行驶雪白的光柱横过田垅横过疏落的村舍轮子辗起尘封的岁月纷纷扬扬如雪花发动机的轰鸣轻轻地把我的记忆叫醒再见再见吧罗围再见了我的父老乡亲树叶婆要为我伴舞晚风轻撩为我送行街头的灯火阑珊着熄灭了窗前的荧光我走了枕着你的泥土枕着你夜的宁静。
right2004年 冬 于长寿望江路
2002年年初，公安局搞民警轮岗，我在法制科呆了整整10年，有些厌倦，便想换一换环境，到基层单位。阴差阳错，我居然到了大罗山下仅有4个民警的罗围派出所。
如今怎么说也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去报到那天，天空飘着霏霏细雨，破旧的客车颠簸了1个多小时，才将我载到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乡场。我跨进派出所的木门，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天哪，这就是派出所，这就是公安机关维护着一方治安秩序稳定的前沿阵地：地面潮湿坑洼、办公桌椅破烂不堪，虽然墙壁挂满了奖状，但仍掩饰不住其年久失修的沧桑斑驳……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我既为自己命运的多舛，也为我们长年累月工作生活奔波在乡村派出所的民警的艰难处境。于是，我决定留下来，无怨无悔地和几个小兄弟一道，改变派出所的现状。
首先，我主动拿出了800元钱，然后，我又主动放弃了春节期间的休假。我穿着雨靴，挽着衣袖，既当泥水匠，又当木工。我们4个民警，夜以继日地奋战，换来的是春节后派出所崭新的面貌。
正月十五那天是我39岁的生日，恰好处警没回家。《雾都剑》杂志的执行主编宋小平夜里打我手机，叫我写一部3万余字的侦破小说。我告诉他，我已不在法制科了，我在偏远的乡下派出所，没有时间，写小说恐怕力不从心。宋主编不相信，他说：“你会去偏远的乡下派出所吗？”我说：“是的，此时我正和乡政府的副乡长余登生打着手电，跋涉在泥泞崎岖的山道上，雨水打湿了裤管，汗水湿透了衣背，不信，我叫登生兄和你通话！”宋主编沉默良久，说：“远军，不必了，我相信你讲的是真话，我会来看你的！”
大概是5月下旬，天气逐渐地变得燠热起来，玉米拔节扬花，稻苗绿油油的，铺天盖地。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宋主编在政治处张主任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所里。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端详着，说：“远军，你瘦了！”宋主编是我处女作的编辑，这一声“远军，你瘦了”的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格外地使我感动。我翕动着双唇，木讷地说：“宋老师，感谢你还惦记着我！”
正如在《大罗山纪事》里写到的那样，吃罢午饭，我们对公安文学的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他建议我用随笔的形式写一部反映乡村派出所生活的纪实小说。为了能使我有一个稍好的写作环境，他当即还给广告部的老总许大元通了电话，要他们送两台空调给我们。
那时候我正在写《萍水相逢》三部曲第一部《出门在外》。6月初，《出门在外》脱稿了。不过，由于夏季治安防范和严打，我没有腾出时间来继续修改。6月23日，空调送来了，宋主编又随行来看我，谈到纪实文学的事，我无言以对。但我对宋主编许下了承诺，我说：“20个章节，8月底脱稿，行不行？”他说：“行！”
我陆陆续续地写了几个章节，不甚满意，放弃了，因为我发觉思路不对，我在违心地讲假话，在欺骗读者。于是，我从头开始，写下了“写在前面”。在“写在前面”里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绝不讲假话，硬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有了这条原则，写起来就放开了，就没有了顾虑。顾虑什么呢，我是一个读书人，我了解读者想读的是什么样的作品，我应该对他们负责！
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国庆节才把20个章节写完。20章的后面有一个后记，仅几百千把字。当我写下那几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颤抖起来，我握笔的手也哆嗦得不得了。我意识到了写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之前不曾预见的东西，那就是它以独特的方式给读者展示出了一幅幅乡村派出所民警工作、生活的真实画面，这些画面是其他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极少涉及到的。我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悦，也控制不住激荡的情感，深更半夜的，我给一位要好的文友打了个电话。我说：《大罗山纪事》脱稿了，这肯定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也注定将引起读者的反响！
果不其然，《大罗山纪事》在《雾都剑》连载后，立即引来了读者的瞩目。一位大足的中学女教师，辗转打来电话，说：“我的丈夫是刑警，这两天我俩都在读你的作品，感谢你替民警讲了心里话。”北碚西山坪的一位女司法警甚至还给我写来了信，一定要我赠送一本样刊给她留作纪念。我们区公安局渡舟派出所的民警舒路伟每次看见我，都大老远的喊我一声“但哥”，然后说：“你真行，你的《大罗山纪事》让我感受到了做警察的崇高和肩头担子的沉重！”
当然，更多的读者是要求我再写20个或者30个章节，他们的理由是20个章节读起来“不过瘾”！为了让读者“过瘾”，也为了让自己动荡的心宁静，接着《大罗山纪事》前20章我又分两个阶段续写了《大罗山纪事》后面的40个章节，从而使其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能引起读者共鸣，都有它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大罗山纪事》能受到读者的青睐，我想，更多的原因是外在的。作品就其艺术性和思想性而言，不值一提，但是，它所揭示出的乡村派出所的现状，所勾勒出的乡村派出所民警的喜怒哀乐，都是值得人们去深思的。《大罗山纪事》前20章刚连载完，公安部就提出了加强派出所工作的意见，紧接着，重庆市公安局也召开了加强派出所工作的会议，要求将派出所的职能重心归位到防范上来，真正做大做强基层派出所。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然而，正是这种巧合却促成了人们对《大罗山纪事》的审视和关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几天前，重庆文艺界一位朋友做客长寿，区委书记凌月明叫我去陪一下。席间，谈到即将出版的《大罗山纪事》时，凌月明对我说：“远军，读了你的《大罗山纪事》，我有很多感慨，的确，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搞好公安机关的基层派出所建设，因为派出所是挂在老百姓门前的一盏灯，只要它亮着，老百姓就能感受到一份安稳和踏实，所以，区委区政府决定了，今年计划外给区公安局增加1000万元拨款，专项用于基层派出所建设，力争使长寿区公安局所有基层派出所的办公环境和办公条件都有较大的改善！”当时，我很感动，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很激动。我给凌月明倒了一杯酒说：“凌书记，我谨代表我本人、我的读者和长寿区公安局基层派出所所有的民警，敬你一杯酒。喝下这杯酒，家乡父老的深情厚谊就流淌在了我的血脉里，我会努力工作，努力写作，倾我毕生的心血来回报家乡父老对我的厚爱的！”
一个人的一生，能遇上几个好的朋友、几个好的领导，真不容易；我能幸运地遇上那么多好的朋友，好的领导，实乃上天赐予了福份；更何况这些朋友，这些领导不仅仅只是我的朋友和我的领导，同时他们也是我文学作品的读者；想来，我该如何地珍惜呀！
2005年 夏 于重庆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