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东厂抓到罪犯，就必须得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由于东厂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之后，其他的事情就不能过问了。反正最后锦衣卫把事情问了出来，那个罪犯是死是活东厂也不多过问。但是纪纲犯事了以后就不同了，朱棣发现原来锦衣卫把很多冤假错案都给屈打成招了啊，不行！以后锦衣卫审讯犯人朱棣就不放心了，必须得要求东厂派人去听审，不能“漏杀一个”，也不能“错杀一名”啊！东厂听审锦衣卫北镇抚司审讯之后，其实最后做主的也就是东厂了，没有办法，谁让人家说话皇上更相信呢？到后来东厂的权力越来越大，连朝廷会审大案都必须得有东厂派人听审才行。
原来东厂的主要工作是暗地里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纪纲事发之后，朱棣就不再放心把锦衣卫的职权放得那么大了，原属锦衣卫的好多事情就转交给东厂来做了。不仅朝廷的各个部门都有东厂的人跟着，监视部门每个官员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平常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都在东厂的监视范围之内了。
到后来朱棣发现很多地方官吏报上来的资料和奏折也有虚假成分出现，于是连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比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去查看、核实。明朝的皇帝这样做其实也有他们的想法，毕竟由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中央集权制的皇帝每天所要承担的工作量过于繁重，而每个皇帝又不都是像朱元璋那样的工作狂，所以在拿到奏折之前进行适当的过滤，去掉那些虚假的奏折而防止做无用功或犯错误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只不过这样就促使东厂拥有了一项不一般的权力，许多官员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奏折顺利地传到皇帝手里，不得不对东厂的太监们进行贿赂，从而使东厂更加便捷和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致富计划。另一方面，不仅没有过滤掉那些虚假的奏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皇帝的言路，给朱明王朝未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由于打小报告的这种风俗自朱元璋时代起就有，以致后来的明朝皇帝们都养成了爱听小报告的习惯。朱棣一开始最喜欢看的是锦衣卫打上来的小报告，但是在纪纲事发后，凡是锦衣卫的小报告他都不常看了，他现在偏向关注标示着“东厂”字样的小纸条。和锦衣卫一样，东厂的一切情报也是直接向皇帝报告，但稍后随着东厂势力的迅速崛起，锦衣卫的情报一般都要经过东厂的手才能“直接”交到皇上手里。这样的现状和步骤，就更加决定了锦衣卫被东厂压制的地位。
在把锦衣卫踩在脚下之后，东厂的太监们并没有像朱棣所想的那样无欲无求地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为大明朝鞠躬尽瘁地工作上去，他们在剥削官员们的同时，也开始在老百姓的荷包上打主意了。没有后代的太监们为什么还对权力和金钱如此疯狂呢？别忘了太监们净身入宫的理由，有几个太监是真正为了服侍皇上啊，再说服侍皇上的方式有很多种，非得选择净了身当太监吗？读书入仕做官兼济天下也是服侍皇上，领兵征战沙场守护边疆也是服侍皇上啊！选择净身当太监的人，其实入宫求的也是个“利”字，虽然他们当太监以后没有后代了，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当太监以前就没有后代，更不代表他们没有亲戚和朋友，即使是太监，也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然后一朝分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还有很多人选择净身当太监这条路，要么就是家贫日苦，迫于无奈才走上了这条路，要么就是阴险狡诈，没有什么本事又想找到捷径一步登天。不论是两种人中的哪种人，他们都不可能是“无欲无求”的，相反，他们的心中都澎湃着比常人更加狂热的欲望。净身和对于男性生殖功能的放弃，并没有湮灭他们天生的征服欲，反而让他们拥有了更加强大和扭曲的功利心。
东厂番子虽然每天都在京城里四处活动，但是并不完全是在为皇帝监控民众，更多的是在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常常随便编两个罪名，就把无辜的老百姓投入大狱，之后动用酷刑屈打成招，借此大肆敲诈勒索、聚敛钱财。到了明朝后期，东厂的太监们就已经不满足于仅在京城周边这一亩三分地打主意了，据史书记载，就连距离京城老远的偏远地带，也有“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几乎把全国各处都祸害了个遍。
历史的天平不止一次地倾斜，可不管怎么说，精明的朱棣并没有因为纪纲就撤去了锦衣卫，他把锦衣卫安置在东厂的脚下，就像许多年前把东厂埋伏在锦衣卫的脚下，只不过这一次，锦衣卫重见天日的路比东厂要漫长和艰难得多。
五、锦衣卫的衰落
当“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从烽火狼烟的战场上传来，皇位的竞争和太监的失势似乎已经是必然发生的事，锦衣卫们甚至迫不及待要挽起衣袖等待又一个铁血时代的到来。可是，耿直的于谦搀扶着代宗登上了皇位，锦衣卫并没有因此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一直依赖王振的马顺被愤怒的百官打死在朝堂上，继任的卢忠被扑朔迷离的“金刀案”害得只能装疯卖傻，倒是朱骥的短暂治狱，让锦衣卫在朝中得到了一些好名声。可接下来的是依附于曹吉祥的逯杲和性格和善的袁彬，锦衣卫的铁血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厂卫的黄花时节
似乎是“靖难之役”的功成名就给了朱棣豪情万丈的感觉始终无法冲淡，明成祖朱棣虽然做了皇帝，但是一碰上震惊全国的大战，必定自己亲自领兵出征，所以朱棣堪称中国历史上御驾亲征次数最多的皇帝之一。数据显示，光永乐二十年（1422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间，朱棣皇帝就曾三次御驾亲征，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追击鞑靼，不过这三次出征并没有继续给朱棣的功劳录上又加上几笔功绩，还让他最终病死在了最后一次出征归来的路上。
御驾亲征成为了朱棣晚年最为热爱的一项事业，除去自己的生命，他也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朱棣先后共五次亲征漠北，每次都要动用兵力三十到五十万不等，还要搜尽天下的府库作为军饷，数十万军兵参与物资运输，虽然解决了不少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但是也直接造成了永乐末年的“财力大窘”。民众没钱没粮的，还要为皇上提供壮丁当兵和运输粮草，怎么能没有情绪。据记载，永乐年间所谓“民乱”、“强盗”就达四十起之多，甚至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还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震惊朝野。
朱棣连年御驾亲征把整个明朝上上下下都搞得不安生，老百姓跟着遭殃，“财力大窘”本来就够人忙活的，结果皇宫里也不闲着。眼瞅着朱棣年纪大了，还玩命似的在外面拼杀，也不回来好好说说这个皇位的事儿，朱高煦就上火了。那边因为朱棣征战在外，朱高炽常年监国，虽然把朱高炽的那帮文臣都投进了监狱，但是眼瞅着朱高炽这监国当得越来越有感觉了。本来朱高煦比朱高炽得朱棣喜欢是因为他比朱高炽能征善战，如今朱棣带着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出去了，朱瞻基虽然年纪轻轻可是却丝毫不逊色于朱棣，在战场上成长得非常快。这下朱高煦更加焦虑了，所以他想方设法地给朱高炽添麻烦，派安插在朱棣身边的人给自己说好话。
朝廷内外都比较混乱，皇上忙着御驾亲征，监国太子朱高炽跟汉王朱高煦天天“暗战”，外廷的臣子们都各怀鬼胎地按兵不动，这可高兴坏了东厂的太监们，苦了刚刚失宠不久的锦衣卫。兵荒马乱正是大捞油水的好机会，而且满朝臣子们都在盯着两位皇子夺嫡之争的结果，纷纷贿赂内侍们打听风吹草动。胆子大的太监就拿着东厂的招牌出去招摇撞骗或者榨取点儿民脂民膏，胆子小的太监就专门在家里待着，等着想听到宫中风声的大臣们将沉甸甸的红包送到自己手上。
失宠又失势的锦衣卫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提供不了什么夺嫡之争的信息，也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出去榨点儿油水吧，怕一不小心撞到东厂的地盘上；躲着东厂走吧，剩下的地方基本上都把资源交给皇上去御驾亲征了，根本也没有多少油水。你就是在家待着都得注意点儿，东厂的太监们实在榨不着油水，就哼着小曲奔着锦衣卫们来了，口袋里本来就可怜的那点儿碎银子，说着话就被掏了个干净。
对于东厂的太监们，锦衣卫真是惹不起又躲不起，天天只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从前朱高煦和朱高炽都还要讨好纪纲，如今锦衣卫失势了，也就没有人找了，有的锦衣卫可能还会抚慰年轻的锦衣卫：别着急，朱高炽那胖子熬不了几年了，等朱高煦当上皇上咱们的日子就能好过点儿了。没有为什么，因为朱高煦和朱棣很像，他在当政之初肯定像朱棣当初一样先把异己都诛杀了，在这方面，锦衣卫相信自己的业务能力肯定比东厂的太监们强。
可是就连朱高煦也不会知道，历史连让他摸一摸龙椅的机会都没有给他。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等到朱高煦得到情报时，朱高炽已经在北京即位登基，接着朱高炽大赦天下，关押在牢里的朱高炽集团的文臣们一股脑儿都出来了，朱高煦的势力一下子被压缩了。
好在朱高炽的政治生命并不长，九个月后他就病逝于北京，这让朱高煦看到了自己登上皇位的曙光。当时的太子朱瞻基身处南京，得知父亲病危后立刻往北京赶，朱高煦本来准备在路上截击朱瞻基，结果朱瞻基速度太快了，朱高煦的人还没有赶到目的地，朱瞻基已经逃出了朱高煦的攻击范围。
朱瞻基登基后，朱高煦仍然不想放弃争夺帝位的机会。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在乐安建立五军，派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王公大臣，怒斥明仁宗朱高炽违反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且指出夏原吉等为“奸臣”，妄图仿效朱棣上演“靖难之役”。结果御驾亲征的朱瞻基还没有来得及显示一下自己百步穿杨的绝技，朱高煦的这场政变就被轻松镇压了。
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的执政期间，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仁宣之治”，在这段执政期间，洪武、永乐时期的“奸臣”文臣们得到重用，尤其是以被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所组成的以文臣集团为核心的内阁，在这段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仁宣之治”期间，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对于暴力机关的弱化。由于文臣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杨溥、杨荣、黄淮等人都先后领教过锦衣卫“诏狱”的阴森和残忍，所以对于锦衣卫和东厂的职权都有一定的压制和淡化。
此前飞扬跋扈的东厂在这段时间里也被压制，由于仁宗和宣宗都宣布要实行“仁政”，所以对以监控外廷和民众为主要对象的特务机构进行“缩水”，是“仁政”的首要表现。在建文帝时代短暂的停顿整业之后，在“仁宣之治”期间，锦衣卫开始了一段真正比较长的蛰伏期。从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起，明宣宗朱瞻基开始着手整顿经济，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进行敲诈勒索的东厂番子受到了严惩，东厂也不再像永乐末年时那么活跃。
虽然是名副其实的“守成之君”，号称仁宣之时“海内富庶，朝野清晏”，但是“海内富庶”还真说不清楚，那个“朝野清晏”倒是真的。想想洪武、永乐两代，朱明王朝的皇帝给人们的感觉就是只要一登基，二话不说就先来一阵屠杀，再开始治国。而仁宣期间，对内压制特务机关，对外则任人唯贤，基本上抛弃了洪武、永乐年间所形成的高压、血腥的政治氛围，并且成功解决了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趾问题等，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明朝皇帝的形象。
而在这段时间里，明仁宗做的最让世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建文帝的遗臣平反。建文帝的遗臣，就是说那些曾效忠于建文帝朱允炆，而不肯归顺朱棣的臣子们。明仁宗这样做，当然不免要为夏原吉这样已经身处他的文臣集团的臣子洗刷冤情，也有另一个很明确的暗示，即他本人对于东厂和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关的厌恶和疏远。要知道，在明成祖时代，追捕建文帝遗臣的事一直是特务机关在做，朱高炽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就是推翻了锦衣卫在永乐年间的功绩。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锦衣卫和东厂的关系不再那么僵硬和悬殊，成为了同处于被排挤期的“难兄难弟”。
2．锦衣卫梦碎土木堡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病逝，临终时颁下遗诏命皇太子朱祁镇承袭帝位。正月初十，朱祁镇正式登基称帝，改元正统，朱祁镇即明英宗。明英宗即位之初，朝廷主要由太皇太后张氏掌舵，张辅和“三杨”等五大臣合力辅政，国内局势还比较稳定，史书称之为“纲纪未弛”。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没有在动心眼，毕竟明英宗当时还是个小孩子，身上根本没有明宣宗的英气逼人。这个时候的锦衣卫几乎已经摆脱了纪纲事件的影响，此时坐镇锦衣卫指挥使位置的是马顺。马顺本人经历过纪纲时代锦衣卫的辉煌，所以他很不甘心特务机关被边缘化的这种状态。其实远在宣德末年他就已经开始为锦衣卫的未来规划了，他知道依靠目前自己的实力是无法让锦衣卫再次崛起的，他需要一个靠山。他找来自己的外甥、锦衣卫副指挥使王山一起商量，最终把目光放在了东宫太子的启蒙老师王振身上。王振年少时自阉入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他在成为太子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以后，迅速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
在这个时候，锦衣卫与太监们的关系已经不再像明成祖时代的“明争暗斗”，由于同被内阁的文臣集团压迫，处境都非常尴尬，能够得到皇上的宠信，从而获得能够满足自己利益的机会是锦衣卫和太监们最迫切的需求。尤其是太监们，由于特殊的身体原因和政治身份，他们的政治生命本来就很短暂，而一旦失去了皇室的宠信也就等于政治生命的死亡。在这个时候，锦衣卫主动靠近太监，这其实就是特务机构和宦官制度给明朝政治结构潜藏的危机所带来的一次爆发。
正统二年（1437年），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他的启蒙老师王振掌司礼监。明朝的宦官组织有“二十四局”，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司礼监是“十二监”中的最高部门，即“二十四局”里的最高衙门，也就是宦官组织的首脑，明代特务机构的最高指挥机关。司礼监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而且还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王振在执掌司礼监之后，也就预示着他成为了明朝特务机关的“龙头老大”，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带了厚礼来恭贺王振，厂卫合作在王振扰乱纲纪、培植势力的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