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指挥使没有像纪纲那样从一开始就以压制太监作为锦衣卫逐步壮大势力的前提，相反，马顺采取的策略与纪纲恰恰相反。马顺以“翁父”尊称比自己年少的王振，并且尽心竭力地帮助王振扩充势力，打压“三杨”及张辅等内阁大臣，肃清所有对王振不满的外廷官员。在厂卫共同配合打压群臣帮助宦官势力渗透到朝廷各个领域的过程里，明朝的宦官势力在明英宗时代开始了第一次的大范围扩张，可谓是给明朝之后的多次宦官掌政开了先河。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不仅可以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总督京营、充总兵官，还有正式的监军职衔，另一方面，宦官世袭，还能让他的弟侄封爵、荫官，要知道这可是只有王公功臣们才有的特殊待遇。
锦衣卫们总有尴尬和无奈的时候，在向太监们磕头请安的时候，他们总会想起某些遥远的传说：那是在曾经的洪武、永乐年间，他们的先辈曾经马不停蹄地忙碌，无数条生命由他们手中的奏章来掌管生死。但是时过境迁，他们不得不面对依靠着太监们来接近先辈们所说的境况。现在的锦衣卫不再像“仁宣之治”时见人就矮三分了，至少他们虽然要对太监们卑躬屈膝，但是满朝文武和民众们不再敢小瞧他们了，只不过这一次看到他们的小报告的不再是明朝的皇帝，而是宦官“二十四局”的总头目司礼监主管王振。不管是哪个王公大臣，只要王振稍加“润色”地在明英宗朱祁镇面前说两句狠话，就会丢掉小命。
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王振毁去了朱元璋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大铁牌，自然是更加为所欲为，甚至开始辅助朱祁镇处理政务，有时还会代替朱祁镇草拟诏书。锦衣卫们可能还在内心里这么安慰自己：好了，别老觉得自己是在向太监们屈膝了，现在连皇上都差不多操纵在太监王振的手里，我们向王振屈膝其实就是在向皇上屈膝啊！
不管怎么说，向几个人屈膝奉迎总比对所有人屈膝奉迎要好多了，至少，在外廷的臣子们和民间的老百姓们面前，锦衣卫的威严和恐怖又回来了。锦衣卫所负责的侦缉，这时候在东厂的太监们看来已经属于“脏活累活”的范畴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跟着“得道”的王振从而“升天”的太监们，已经开始享受自己尊贵的身份和待遇了，他们不会再去做那些劳心又劳力的事情了，让那帮天生就喜欢审讯和杀人的锦衣卫们去干吧！太监们只会端着茶碗坐在一旁，跷着二郎腿看着锦衣卫如何整治犯人们，如果一时技痒了，就上去过过瘾。
当然，并不是说锦衣卫就甘心屈居在太监们之下，他们也在等待着机会，那个“有朝一日”他们再次扬眉吐气的机会。正统八年（1443年）五月二十五日，雷电击中了奉天殿的鸱吻，以为不祥之兆，明英宗于是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这一次让锦衣卫看到了太监们垮台的希望，刘球针对王振专权恣睢，应诏上了一篇《修省十事疏》。但是这一次刘球并没有扳倒王振，反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虽然刘球没有成功，但是正所谓“一个刘球倒下去，千百个刘球就可能站起来”，按照历史经验，似乎锦衣卫的希望就会出现在不远的未来。可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一，一场从漠北突然而至的狂风，让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瓦剌部因为对明朝“赏不如例”大为不满，伺机大举南下，进犯大同。明朝的右参将吴浩随后在猫儿庄迎战，结果兵败被杀。这一下震惊朝野，王振毕竟是个太监不是军事家，危急之中想起明朝的皇帝们都有御驾亲征的惯例，而且在他们御驾亲征的战绩中很少有败仗。在这个时候，没有军事思想没有作战能力的王振只有靠这些遥远的数据和经验来对抗这场战争了。于是他劝服了朱祁镇，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朱祁镇换上铠甲，就要学他的先祖们跨上战马去御驾亲征了。
结果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日，朱祁镇御驾亲征的队伍在土木堡遭到了瓦剌也先的伏击，明军精锐死伤数十万，张辅、王振等五十余大臣死于乱军之中，朱祁镇看看自己已经被团团围住，只好抛弃了马，坐在地上被敌人俘虏了。如果说明成祖朱棣是御驾亲征次数最多的皇帝，那么朱祁镇就是明朝皇帝中御驾亲征最为耻辱的一个皇帝。
“土木之变”后，明朝的政治局势进入了最为跌宕的时期，锦衣卫重新崛起的最后希望，在战乱和王室的斗争中湮灭了。从此以后，明朝政治走向了短暂的中兴和覆灭的结局，而锦衣卫却再也没有崛起，没有再次像洪武、永乐年间那样成为风暴的中心。
六、西厂的一波三折
在汪直坐上了去往南京的马车之后，他苦心经营的西厂就此被关闭了，西厂的第一次登场在一片喧闹之后归于平静。接着是东厂的重新崛起，而锦衣卫依然在尴尬的地位中继续接受这东厂太监们的颐指气使，依然在心惊胆战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西厂就像明朝特务体制里的过客，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配角，这个半路出家的机构，其实在各方面都不如东厂和锦衣卫的机制那么严密和完整，漏洞百出而且管理松散，这也成为它必将被取缔的真正原因。
1．黄金配角锦衣卫
虽然王振以及后来粉墨登场的曹吉祥都身首异处，明朝也迎来了“中兴”之世，但是谁也没有阻拦住明朝走向宦官阶段性专权的穷途末路。
锦衣卫从洪武、永乐年间的独领风骚，到“仁宣之治”时受到打压，等到明孝宗的“中兴”之后，逐渐沦落为了一个平庸的角色。本来负责帮助东厂审讯犯人的锦衣卫北镇抚司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历史地位，因为在明朝后期东厂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监狱。本来可以直接向皇帝打报告的程序也因为东厂“二十四局”的出现而几乎被废除，锦衣卫指挥使往往必须将报告交给东厂司礼监的头目，才由司礼监大太监将报告交给皇上本人。而随着东厂权力的放大，后来的锦衣卫几乎沦为了东厂下属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调查取证和逮捕犯人的工作，更多时候是配合东厂工作，辅助去完成一些东厂的太监们不愿意插手的“杂活”。
实际上，锦衣卫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它只能作为一个专门为东厂特务部门服务的暴力机构。我们通过分析东厂的结构，就能够明白锦衣卫当时的地位和主要工作了。东厂只设立了一个负责事务的提督，即“二十四局”中司礼监的大太监，这个大太监被厂内的人称为“督主”或者“厂公”，他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这两个人都是从锦衣卫选拔过来的。再下面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颗”，颗管事都一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实际在外面负责侦查缉拿案犯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率番役数名，番役就是人们熟悉的“番子”，又叫做“干事”，这些人几乎都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英分子组成。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锦衣卫除了掌刑千户和理刑百户之外，几乎清一色都从事着“番子”这样的底层工作。而锦衣卫里大部分工作能力一般的锦衣卫，连东厂的赏识也得不到的话，就基本上是闲职，甚至可以说就是看管犯人和打扫“诏狱”的，当年可只手遮天的锦衣卫指挥使如今不过也就是东厂厂公的小跟班，如果连掌刑千户也混不到的话，那估计在锦衣卫也没有什么地位。
这下群臣及民众们就明白了，原来拿着“诏令”像鬼魅般的锦衣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锦衣卫身后主宰着这一切的太监们。所以我们在后来看到的市井故事里，江湖英雄对抗的都是东厂的厂公，而不是锦衣卫指挥使，这个时候的锦衣卫，就是站在太监身边的配角，虽然并不起眼，但是却不可或缺。按理说，一个王朝拥有了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关已经够热闹了，毕竟此前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过这样的事物出现。可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并不这么认为，他对于特务队伍的要求是越多越好，而且是多多益善。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宫里出现了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得以私自出入内廷的平民李子龙与宫女通奸事发。这让明宪宗感觉自己的管理出现了漏洞，于是本来就已经拥有了东厂这支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之后，他又想专门为了对付内廷死角而建立另一支私人侦缉队伍，这样，西厂就应运而生了。
西厂其实也是一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只不过在东厂和锦衣卫逐渐运行得过于规范之后，明宪宗的西厂运转起来更加灵活。西厂有了，可是明宪宗却对西厂的厂公人选不甚满意。东厂和锦衣卫因为前任皇帝们的精心经营，基本上已经非常完备，可是西厂是明宪宗原创的机构，各方面的人选都需要明宪宗自己来安排。
首先，西厂的构成人员大部分为明宪宗的心腹太监，而且均非来自于东厂，西厂的系统里基本上不动用锦衣卫，是绝对独立的部门，这样的队伍必须有个精明干练、出类拔萃的人当厂公。可是眼瞅着最出色的人选都在东厂，总不能拆了东厂补西厂吧！就在明宪宗头疼之际，他的脑中忽然闪过一道亮光：对了，就是他！
2．汪直初涉政
明宪宗突然想起的那个人，就是汪直。
汪直是瑶族人，祖籍是广西桂平。说起汪直净身入宫当太监的原因，还有点儿“逃罪”的意思。原来汪直的先人曾因为反叛明朝而被抄家，汪直为了躲避罪责，入宫净身当了宦官。成化年间，他先是在昭德宫当内侍，伺候明宪宗的宠妃万贵妃，结果因为得到万贵妃的喜欢而在明宪宗面前逐渐得宠，后升迁为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宪宗成立西厂之后想到的最佳人选就是汪直，明宪宗认为汪直“便黠”，便选中他出任西厂的提督。
西厂因为是明宪宗一手建立，所以它的权力明显要比东厂和锦衣卫大得多，《明史》中说道“所领缇骑倍东厂”，意思就是人员就比东厂庞大。另外，侦缉范围也比东厂犹有过之，“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也就是说原本是东厂和锦衣卫管的事西厂也能掺和，而且只要人家西厂的人到了，你们东厂和锦衣卫只能干看着，再大的功劳都得马上让出来。
这一下好了，费了半天劲才完成的厂卫合作的特务模式因为西厂的横空出世完全被打乱了，东厂太监们的地位一下子被西厂替代了。如果是在从前，锦衣卫早就开始期盼两伙太监集团掐起来，然后自己“渔翁得利”了。可是此时的明朝政权已经是太监们的舞台了，锦衣卫们即使再努力，也只是所有纷争的配角或者看客。在东厂和西厂的矛盾中间，锦衣卫更多的选择了沉默，他们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们就像工蚁般劳作着，在面对东厂太监们点头哈腰的同时，也对西厂的太监们卑躬屈膝。
汪直在掌管西厂之后，并没有只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明宪宗最感兴趣的“宫外之事”上去，他似乎顺手就把东厂和锦衣卫的工作给接手了。内廷和外廷一把抓，对于汪直这样的做法，明宪宗不仅没有一点儿反感，反而更增加了对于汪直的信任，认为汪直这样“不辞辛劳”地把所有事都抓起来做，是真正对内廷安全的负责。而汪直给明宪宗的说法，则要更加合理，宫外与宫中要联系起来并不难，所以一定要控制住每个线索，绝不放松。控制外廷同样是掌握宫中与宫外联系的必要手段，毕竟不能排除外廷官员贿赂内廷官员的可能性，反正经汪直这么一说，保障宫中安全就必须控制整个王都和住在王都里的任何人。
在控制了王都以后，汪直就又去跟明宪宗说，内廷有臣子经常去外地出差，看来外地也不安全，外地的很多臣子也经常勾结民间的不良分子贿赂内廷的人，从而想方设法建立与宫中的关系，看来外地也不保险。明宪宗一看汪直这么负责，顿时感动得不行，于是，西厂的势力迅速向王都以外扩张了。西厂在扩张，当然并不是说东厂和锦衣卫就闲着了，西厂把大片区域都给霸占了，东厂和锦衣卫只好往边远地域发展，一时间东西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在明朝的疆域之内满地跑，官员和老百姓可遭了罪了，《明宪宗实录》里记载当时的情景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这下可好，明朝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了。
另一方面，最吃不消的还是外廷的臣子们，终于感到日子没办法再过下去的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其实，大臣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撇去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不说，本来就已经有了东厂和锦衣卫，再加一个西厂，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大家的俸禄都很有限，做个小买卖还得藏着掖着，年年供奉两个爷就已经不容易了，如今又来一个，谁还吃得消啊！
在反对浪潮中，内阁大臣们站在了前面，内阁大臣商辂在他的《上革西厂疏》中写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因而要求“收回伺察之人，诛逐奸邪之辈”，话说到这地步，就是皇上你再不撤了西厂，我们这帮当臣子的就没法在朝廷混了。
迫于各方压力，明宪宗不得不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关闭了西厂，取消了汪直西厂提督的职务，可这次关闭西厂，虽然有众大臣的极力反对，明宪宗还是有着“千百个不愿意”呢！
3．幸运的汪直
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御史戴缙如果不是在这一年的六月突发奇想地上了一份奏折，恐怕他很难有被写进历史的可能了。这个碌碌无为的御史，在给明宪宗的上疏里昧着良心对西厂和汪直大加赞扬，说汪直缉捕奸恶赃贪，尽革宿弊，而且还“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这次上疏与其说是赞颂汪直，不如说是间接地赞扬了明宪宗建立西厂的英明果断，这名御史不知道是不是受过汪直的“照顾”，总之这个马屁拍得是又准又稳，让明宪宗顿时感觉说不出的舒服。
于是刚刚被废除了一个月的西厂，又在戴缙的歌功颂德里再度挂牌，西厂提督的椅子上的温度还没有冷却，汪直的屁股已经又落在了上面。“有仇不报非君子”，汪直回到西厂提督位置上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那些反对他和西厂的臣子们都搞垮。
在此后的短短几年间，上疏请求关闭西厂的官员几乎无一幸免，应天巡抚牟俸、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被谪戍，兵部尚书钱尚被除名，那位给明宪宗递了《上革西厂疏》的商辂则被罢免，科道官五十六人都受到了牵连。
不过平心而论，汪直虽然也干着排除异己的勾当，但是比之他前面的王振、曹吉祥，以及他后面即将登场的刘瑾、魏忠贤，都要手软得多，反对汪直和西厂的臣子们虽然都遭到了打击报复，但是因此丢掉性命的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