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译文】
因此可以说，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即使手忙脚乱，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却显得从容有余，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格局。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权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工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然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左传》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免的规则，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决断，作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
【智解】
有好的制度才能有好的秩序
凡是人类聚集的地方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组织体系，人们都会按不同的分工结合成一个团体，各司其职，以一个共同的行为标准作为社会活动的契约，如果这种标准作为制度是公正合理的，那么它就会像润滑剂一样能起到减少社会摩擦的作用，许多矛盾就会避免。如同一架运转顺畅的机器，人类之间的互相争斗减少了就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会导致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其结果只能是激化得利者与受损害者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将减缓整个社会的发展步伐，有时甚至会使社会文明短暂地退步。
大到国家，小到社区、企业，制度建设历来是一件关系整个体系存亡、优劣的重大问题。因为制度的完善与否关系着秩序的稳定，而秩序是否良好又同组织的兴衰有紧密的联系。一个纲纪败坏，人心涣散又无规章可循的国家是不会长久的，更谈不上兴旺发达了。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健全合理的制度为支撑、人人各自为政的话，别说效益，恐怕连生存都是妄想。
制度有这样一个特点，只要你把它树立起来，并且让这种规则滚动起来形成惯性，整个社会就会依照这种规则自动地运转下去，制度的威力就在于此，一旦形成，人们就很难更改它。然而这种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一旦被破坏也很难再形成，而由此引发的后果便是社会混乱，价值体系的崩溃，道德水平下降，国家的解体。直到新的制度体系建立起来，这种情况才会结束。
制度化的这种特点，使得它既可能带来长久的社会效益，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危害，而走向哪个道路就取决于这种制度的优劣。一个公正、合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一旦树立起来，整个国家都会受益：统治者的更替有章可循，有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赏罚分明、法律健全。这样的国家，其管理范围的人民会拥有安全感和稳定感，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艺术也就兴盛起来。可是制度之剑是双刃的，它可以杀死敌人，但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伤到自己。如果制度不适应社会的实际情况，或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因素，比如偏袒某一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损害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这样的制度一旦树立起来，造成的危害同良好的制度所能带来的益处是同样巨大的。制度的不合理将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加剧、激化，当矛盾无法调和时便会天下大乱。
一种制度能否长久存在，最关键的就是资源分配问题，也可以说是所有权归属问题。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把这些财富在全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中进行分配，关系着这个政权能否统治长久。首先就是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动荡纷争的一大焦点。古代帝王不但自己富有海内，而且手握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可以让一个人在顷刻间富华显贵，也能让这个人立刻家破人亡。君主的财富和权力吸引着无数人舍生忘死地钻营权谋，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曾带来过国家的动乱衰亡。历数中国历史，有多少王朝是因为皇位的纷争而引得皇子之间相互残杀，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国家的败亡很多都由此而起。
古代的官僚体系占据着土地、森林、矿产以及人丁等大部分的国家资源，对帝王来说，基本原则是谁拥护我谁就能得到利益。打天下者坐天下，把财富分配给对国家建立和治理有功劳的臣子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就能巩固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拉拢那些渴望分得利益的人加入到统治集团中来。由此观之，要想得到众人的支持，并且让这种支持保持下去，就必须让拥护自己的人得到利益，形成利益的共同体，大家休戚与共、同进同退，以利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联盟。那种把所有的好处都攥在自己手里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以为所有的利益都归自己所有了，占了大便宜，实际上没有其他人的支持与帮助再多的利益也是过眼云烟，现在是在自己手里，转眼就可能归他人所有了。
国家有了健全合理的制度为根基，就减少了人为因素对于社会秩序的干扰和损害。人治与法治历来是治理国家的左右手，人治的好处就在于富有人情味，在处理事情过程当中比较灵活变通，在中国历史上人治体现出它的独特好处，但是人治的危害也是巨大的，远远超过了其所能带来的好处。帝王的随心所欲、不遵礼法让政治败坏，朝纲涣散，乱臣贼子也多由此起，政府官员徇私枉法、营私舞弊令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最终天怒人怨就会官逼民反。人治太多信赖当权者的道德水平、执政能力，把所有的宝押在少数几个人身上是很危险的，一旦有任何闪失就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而制度的建设就能弥补人治的缺陷，有了法律、法规社会就有了行动的指导，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怎样做是好的怎样做是坏的都有明确的规范，整个国家的活动被纳入到条条框框中去，保证了社会生活基本的公正合理。无论是权力的承接，财富的分配，人才的选拔、刑罚的实施都有章可依，就像把河水都归入河道，就不会造成洪水泛滥成灾一样。无论权力的主体怎样变换更替，都不会对社会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长久的战略方针都能持续地得到实行，不会被人为地中断改变，国家的富强就能实现，制度的力量就在这里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