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1年、1952年时,开始镇压反革命。主要是配合抗美援朝,镇压“土地改革”时漏划的地主、恶霸和欺诈贫雇农的地痞、反动会道门的教主等。那时,开公审会肯定要枪毙几个反革命分子。
公审会一般在区里(双台子村)举行,要求各村老百姓参加,但成人不多,主要是各村小学生去填场。我们村到区里有十多里路,再加上是冬天,我一般借脚上有冻疮请假不参加,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我有些害怕看到那个场面。有一次,要请假的学生太多,班级人数不够,班主任老师索性一个也不给假。
那天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高高的木板搭的台子上,横幅是“双台子区镇压反革命大会”,台上坐了一排人,从远处也看不清是一些什么面孔。不多一会儿,背枪的军人押着脖子上戴着木枷,脚上戴着铁镣的犯人进场了,只听“哗啦哗啦”的脚镣响,罪犯们个个面色煞白,面向观众跪在台上。大会先是由受害人控诉,说到关键时刻,台上有人领着喊口号,“坚决镇压×××”,“枪毙×××”,有的控诉者还上前揪打被控者。那时好像没有扩音器,只是拿个铁皮做的一头小一头大的“广播筒”,发出时清时不清的话音。控诉完就是宣判,台上犯人十有八九是要枪毙的,也有个别是陪绑的。
一宣判完,会场的气氛立即就紧张起来,台上的犯人被两个背枪的军人从台子侧面架下去,通过一条两边由手持红缨枪的民兵站立的过道,带向刑场。这时,全场多处事先安排好的高升炮(二踢脚)响个不停,持续有半个钟头。一看大人们“轰”的散了,向河套那边跑去,就说明刑场执行枪决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人们没听到枪声,是被高升炮的炮声掩盖了。这时老师站起来用手比画着让学生不要动,不要站起来,不要离队。但我事先已与一名同学约好,想到刑场去看看那些被枪毙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说实在的当时是又想去,又害怕。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最后我俩还是手牵手离开了队伍向河套那边跑去,但前面已是人山人海,根本看不到刑场在哪里。我们俩向前挤了一段看见前面围了一大圈人,想挤到前面根本不可能,只能蹲着从大人的两腿之间往里看,“哎呀,我的妈”,我隐约看见半仰在沙坑边上被枪毙的犯人,头盖骨上的皮都半卷起来,在横七竖八的死尸中间,有戴口罩的公安人员在砸死者脚脖子上的铁镣子。大人的腿在动,这个镜头时隐时现,我仿佛还闻到了一股腥味。我转身想往回跑,已被后边的大人挡住了,我俩拼命地从大人的两腿中间钻了过去,“我的天,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场面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是为了配合朝鲜战场的形势,巩固好后方。那时判一个人死刑的程序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和审慎,这是当时的形势所致。看了那个场面后,害得我好几年不想吃粉皮,你知道一吃粉皮我想起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