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匈奴列传》：“其（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叙了汉武帝对这次战争的评论：“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史记·大宛列传》记：“是岁（元狩二年）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汉书·张骞传》中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述。比《史记》略晚的文献《盐铁论·诛秦》里对这件事的记述是：“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浑邪率其众以降。”
《史记·李将军列传》也有记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祁连天山。”
西汉永元五年（公元前93年）任尚以中郎将之职率大军在蒲类海边擒斩叛逃的匈奴北单于于除鞬，并勒石以纪功。这块竖立在巴里坤的国家一级文物《任尚碑》，碑文虽残缺，字迹大多不能辨认，可第一行首六字为“惟汉永元五年”；第二行首三字为“平任尚”；第四行最末一字为“海”，第五行首一字为“至”；下段有数字隐约可辨，似为“道口临物”。使我们从残存的文字中得知了重要的纪年和人名。这与《汉书》中的记载吻合。
西汉本始二年到三年（公元前72年——公元前71年），汉宣帝刘恂接到乌孙昆莫翁归糜和解忧公主要求东西夹击北匈奴挫败北匈奴对乌孙的进攻的上书。派遣田光明、范明友、韩增、田顺、赵充国等五将军和校尉常惠率十五万骑分道征讨匈奴，其中赵充国率三万余骑合乌孙五万骑，在蒲类海旁夹击匈奴，直捣匈奴右谷蠡王王庭，“获单于行父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前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汉书·乌孙传》）。大获全胜，从根本上挫伤匈奴的锐气。战后赵充国被封为蒲类将军。
西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蒲类属都护府管辖。汉文化对西域包括蒲类的渗透浸润也日益深化。
王莽夺取西汉政权后，因战乱使国力衰微，西域各国不再向中央纳贡，不再与中央交往，重新役附于匈奴。匈奴横征暴敛，压榨十分残酷，西域诸国纷纷派遣使者请求重新归属汉朝中央领护，恢复西域都护府，可直到光武帝刘秀定天下，仍无力顾及西域各国，西域仍属匈奴。
后来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势力大大削弱，西域诸国逐渐摆脱匈奴统治。但各国间又因利益的争夺不断发动战争，一些行国被兼并。匈奴借机卷土重来，西域一些地方政权再次受到匈奴奴役。
东汉永平中期，匈奴胁迫西域各国合力进犯河西走廊一些郡县，西部边境各郡县昼夜紧闭城门，向中央告急。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派大军征讨匈奴，班超以随军假司马之职跟从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击右地，破白山，临蒲海”，“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还立碑纪功。
汉与匈奴的多次重大战役中，班超无疑是平定西域完成一统大业功绩最卓著、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班超自幼有大志，不拘小节，曾为洛阳官府文书，终日抄抄写写。匈奴不断侵扰边地，民心不安。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应当效法张骞，立功边疆，怎能安于握笔杆的生涯！”他投笔从戎，随大军来到西域，在蒲类战役中打败匈奴，然后夺取伊吾庐（哈密），设置宜禾都尉并在此屯田，作长久镇守之计。后来班超又被作为使节出使西域，到鄯善，鄯善王很热情地接待他们。但是过了几天，鄯善王的态度突然变了，班超推断可能是匈奴的使节也到了，后经查证确是匈奴的使节已到数日，威逼利诱鄯善王投靠匈奴。当天夜里，班超率随行的三十六人向匈奴使者的驻地发起进攻，打败匈奴使团一百多人，杀死了匈奴使节，解除了鄯善王的顾虑，终于使鄯善王摆脱了匈奴的统治接受汉朝中央政府的管理，从而巩固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到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汉王朝在西域重设都护府，班超担任了西域都护府最高行政长官。蒲类属西域都护府后车师部管辖。从而使绝交六十五年之后的西域又回归汉中央统领。
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班超之子班勇率领车师后王农奇的儿子加特奴和八滑等，发精兵攻击北匈奴呼衍王，大获全胜，收西域诸国。班勇请奏朝廷拥立加特奴为车师后王，八滑等人均得以封侯。
阳嘉三年夏，加特奴等率一千五百人，突袭北匈奴，毁坏匈奴庐帐，斩首百余人，俘虏了单于的母亲，父王妃和妇女几百人，掳掠牛羊等牲畜十多万头（只），车辆一千多辆，夺得兵器和其他财物不计其数。第二年春天，北匈奴呼衍王率兵攻击后车师，汉室令敦煌太守聚集精兵，合玉门关侯、伊吾司马两处兵力，共六千三百骑兵救援，在勒山与匈奴遭遇，汉朝军队失利。到秋天，呼衍王率两千兵再次攻击后车师，打败了后车师。
东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三千再建奇功。
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四月，北匈奴呼衍王统率三千骑众，掠夺蒲类，进军伊吾（哈密），汉伊吾司马毛恺率本部兵卒五百于蒲类草原迎击，在今奎苏以东到沙山子一带展开了殊死搏斗，结果全军覆没，悲壮的战绩被后人移植到唐朝樊梨花西征的民间传说中。至夏，汉室紧急派遣敦煌太守司马达统领敦煌、酒泉、张掖等地兵将四千多前往救援。大军直扑蒲类海边攻击呼衍王大营。呼衍王闻讯率军向北撤去，汉军无功而返，但解了伊吾屯城被困之厄。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与匈奴进行了很多次殊死的战争，残酷而持久的拉锯战，是经济利益的争夺，是统治权力的争夺，是双方政治力量的较量，是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更久远更深刻的是不同背景的两种文化的较量。汉室最终所以能取得胜利并不完全是军事力量一定比匈奴强大多少，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农耕文化在当时较之游牧文化先进得多。就生产方式而言，农耕要求生产者必须定居，农耕生产所得的产品收入稳定可靠，基本可以保证最低的生活需求，因而生活相对稳定。就生产手段而言，农耕生产较游牧生产技术含量要高要先进，有利于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推进社会的进步发展。从文化背景而言，农耕文化强调“仁爱”“民本”“中庸之道”，反对暴力和苛政，对老百姓的统治比较“温柔”，更具人性化管理。就农耕社会统治政权的统治方略措施而言，政权组织严密，各机构部门之间既要协调配合协同努力，又相互监督制约，保证了政权的相对巩固稳定，亦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独断专行和腐败，也可以保证中央的政令较为畅通。这种文化对于西域各行国的统治者和平民都能带来利益和好处，必然受到欢迎和接纳。
当然，游牧文化之所以长期存在，肯定有他的优势和合理性，存在就是合理，绝非一无是处。汉朝的农耕文化在进入西域与西域的游牧文化发生激烈交锋碰撞时，必须学习吸收西域游牧文化的精华，才能使中原汉文化在西域有立足之地，更何况汉文化本身就有从游牧文化阶段发展的经历，以后在商纣春秋战国等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在不断吸收游牧文化的精要特长，是“博采众家之长”的结晶。正如在前节里谈到的，战争就是政治、军事、文化的交流，对抗的双方必须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制定最科学最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用最有效的战术打击对方。因而战争也是不同集团、民族最大的融合机会。
这里要强调的是两汉与匈奴的战争，蒲类草原屡次都是主要的战场：一、这是由蒲类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这里是双方攻守皆至关胜负的战略要地，是汉朝通西域的咽喉，也是匈奴攻击汉朝的要冲。二、这里也是匈奴的军事集结地和政治中心。
十汉、乌孙联姻和文化混血
为长期保持西域的稳定，汉朝与乌孙“和亲”联姻，除当时出于共同打击匈奴的目的外，汉对乌孙等其他游牧民族的安抚也是重要目的之一。汉武帝选江都（扬州）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封为公主，远嫁西域乌孙王猎骄靡。乌孙王当然十分看重这一姻亲，不是因为猎骄靡当时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细君年仅二十，而在于乌孙王把能与汉朝联姻结盟看成是极为荣耀的事情，更关键的是这是政治联盟的婚姻，双方打击匈奴的政治利益是共同的，因此乌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细君公主的仪式，乌孙国里举国上下一派欢庆气氛。
当时乌孙的大本营是在蒲类还是已经迁至伊犁河谷，文献里没有记载，但细君肯定到过蒲类是毫无疑问的。假如猎骄靡治下的乌孙王庭仍在蒲类，细君就被娶到了蒲类；若当时乌孙部已迁居伊犁河谷，那么蒲类就是通往伊犁的必经之地，因为一则天山以南从玉门到哈密、哈密到鄯善均是几百里的沙漠，驼马队很难穿越，二则占据鄯善、吐鲁番一带的车师与乌孙没有密切关系，不会让如此庞大的送亲、迎亲队伍随意往来。唯一可行的就是由内蒙古草地进入天山北麓的蒲类然后西行。至于这样的政治联姻给细君公主带来的婚姻是喜是悲，细君对此婚姻是否感到满意和幸福，那另当别论，但这样的婚姻给汉朝和乌孙带来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利益，对共同打击匈奴取得胜利、保持社会的安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细君西嫁与猎骄靡的结合，使乌孙王族后世里融进了汉族血统，细君所带来的众多侍女、随从人员留在乌孙必然都与乌孙人成婚，使乌孙部族中有更多的混血儿。民族的混血，必然带来的是文化的混血。猎骄靡知道公主无法适应乌孙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专为公主修建了仿汉建筑作为其行宫，他自己的饮食起居习俗也最大可能地靠近汉族习惯，恐怕在思维方式、文化理念诸方面也一定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细君和猎骄靡年龄上的悬殊、生活习俗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尤其是让一柔弱女子肩负如此重大的政治使命，都使她感到重负在肩难以承受，因而作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后人将此称为《乌孙公主歌》。《乌孙公主歌》便是久远之前汉文化以文学形式进入西域有力的证明。
细君在乌孙只生活了几年就死了，继细君之后的解忧则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多年。按照乌孙的习俗，她先后与几位乌孙王成婚，不仅生了很多的混血儿，重要的是其政治活动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特别是使女冯嫽跟随解忧公主到乌孙更是活跃，实际上是汉朝政府派驻在乌孙的一个专职外交女使官。这种联姻后来发展成为乌孙对汉朝的隶属关系。解忧给乌孙带来的血缘与文化的融合、文化影响远远超过细君。
十一裴岑碑的文化影响
汉武帝时汉军多次大败匈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北匈奴是“留在漠北西北角的部分”中的一支，在东汉时虽经任尚与王辅于永元五年（93年）追擒立斩北匈奴单于于除鞬，但并未将其全歼。他们始终在东天山北麓一带活动，立呼衍王为首领，其政治军事中心正在蒲类海一带。从公元94年至公元135年的四十年间，北匈奴一直威胁东汉河西四郡和对西域的统治。河西四郡经常受到匈奴的骚扰、劫掠，不时被匈奴围困。
东汉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率本郡部队三千人出击北匈奴，突出奇兵，于蒲类海边，斩杀呼衍王，大获全胜，取得了四十年来汉朝在这一地区的重大军事胜利，使这一地区保持了十三年的安定。裴岑在战斗结束后立有纪功碑，碑高四尺三寸，宽一尺八寸，后世称之为《裴岑碑》。《裴岑碑》字迹清晰：“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
但这次重大的胜利，《后汉书》中未于记载。这显然不是疏忽或裴岑未向朝廷报告，而是在朝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中，为保护某一派政治势力的利益而有意抹杀这次重大军事胜利。所以《潜研堂金石文》在跋尾中说：“当是时，呼衍王之势日涨，岑能以部兵诛之，克敌全师，可为不世之奇迹矣，而汉书不著其事，盖其时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众，而边郡之文薄壅于上闻也。”裴岑碑文所提供的史料弥补了《后汉书》有意或可能无意遗漏的一个重要史实，让我们了解到曾有过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显现它的历史价值。但是，裴岑如何出兵，历经了怎样的、多少次大小战斗以及战斗的具体细节，取得胜利后如何向朝廷报捷，朝廷中各派政治力量对此有何反映，中央政府是否予以嘉奖，中央太史令及史记部门为何有意不记此事，“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众”，有哪些秕政，有多少妨功害能者等情况，都让后人无从得知，成为千古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