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侯君集为总管，姜行本为副总管率万余轻骑讨伐麹文泰。征讨大军到西域后以蒲类为大本营，在蒲类东部天山北坡的松树塘伐木制造战车、撞车、抛石机、云梯等攻城器械，以增强攻城的冲击力缩短战斗时间，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果然，这些器械在攻打高昌城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抛石机一发动，千万石块铺天盖地砸向城头，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撞车撞开城门，唐军奋勇冲进城内，麹文泰自杀身亡，叛军被一举歼灭。对此，《旧唐书·列传第九》中记：“及高昌之役，以行本为行军副总管，率众先出伊州。末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其处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
也就是说，姜行本在伊州（哈密）北的今巴里坤松树塘驻兵制造攻具，且勒石以记其事。纪功碑云：“……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师次伊吾折罗漫山，北登黑绀岭。未盈旬月，克成奇功。伐木则山林殚尽，叱咤则山谷荡薄，冲梯踅整，百橹冰碎，机桧一发，千石云飞，墨翟之拒无施，公输之妙讵比。大总管运筹帷幄，继以中军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高旌蔽日月，长戟拨风云。自秦汉出师未有如斯之盛也。班定远之通西域，故迹罕存；郑都护之灭车师，空闻前史。雄图世著，彼独何人？乃勒石纪功，传诸不朽，其词曰：于赫大唐，受天明命。化济得一，功无与兢，荒服犹阻，夷居天定，乃拜将军，殄兹枭境。六奇勒思，群雄逞力。阵开龙腾，营射虎距，气遮星光，旗明日色，扬旌塞表，振威西极。峨峨峻岭，渺渺平原。塞云暝结，胡风昼昏，经年凝冰，长纪落雪。高树吟猿，铭功赞德。”
碑文记述了这次出征的声势、在松树塘制造攻城器械的紧张工作情况、大军攻打高昌城将士的勇猛和战斗的激烈，极尽颂扬之能事，赞颂了这次远征的功绩。碑文气势雄浑文采飞扬，反映了大唐国力的强盛和大唐雄师的威武勇猛，字里行间洋溢着必胜的豪情。
此碑高一点八米，宽零点六米，文字十八行，满行四十七字。碑额四行，每行三字。额曰：“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
平定高昌之后，皇帝这样嘉奖他们：“攻战之重，器械为先，将士属心，待以制敌。卿星言就路，躬事修营，千戈才动，梯冲暂临。三军勇士，因斯树绩；万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岂足相况。”凯旋后，姜行本进封金城郡公，赐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
姜行本能在蒲类专心制造军用器械，之后还从容地磨去班超碑原碑文重刻纪功碑，没有受到任何敌对力量的干扰，不是史家忽略或有意不记其中的细节，是本无这一情况出现，因为当时的西域除了高昌外其余地区都已归附大唐。
姜行本磨去班超纪功碑原文重刻，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让后人无法得知班超碑的文字内容，了解那段历史的真实。此碑一直竖立在天山库舍图岭上，唐代时称之为折罗漫山黑绀岭。碑被称之为姜行本纪功碑。关于这块碑，《西域水道记》留下一个传说：“人言此碑至神，相戒不得拓，拓即致大风雪，断行人。”这传说越来越神奇，清人方士淦《东归日记》中写道：“（碑文）自来不许人看，看则风雪立到。余丙戌九月过此，曾进屋内一看，碑约四五尺高，字字清楚，不甚奇异。因庙祝云，不可久留，旋即出屋，顷刻间，果起大风，雪花飘扬……乃今年二月，前伊犁领队大臣某过此，必欲看碑，庙祝跪求不准，强进屋内，未及看完，大风忽起，扬沙起石，某驱马下山。七十里至山下馆舍，大雪四白夜，深者丈余，马厂官马压死者无数，行路不通，文书隔绝数日。吁，真不可解也。”
将一块石碑如此神化，而且越传越神，赋予它至真至性的灵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经朝历代不仅未丝毫损坏，还数次修建庙宇专门保护供奉，不能不说这是人心向背的问题。西域各族群众在千百年的经历中早就懂得，祖国的统一是人民的安居乐业的保证，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需要相互学习交流融合，特别是精神文化的交融。任何分裂祖国的企图和行径都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攻击，必会遭到失败的下场。姜行本碑的经历正折射了各民族人民的这一感情心理。
直到1947年，驻哈密国民党官员李朗星恐战乱破坏此碑，移藏之，并用楷书撰镌了移藏碑记，竖排四行，一百四十三字。新中国成立后，将此碑移藏于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
三伊吾军屯垦甘露川
平定高昌叛乱之后，唐王朝加大了对西域的统治力度，在西域设置了西州和北庭都护府，在古蒲类地设置蒲类县，后又名后庭县，属北庭都护府管辖。据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这儿设县，并效仿汉代的屯田办法在此实行兵屯制度。据《唐六典》卷七记载，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安西都护府有二十屯，疏勒有七屯，焉耆有七屯，北庭都护府有二十屯，伊吾军有一屯，天山军有一屯，共五十六屯。每五十顷为一屯。《旧唐书·地理志》载：“伊吾军，在伊州（哈密）西北三百里甘露川，兵三千人，地五千亩，马三百匹。”可见唐帝国在西域屯兵的规模之盛大。
伊吾军在甘露川屯兵时还修筑了城池，当地人至今称之为“唐城”。史籍记载和城内发掘出的遗物证明了伊吾军驻守的城池，就是现在位于巴里坤大河水库西不到一公里的大河古城。此城修筑于唐景龙四年（710年），有附城和主城东西排列，占地两百多亩，主城在西，附城在东，主附城仅一墙之隔，隔墙中部有门道相通。城墙为夯土筑成，主城墙高达十米，底宽十二米，有马面与敌台，四周设角楼是将领的府衙和住宅区，西墙正中开一城门。现在主城西北与东南两处城墙保存尚完好，残高六米；附城城墙残高不足二米，是士兵住宿生活区。
在考古发掘中，城内出土的主要有陶罐、铁器、石磨和大量瓦当。从出土的器物造型及工艺，专家们认定当属唐代物件无疑。
蒲类东部三面山峰上的雪水，夏季融化浇灌东部草原后汇集成一条溪流，溪水穿过的两侧，有宽窄不等约百多米的沼泽，沼泽中长满天然柳树，故名柳条河。柳条河西去不远便渗入地下潜行，在唐城东边两三公里的地方又喷出地面，形成几眼喷泉，老百姓叫它龙口。龙口喷出的水被人筑堤分流，滋润着龙口以西的几百万亩农田和草原。
唐城之北，是良田，应当就是当年伊吾军开垦的，很可能后来被弃耕到清代又为屯民复耕，现在土质肥沃，每年庄稼长势喜人，成为当地的主要产粮区；城之南，是湿地，一条溪水如银线，穿透草原腹地西去注入蒲类海。湿地自有优良的牧草。丰茂的草地中缀满各色美丽的野花，是鸟类、狐兔等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最佳所在。马驴牛羊每每徜徉其间，整条草川充满勃勃生机。真是一条绿色河川，生灵的河川，因而被称之为甘露川。这甘露不是观音菩萨洒落到人间，是几千年来劳动者的汗水，是农耕文化的甘露，这一川甘露滋养出的生灵也是鲜活的文化生灵。
伊吾军亦兵亦农，屯田自给，减轻了国家财政支出，避免了给养长途运输的麻烦和消费，增加了供应，也培养了军士们自我解决部分军需物资的生活能力，实在是极好的办法。更为重要的是，在丝绸之路东西南北之要冲屯兵垦田扼守，也表达了中央政府派军队永久驻扎绝不让分裂者有一丝可乘之机的严正态度。
在远离城池的其他军事要道上，唐军还筑了不少烽燧，城池、烽燧相望，随时观察了解军情，构成了一张严密的情报网，使指挥部及时获得准确的军事信息。驻守烽火台的兵士，也大都在其周围垦田种植。
伊吾军在这一马平川的草原上建城驻守，完全无险可凭，而且是孤立无援的独立城池，看似大犯兵家之忌，其实，从大局着眼，它有强盛的唐王朝军事力量和整个西域的大量屯军做后盾，同时与驻守高昌的瀚海军、驻守北庭的天山军互为犄角，互相策应，一地有军情，另两处甚至整个西域马上就会做出反应，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军事策略的正确和军事力量的强盛是西域稳定的根本因素，一座孤城镇守在此而固若金汤，正显示泱泱大国的国力和军威。当然，另一个坚实的基础是自汉以来历代王朝尤其是唐朝自己所传播的农耕文化——思想理念、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思维方法等已经在这里扎根，成为西域局势平稳的文化基础。
这时，“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骆宾王随征讨西突厥的大军来到蒲类，在伊吾军驻地，看到驻军将士艰苦的屯田生活和驻守边疆的豪迈意气，挥笔写下《夕次蒲类津》的诗篇：“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一钩新月，清冷皎洁，北方的寒气吹冰了戍边战士的衣甲。煮晚餐的灶火映红了帐幕内外，映红了耕作归来的兵士的脸膛。给大家带来一些暖意。吃完热腾腾的晚饭，该钻进温暖的被窝美美睡上一觉，消除一天的疲劳，忽然望见远处烽火台上的烽火燃起，一阵急促的梆子声催动，战士们立刻全副武装，登上戍楼，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投入激烈的战斗。
艰苦算不了什么，只要能保证边疆的安宁，戍守边防建功立业，不能让国家失望、百姓受苦，牺牲自己也在所不辞，博得个封妻荫子，不枉大丈夫一生。
如今的大河唐城，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巴里坤草原中别具特色的一片景区，每年都有大量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领略甘露川迷人的自然风光。游人们每每登临城头，抚今追昔，翻阅厚重的历史画卷，凭吊先贤的辉煌业绩，激起一腔“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的豪情。四皆言沙陀为贵种
在唐朝中叶之后，由于朝政腐败，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变。先是王仙芝起兵，接着有黄巢等的响应，一时天下纷扰。王仙芝战死后，黄巢收拢王仙芝残部并入自己所部，势力大增，虽屡遭官兵重创，但终于在唐广明元年十二月攻破长安。在此之前，唐僖宗已仓皇出逃，长安守将张直方率百官迎接黄巢入城。
黄巢进入长安，杀尽唐宗室，士兵在入城几天后开始四处焚掠，老百姓苦不堪言。到中和元年春天，唐宰相兼凤翔节度使郑畋约集诸道兵宣誓勤王，集中兵力驻军于渭北，三月，大军攻打长安，黄巢率众出走。唐军攻进长安，百姓欢呼出迎，官兵入城无心恋战，只顾争抢金帛妇女，秩序混乱。不想黄巢突然率兵自城外反扑，从四门杀入城内，唐将领大都战死，官军几乎全军覆没。黄巢痛恨百姓迎接官军，乃纵兵屠城，号为“洗城”，杀戮十分惨烈，百姓多出逃。
唐军已经无力收复长安，其时，有人献策说：如召李克用入援，则黄巢足平。于是朝廷派人召李克用进攻长安。
李克用所率四万沙陀军，皆穿黑衣，被称作“鸦军”，而李克用也被称为“李鸦儿”。黄巢等都很畏惧沙陀军，听说沙陀军将至，害怕地说：“鸦军至，当避其锋。”
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破黄巢的弟弟黄揆于沙苑，二月进兵与黄巢十五万大军大战于梁田坡，斩首数万级，伏尸三十里。四月又与黄巢军大战于渭南，一日三胜，黄军崩溃，李克用乘胜杀入长安。黄巢焚宫逃走，长安遂被收复。李克用一眼微眇，人称独眼龙，勇武善于骑射，能百步穿杨。“群豪皆服以为神。”而且善于治军，使沙陀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
李克用收复长安后，朝廷对他们仍不敢信任，于是率兵北归雁门省父。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当时为代北节度使。李国昌本名朱邪赤心，在唐武宗时助讨泽路立功，唐宣宗时又助唐兵击败吐蕃，懿宗时又助唐平定了庞勋之乱，唐懿宗赐其李姓名国昌，进拜大同节度使，后升迁为振武节度使。以后又抵御回鹘有功，天子在长安亲仁里赐予府第，进拜检校司徒。于是李国昌和他的沙陀军在唐军中声威大振。
李国昌及其沙陀军原世居在西域沙陀。公元674年前后，吐蕃占领了安西四镇。自此以后的十余年中，唐朝与吐蕃争夺西域的斗争日趋激烈，双方在此拉锯，四镇几度易手。公元790年，吐蕃赞普在葛逻禄白眼突厥的支持下攻陷北庭，唐朝遂弃安西四镇。北庭所属的沙陀部首领朱邪尽忠及其子朱邪执宜被俘后迁徙到甘州。看来此时的沙陀部已经不再接受本突厥可汗的领导，或成为独立的一支或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管辖。
8世纪末9世纪初，回鹘与吐蕃在北庭展开激烈争夺。最后吐蕃被回鹘打败，回鹘占据了北庭。朱邪尽忠和儿子朱邪执宜乘吐蕃、回鹘大战之机从甘州向东逃去，吐蕃赞普派兵追杀，朱邪尽忠为掩护儿子脱逃而战死。朱邪执宜逃脱后率其残部向东投奔了唐朝。沙陀人闻风来归者很多，朱邪执宜逐渐收拢旧部，部众万骑。沙陀自古出产好马，沙陀人骁勇善骑射，很快就成为当时极具战斗力的队伍，号称“沙陀军”。当时西北局势混乱，朱邪执宜乃率沙陀军从河西迁到河东，在助唐平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乱的战斗中立功，被拜为蔚州刺史，其后在讨伐吴济元，抵御回鹘的屡次战斗中均战功显赫，积功升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
“宪宗时，有朱邪尽忠及子执宜见于中国，而自号沙陀，以朱邪为姓矣。”（《新五代史》纪传一·卷四·唐本纪第四）
朱邪执宜死后，他的儿子朱邪赤心也就是“李国昌”，袭其父封爵，仍率“沙陀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