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作家语言的探幽烛微
《九三年》是一部“你非读不可”的书。这是早在1953年，一位写小说的同志对何其芳的热情推荐。1958年春天，何其芳同志因颈上长痈，住北京医院治疗期间，终于读完了这部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晚年代表作，并在手术后体力衰疲、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坚持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评介性文章。在这篇题名《雨果的〈九三年〉》中，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同志发出了这样的惊叹：“简练，有力，许多场面就像锐利的刀锋刻画出的版画一样。这些画面合起来又造成了一种雄伟的感觉。到底是大作家的作品，而且是艺术上很成熟的晚年的作品呵！”
因为“半个多世纪来，我国评介和研究雨果小说的文章浩如烟海，可是专文论述他的小说风格的似乎很少”，所以，何其芳同志的上述“惊叹”对于我们是很珍贵的。特别是在探讨雨果小说的语言艺术方面，这个“惊叹”对于我们极富启发性。
但是，“惊叹”毕竟不是“专文”，何其芳同志未竟的“《九三年》语言艺术初探”有待于我们勇敢地继承。尽管这是一件难度比较大的工作，笔者却高兴就教于每一位读者。
那么，《九三年》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它是维克多·雨果（1802—1885）从1862年着手准备，创作于1873年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不仅是雨果思想发展的艺术总结，而且是其炉火纯青语言艺术的集大成者。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793年。共和国的红帽子联队在旺岱地区的树林里搜索敌人时，遇到了带着3个小孩子逃难的农妇米舍尔·佛莱莎。联队将3个孩子收在联队里抚养起来。侯爵朗德纳克从英国潜回法国，煽动起旺岱地区的叛乱。叛军打伤了农妇佛莱莎，又把孩子带走作为人质。共和国公安委员会的3个领导人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开会，任命穆尔登为全权政治委员，到旺岱去监督和协助共和国远征军司令官郭文。远征军很快击溃了叛军，并且把战敌包围在朗德纳克家的堡垒里。朗德纳克从堡垒里逃跑时，点燃了引火线，要烧死3个孩子。这时，农妇佛莱莎“我的孩子啊”、“救命啊”的叫喊声感动了朗德纳克。于是，他又回来救了3个孩子，并且自动就擒了。郭文认为，朗德纳克最后的行为证明他已经恢复了“人的天性”，便放走了这个叛匪头子。西穆尔登依照革命的法律，将郭文判处死刑，而他自己，在郭文被处死的同一瞬间开枪自杀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三年》是一幅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画卷。
下面我们就借这幅“历史画卷”，对维克多·雨果的语言艺术进行一番初探。
一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文学家的语言，不仅仅是比常人语言更多一些艺术技巧而已，它往往是文学家全部审美意识的集中反映。这一点，正如老舍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所说：“从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作家们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但丁是但丁。文学作品不能用机器制造，每篇都一样，尺寸相同。翻开《红楼梦》看看，那绝对是《红楼梦》，绝对不能和《儒林外史》调换调换。”老舍这段话毫无疑问也适用于《九三年》。但雨果毕竟是一个不同于老舍的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所以，《九三年》的语言不仅显露着作家的“性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维克多·雨果对文学与美的最主要看法。
1827年2月，雨果发表了著名的《〈克伦威尔〉序》。这篇序言全面而有力地批判了古典主义，正面地阐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因而一发表即被视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浪漫派的旗帜。在这篇永垂史册的序言里，雨果提出了文学创作的“对照原则”。这是贯穿全篇的理论线索、联系各部分的中心论点，而且也是雨果整个创作思想的一个核心。雨果认为：自然中的万物并不是符合人的意愿，都是美的，而是“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在他看来，古典主义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并舍弃了其一即滑稽丑怪，因而是一个缺陷，而新的浪漫主义文学则是同时表现了这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对照”即形成尖锐的差别，能够更鲜明地刻画出客观事物的显著特点。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还曾进一步形象地说明：“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没有背面的奖章？哪一种才能不随着它的光明也带来阴影，随着它的火炬也带来烟雾？某一种污点只可能是某一种美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后果。这种不协调的笔法，虽然对人有些刺激，但它使效果更完全，并且使整体更突出。如果删掉了丑，也就是删掉了美。独创性就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天才必定是不平衡的。有高山必有深谷，如果用山峰来填平山谷，那么就只会剩下荒原和旷野；没有阿尔卑斯山了，只有沙布龙平原；没有雄鹰了，只有百灵鸟。”
应该指出，雨果的这个“对照原则”，既不是马和驴配合产生第三种动物，也不是“百灵鸟”衬托出“雄鹰”的伟大与崇高，而是如雨果的先哲笛卡尔所说：“这种美不在某一特殊部分的闪烁，而在所有部分总起来看，彼此之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没有一部分突出到压倒其他部分，以致失去其余部分的比例，损害全体结构的完美。”这也正如被列宁称之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所说：“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如弓与六弦琴。”
雨果的这个“对照原则”，在《九三年》中得到了放射性的体现。以书中的3个主要人物而言，既有人物之间的对照，又有人物自身的对照。前者是指朗德纳克与西穆尔登分别与郭文之间的矛盾冲突：朗德纳克与郭文从祖孙至亲却成了敌我关系，西穆尔登与郭文从师生厚谊却发展到势在杀与被杀。后者在朗德纳克身上是上帝与恶魔之争，而在郭文和西穆尔登身上，则是革命与人道的尖锐对立。
雨果作为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主观性极强、理想性极显的“对照原则”，在《九三年》的语言上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只要我们认真体察，仔细辨析，在书中这种独具特色的“对照性语言”可谓俯拾皆是。例如：
“兵士们在沉默中一步一步前进，轻轻地拨着荆棘。鸟儿在刺刀的上空啭唱着。”
这是小说开始的1793年5月的最后几天，共和国红帽子联队的一个分队在布列塔尼森林里搜索叛军的几句描写。本来，这片“索德列树林是悲惨的”，“在这儿发生的杀人罪行之多，可以使听见的人头发竖起来，没有比这里更可怕的地方了”，但雨果的描写偏偏是“鸟儿在刺刀的上空啭唱着”！笔者认为，这就是“对照性语言”。如果换说为“一柄柄刺刀闪着寒光”，或曰“刺刀不时挑动一具具死尸”等等，皆无“对照”可言了。因为像“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一样，“刺刀与寒光”或“刺刀与死尸”也绝无对照。而“鸟儿”与“刺刀”之间有尖锐的差别，是一种强烈的对照。“鸟儿”是生，“刺刀”喻死，这是一种生和死的对照。不仅如此，这句话是“鸟儿在刺刀的上空啭唱着”，而不是“刺刀在鸟儿的扑飞中挺进”。这固然是小说的具体情境使然，但也未必就没有深意存焉。雨果的“对照”固然不是“映衬”，但他在《〈克伦威尔〉序》中还强调了“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笔者认为，“鸟儿”当然比“刺刀”更适宜肩负雨果这个同样是执着的嘱托。当然，这并不是“鸟儿”在前、“刺刀”在后这个词序所决定的，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借“句”发挥而已。实际上，在《九三年》中还有一段话确有弦外之音：“大自然是无情的，她不同意在人类的丑恶行为面前收回她的花朵、她的音乐、她的芳香和她的阳光……”这段话本来也具体反映着小说中的特有情境，当然是“弦内”，但在“弦外”也不难找到它的“和弦”，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说：“自然中的一切在艺术中都应有其地位。”在《〈光与影集〉序》里，他说得更具体：“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脱离蓝色的天空、绿色的树、阴沉的夜、风的响声、鸟儿的欢唱，万物都不能离开创造”。在《莎士比亚论》中，他说得更明确：“大自然，就是永恒的双面像。而这一切从其中产生反语的对称，满布在人的所有一切活动中，它既存在于寓言和历史中，也存在于哲学和语言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雨果所谓的“自然”，与古典主义所说的“自然”，表面看来并无不同，其实质却大有区别。古典主义的“自然”，含义很狭小，其作品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公侯贵族。而雨果则认为，全部客观世界都属于“自然”，应该像莎士比亚那样，“把整个自然都斟在自己的酒杯里。”雨果的这种观点，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扩大了文学艺术的表现范围，甚至在描绘“刺刀”时，也让“鸟儿”飞到了自己的笔端。“鸟儿在刺刀的上空啭唱着”，被红帽子联队的士兵们终于搜索到的竟然是一位母亲和3个小孩儿！再看：
“至于那两个醒过来的孩子，他们的好奇的心情倒比害怕的心情来得更浓。他们欣赏着军帽上的羽毛。”
且不说阴森可怖的环境中突然出现了母与子这种“对照”多么富有匠心，单只是那两个孩子“欣赏着军帽上的羽毛”这对照性语言，就足够细心的读者欣赏一阵子了。这也许就是雨果所言：“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的确，“孩子”是惹人怜爱的，“羽毛”是美丽潇洒的，但在这二者之间横亘的却是“军帽”这一与暴力相关联的事物，这是多么不幸！但妙不可言的是：孩子欣赏的是“军帽上的羽毛”，而不是“军帽”！这就如同上引的“鸟儿”又在带着我们“朝着美而上升”，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这只“鸟儿”就是寄寓着雨果美学观念和崇高理想的活跃心灵。而这颗雨果之心的“对照性”外衣，又闪烁着多么光华而独特的语言才能啊！这种“对照性语言”的才能，就是“从正反两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雨果是一个“不平衡的天才”。“在一切天才身上，这种双重返光的现象把修辞学家称之为对称法的那种东西提升到最高的境界。”
在《九三年》中，这种“双重返光”的“对照性语言”有很多。再如：
“这些大炮是装着铜质的滑轮的，式样古老，像一枝半圆形的花朵。”
“巨大的浪头和船身上张开的伤口接吻，那是可怕的吻。”
“他（叫花子）沉醉在大自然的迷人的魔力里，让阳光晒他的破衣裳。”
“他在星光下睡觉，却在连珠炮弹下醒过来。”
“所有的枪都集中瞄准着曙光中微微泛白的公路。”
“随着太阳逐渐升高，断头台在草地上的影子也渐渐变短了。”
读着以上这些“对照性语言”，我们备受感染的心境，自然是贴近“花朵”、“吻”、“阳光”、“星光”、“曙光”和“草地上的影子”一边，但又不能不同时意味到“大炮”、“伤口”、“破衣裳”、“连珠炮弹”、“枪”和“断头台”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咫尺。这种“把相距最远的一些才能结合在一起”的才能，雨果认为是“天才的特征之一”。他并且告诉我们：“事物都是通过配合而相互依存、更趋完整、彼此结合、互相丰富的。社会在大自然中发展，大自然孕育着社会。”
除了上引各例的具体描绘中，常把代表真善美的“自然”与代表假恶丑的暴力等进行“对照”以外，在《九三年》中，雨果还常常发挥自己擅长议论的特点，公开把“人”与“自然”进行对照，从而不断地强调着人的自然属性。例如：
“从来没见过一棵树的树枝会打起来，人却有这种现象。”
“一座山是一个城堡，森林却是一个埋伏所，前者教人勇敢，后者教人险诈。……地形可以影响人们的许多行为。”
前者是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对泯灭自然属性的“人”进行的一种谴责，后者则引“人”在神秘的“自然”面前沉思。比较具体描绘中的语言对照来说，这种议论性的语言对照，更可以把读者的思想升华到伟大与永恒。
此外，《九三年》中有一个保王党分子自称叫“黑影里跳舞”，另一个共和战士叫“冬天唱”。这两个非常别致风趣的绰号不仅叫人过目难忘，而且稍一思忖，便会情不自禁地击节叹赏。《九三年》是一部歌颂共和国、批判保王派的史书，捍卫前者的曰“冬天唱”，为后者卖命的曰“黑影里跳舞”，这不仅与全书意旨完全契合，而且极富“对照原则”之神韵。一是各自本身的对照，参加旺岱地区的反革命叛乱好像是在“跳舞”，但这些叛乱的参加者是在“黑影里”跳舞，因为保王派的叛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冬天唱”是喻为共和国而战的进步势力虽然面临着叛乱的“冬天”，但他们勇敢而顽强地“唱”，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他们！如果再把“黑影里跳舞”和“冬天唱”横向对照，那么，就更是意蕴判然了：一个是“唱”，一个是“跳舞”，这说明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把1793年旺岱地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看作是自己“盛大的节日”，这意味着这场斗争的复杂、惨烈和关键。但雨果的看法如何呢？一个是“冬天唱”，一个是“黑影里跳舞”！诚如雪莱所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怎能不“唱”？而“黑影里跳舞”，不仅只能孤芳自赏，人民不买账，而且“跳舞”者肯定会在“黑影里”跌跤，彻底失败的。这就是旗帜鲜明的维克多·雨果，通过其“对照性语言”，传达给每一位读者的战斗信息和胜利预言。在这里的“对照”，已经不仅仅是他全部审美意识的集中反映，而且简直是他宝贵生命的血与肉了。
综上所述，《九三年》的语言特色首先是它的“对照性”。这种充分自觉而又极其独特的“对照性语言”，不仅有比较客观的描绘式对照，而且有颇带主观色彩的议论性对照，甚至还有妙趣横生、内涵丰富的绰号般对照。“对照原则”是雨果语言的主要奥妙，但在《九三年》这部压卷制作中，却并不是唯一的艺术法则。“新的人民应该有新的艺术。”
雨果像他十分崇敬的莎士比亚一样，“始终严守自然，但有时也越轨而出”。
二
雨果属于人民。这不仅是因为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年代，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不断向前发展。他经历过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复辟、菲利普七月王朝、拿破仑第三政变、巴黎公社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而以1830年七月革命为界，此前是保王主义者，此后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晚年则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九三年》正是晚年雨果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这位语言大师留赠给后人的最光辉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不仅极其独特，而且异彩纷呈。除了上述“对照性语言”之外，还有极富时代色彩的政论性语言和史诗性语言。前者如：
“说革命是人类造成的，就等于说潮汐是波浪造成的一样错误。
……革命是社会固有现象的一种形式上的表现，这种表现从各方面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把它叫作‘需要’。”
“革命要肢解身体，可是挽救了性命。……革命在为世界开刀，因此才有了这次流血—九三年。”
“革命拒绝一切发抖的手。革命只信任铁石心肠的人。”
这种政治性语言多么雄辩有力，多么激昂而动人心魄！而《九三年》中的史诗性语言，更令人掩卷而难以释怀。例如：
“德国人已经到了国门；谣言说普鲁士王已经在歌剧院里定下了包厢。”
“跳舞的人不叫作‘男伴’和‘女士’，而叫作‘公民’和‘女公民’。”
“人们在十字路口的界石上玩纸牌，纸牌也充满了革命气息，他们用‘伟人’代替了‘国王’，用‘自由’代替了‘王后’，用‘平等’代替了‘侍臣’，用‘法律’代替了‘爱司’。”
“人们把排队叫作‘抓绳子’，因为排队的人一个个都得用手抓住一根长长的绳子。”
“旗子上面写着：‘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的阶级。’”
“马拉的屁股神经质地动了一动，他的这个动作是很出名的。”
“危险在不断贬值的纸币。在塔堡街有人掉了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在地上，一个过路的平民说：‘这不值得我弯腰去捡起来’。”
“坐在议会的低下的地方称为平原派。……最上等的酒在酿酒桶里也不免有酒糟，所以平原派的下面，不免有沼泽派。”
“历史可以在犯人档案里找到这十九个被包围者的名字，我们也许会读到这段历史。”
这种“简练，有力”的史诗性语言举重若轻，语约意丰，抒情而不失为凝重，异常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独特社会氛围。这不是语言，简直就是历史，简直就是抒情诗！这种史诗性的语言，只能属于《九三年》，只能属于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巨人维克多·雨果！
除此以外，《九三年》中还有许多格言式警语，洋溢着雨果老人非凡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例如：
“谁替兀鹰修好翅膀，就要为它的利爪负责。”
“凡是豹子被捕的地方，鼹鼠可以逃走。”
“开始走第一步的人，也许脚上的鞋子就是他最后穿的一双。”
“云层后面有星星，云层给我们的是暗影，星星投射给我们的是亮光。”
“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
这些格言式警语，在《九三年》中时有闪光，令人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就是在这种深受启迪的愉悦中，我们不自觉地变得更聪明一些了，好像是经过了无形的洗礼，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焕发了新的力量。这就是雨果的语言魔力之所在！
另外，在《九三年》中，雨果还常用多义词，使句子极富隐喻性。例如：
“你把你在天堂的位子廉价出卖了。”
“丹东又说：‘我像海洋一样。我有潮涨的时候，也有潮落的时候；在潮落的时候人家看见我的浅滩，在涨潮的时候人家就看见我的波浪’。”
“‘你的泡沫。’马拉说。”
“国民公会本来是给巨鹰欣赏的，却被人用近视的眼光来衡量了。”
“于是这两个灵魂，这两个悲惨的姐妹，一同飞去了，一个的暗影和另一个的光辉混合起来了。”
这种多义的隐语，新鲜、别致、奇警，独其一格，不同凡响，谁读了之后，能不感到“余音绕梁”？文学语言，贵于创造。雨果的典范再一次启示我们，总是陈陈相因，就不成其为艺术了。
《九三年》的语言的确是极其独特而又异彩纷呈的。如果说，雨果的“对照性语言”是其中的一朵奇葩，那么，无论是政论性语言、史诗性语言，还是格言式警语、多义性隐语，都是他精心织进该书的一片片艺术之叶。整个《九三年》的语言艺术，就是一丛常青之叶簇拥着一朵永新之花。而不朽的“园丁”，就是永远高大在我们面前的维克多·雨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