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很少去逛商场。偶尔上街办事，信步走进钟表店，那些五光十色的钟表，让我悦目，更让我动情，不禁想起关于手表的往事。苦涩的滋味儿，如同反刍的食物，重新咀嚼以后，实在难以咽下。
我这辈人年轻那会儿，一可不像今天城里的年轻人，几乎人人戴着手表。我自己能赚钱许多年之后，伸出胳膊来还是光光的，要想干点儿有钟点的事情，要么同有表的人结伴同行，要么询问戴表的陌路人，总之时间掌握在别人那里。攒钱买块手表，在我当时的生活里，无形中成了最大的愿望。那么，我是什么时候戴上手表的呢？
具体时间实在记不得了。反正这么说吧，在30岁结婚之前，我没有戴过手表。我那时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有三分之一寄回家孝敬父母，有三分之一用于吃饭穿衣，余下的三分之一用在购书看电影上了，再没有钱考虑干别的事情啦。何况那会儿的手表大都是进口货，价钱很贵，一般的工薪青年难以承受，只能像我这样想一想罢了。
有次跟一位年长的同事一起出差，在卧铺车上早晨起来洗漱，他怕手表丢了，摘下来让我给他照看，这是我生平头次摸表。可能是出于好奇和羡慕，我不时地把表贴在耳边倾听，那清脆的嘀嗒嘀嗒的走动声，在我听来简直像音乐一样美妙。这位同事从洗漱间回来，我把手表交给他时，顺便问了些有关手表的知识。他见我对手表这么感兴趣，就说：“你也买块表吧。当记者的，走南闯北，没表怎么行？”我想，他说的倒是对，总不能老麻烦别人哪，只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不过他的话还是让我动了心，打那以后我就开始省吃俭用，硬从每月的工资里挤出十块八块存下，有了稿费更是当做额外收入不花，目的就是想买块手表戴。这也算是我那时的唯一物质追求。
俗话说，天有不测的风云。我要买手表的想法刚刚萌生，攒的钱也许刚够买条表带的，1957年突然来了一场政治上的“龙卷风”。我这20出头的小青年，由于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心里话，也被这场“龙卷风”卷了进去，然后戴上“右”字荆冠送北大荒劳改。攒钱买表的念头，成了死在胎中的美好愿望，我依然晃着光光的胳臂，不知所措地走向亘古荒原。从常人沦为“罪人”，这意味着失去自由，许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看人家让不让你做，乱说乱动就会。“罪”上加“罪”。不过当"罪人"也有当"罪人"的好处，说句苦中找乐的话：省心。起床、睡觉、吃饭、劳动、学习，甚至于拉屎撒尿，都有人吹哨子掌握钟点儿。“罪人”的时间同“罪人”本身一样，被严格地管制起来了，自己有手表也是个摆设。后来在全民饥饿的年月，北大荒的“右派”饿得连路都走不动，有表的老“右”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干脆忍痛拿表换点可怜的吃食。我没有手表之类贵重的东西，自然也就换不来果腹之物，比这些人要多受些饥饿的折磨；但也会少些失掉爱物的痛惜，因为他们中有些人的手表，不是爱情的信物就是生日的纪念，如今为了填饱肚皮，不得不割爱换给别人。我猜不出他们此刻矛盾的心境，从那一张张无奈的脸上的苦痛表情，却也可看出他们的灵魂正在经受着拷打。
两年半北大荒囚徒生活结束以后，在告别这块充满原始形态的土地时，望着那红花绿草的原野，听着那婉转动听的鸟鸣，我一度沉郁了的心仿佛又有了生机，青年人富于幻想的纯真天性，此刻在我的生命里重新复苏。
在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跟几位有家室的人一起闲聊，有位同我相处甚好的难友问我：“你这小光棍儿，摘了‘帽子’（右派）啦，回去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我几乎未假任何思索，脱口便说：“攒钱买手表。”他听后一下愣住了，脸上挂着无限疑惑，我猜想他满以为我会说找对象结婚，所以才对我的回答不解。是啊，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倘若不是遭逢这飞来的政治横祸，本该是成家立业的好时候，这会儿好容易解脱了囚徒生活，自然要把结婚作为首要大事。发现他的疑惑不解，我就说：“这些年不问早晚的日子过惯了，回去到机关上班，再不能这样了，我总得买块手表吧，没有表万一迟到，人家会怎么看呢？”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似乎表示理解和赞同。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着希望。
可是没过几天的时间，我的天真和诚实，再次被无情的事实愚弄原来“右派”摘帽不过是个形式，在对待上没有丝毫的实质性改变。
在天津家里跟父母团聚了几天，我满怀喜悦的心情，比规定的时间提前到了北京，希望早日到原单位报到工作。谁知人事部门只给我换了个调动手续，又再次把我发配到内蒙古，而且是安排在一个工程队里当工人，终年在大漠荒原里埋电线杆子。得，这又是个无须自己掌握钟点的地方，上工下工，吃饭睡觉，都有领班的师傅吆喝。我要买表的想法再次打消，继续过起不问晨昏的日子。只是有时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的滋味儿总是酸溜溜的：我的命也真够苦的，且不说买得起买不起表，竟连戴表的机会都没有，这老天爷待我实在刻薄。
还好，我跟妻子结婚一年以后，我总算戴上了手表，而且是正儿八经的“梅花”牌，这着实让我臭美了一些时候。
这年夏天，在内地教书的妻子，暑期到内蒙来找我，享受我们婚后第一个探亲假。动身前她特意拍来电报让我接站，她乘坐的火车凌晨到达，夜里不便向别人问时间，我一下睡过了点儿，醒来匆匆赶到火车站，见妻子正坐在提包上焦急地张望。看到我来了，她面带愠色，说的头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才来。”待我说明了情况，她才知道，我这个穷丈夫，连块表都没有，害得她等了四五十分钟。幸亏这是夏天，这里的气候还算凉爽，要是在冬天，这塞北的寒风冷雪广准得给她个下马威，该不定怎么抱怨我呢。后来妻子又买了块手表，就把她戴的“梅花”表让给我，这时我的腕上才不空荡，生平总算第一次戴上了表。倘若有谁问我这戴表的感觉，说实在的，我真无法说得清楚，喜悦和苦涩的滋味都有，唯独没有如愿以偿的满足感，因为这表毕竟不是我的。过去那些关于手表的往事，此刻又重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
就是有着这种来历的手表，在我的腕上停留不过一年，谁知又回到了它的真正主人的身边。留给我的只是失去自尊的记忆。即使今天想起来，脸还是火辣辣的，追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便放弃了男子汉的尊严，实在不值得。
那是在次年的暑假，我陪妻子去北京她姥姥家，她那80岁的姥爷，突然跟妻子说：“我给你的那块手表，还在吗，要是在，给我吧，我想戴。”妻子看了看我，然后跟老人家说：“还在，在家里。过些时再来北京，我给您带来。”回到家妻才告诉我，我戴的这块“梅花”表，就是她姥爷的，是她上大学时给她的。这会儿老人经常自己出去溜弯儿，没有表也实在不方便，考虑外孙女已工作几年，怎么也会买块新表的，就想把这块表要回去戴。多亏当时我未理解妻看我一眼的意思，要是知道我戴的这块表是她姥爷的，以我这种犟脾气，说不定马上摘下来，那该多么尴尬，岂不是大家都会不愉快。即使是这样，在把表还给妻子时，我仍有种受辱的感觉，在递表的一刹那，觉得脸上发烧，悔恨当初不该戴这块表。
有了这番经历以后，手表对于我不仅是掌握时间的需要，而且无形中成了荣辱的标志：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钱买块表。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那时我同妻子两地分居，辛辛苦苦挣的一点钱，两人一探亲，七花八花就全用光了，买表的愿望很难真正实现。这样又过了许多年，我的胳臂还是光光的，外出办事照样向别人问时间，表依然是个吊我胃口的诱饵。
在城市里生活，毕竟不同于农村，没有表的确不方便。有年我从内蒙回天津家里过春节，在北京换车，签了时间最近的车次，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想买些东西带回去。在商店里买了一些东西，满以为时间还富裕，就大包小包地背着往车站晃悠。到了火车站一看大表，立刻愣了，距开车的时间还有十来分钟，检完票就匆匆赶上了火车，不小心把手提的糖果撒了，在我拣拾的时候，开车的铃声响了，我眼巴巴地望着火车渐渐远去。没辙，只好跟车站说好话，重新换签，乘下班车走。所幸的是那会儿旅客不多，要是像现在这样人挨人，那张通票八成签不上，我岂不是得另掏钱买票。这件事弄得我心里很别扭，这时对于表已不是什么一般的渴望了，而是有种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因为它太刺激我啦，无论如何我得有只手表。
我们国家这时候开始生产手表了，市场上随处可见的有“上海”牌、“东风”牌，款式性能都很不错，价钱更比进口表低很多。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从牙缝里剔出一些钱，在回天津探亲时，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这时我已是个三十大几的人啦。说起来也真有意思，这块“东风”牌手表，还真体谅我可怜我，戴在腕上许多年未进过表店，今天还是走得那么欢实，只是时间不怎么准确了。它同我一样，老啦。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手表。再不会听别人手表的声音取悦了，再不会戴在腕上担心别人要走了，我成了表的主人，我也成了时间的主人，这块表伴随我度过许多年。它提醒我的不只是时间的长短，它还告诉了我许多别的事情，跟时间一样准确无误，我一直在严格、诚实地信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