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件·创作·批评：当下报告文学局势观照
（一） 近期报告文学事件及其实质王晖： 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的状态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如果是报告文学的热心人，一定会发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４年４月间，中国报告文学界遭遇到的两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一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李敬泽）一文，文中称报告文学因其“叙述伦理”的不成立，故“恐龙已死”，引发出报告文学批评界的强烈回应，李炳银、南平和我等都参与了这种回应。双方颇有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文艺报》、《文汇报》、中国作家网、《中华文学选刊》、《南方文坛》等国内重要媒体亮相，一时间众说纷纭。二是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则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招聘《报告文学》杂志主编的启事，由此引起北京文学界的轩然大波。人民网的消息称“这看起来是小事一桩，只是一个出版社在调整刊物的方向和人事安排，但北京的文学界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认为，这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决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走向和变局。”作为报告文学的资深研究者，你怎样看待这两件事情的发生？
丁晓原：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今年８月２６日出版的《文学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一篇文章，很值得文学评论工作者一读。尽管文章说的是诗歌评论界存在的问题，但是诗评家徐敬亚尖锐批评的那种“通篇‘观念’的评论泛滥成灾”的现象，在各体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只是各有各的表现罢了。读这篇文章，我自然地想到去年底直到今年初发生的有关报告文学的争鸣。你成了当事人，写了《一篇虚构的“讣闻”——报告文学真的“恐龙已死”吗》，对“报告文学的枯竭”之论，作出了很有必要的回应。我不知道这一场争鸣的后续情况怎样，但从刊发你们文章的《文汇报·文艺百家》同期版面的安排看，似乎报纸的“版面语言”也支持着报告文学的“枯竭”之说。同期吴俊《也说“报告文学”的身份的尴尬》，也作了“我相信，报告文学之名及其所指，终将会消亡”的推论。在我看来，李敬泽、吴俊对报告文学所作的言说，似乎也可归为“观念”式批评一类。我还不能说这是报告文学评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李敬泽、吴俊只是“客串”似的作报告文学评论。只是“客串”的角色，而要说一些从根本上颠覆某种文体的大话，这就只能从“观念”到“观念”进行推理了。正确的观念应当来自实践（实际）。说报告文学已经“枯竭”或将要“消亡”，那就应该看一看事实是不是如此。否则，就应当算是脱离实际的危言耸听，是一种“诅咒”式的臆想。报告文学的实际情况，即使不是“枝繁叶茂”，但是为文坛和社会普遍叫好的作品不少。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它的生命力是旺健的。不少人怀疑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合理性，倒不是看不到这一文体存在的事实，而是他们太信奉自己所认定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了文学“常识”的一种，即“凡是文学必须虚构”，“不虚构无以文学”。根据这一大前提，他们就认为报告文学既“报告”（纪实）又“文学”（虚构），内在的悖论从根本上就取消了报告文学的存在。但我们如果有一点文学史的常识，马上就能找到很多反例证明既纪实又文学的作品存在。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还是从普通的文学史常识来看，说报告文学“枯竭”以至“消亡”，是缺乏事实支撑的。
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第九章新世纪报告文学对话而《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辞职，可以说是２００４年度报告文学界的一个“事件”。李炳银的辞职，可以理解为他对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痴心守望，但另一方面也可表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中，“精英化”的报告文学的失败。经济体的强权可以将人们精神构建的理想击得粉碎。我们应对报告文学的“大众化”和“精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作出界定。这里的“大众化”应是贴近大众生活，关注大众生存，并能基于一定的高度对关系大众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思考性的报告，而不是借取“大众化”之名，热衷于报道，甚至是展览大众庸常的生活。“精英化”也不是知识分子脱离大众的自言自语，而是指写作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高度。在报告文学中，“大众化”和“精英化”是应该而且可以得到统一的。报告文学是作家基于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大众现实生活所作的真实且具有思考性的报告。目前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庸俗了的大众化，以“大众化”遮蔽报告文学应有的品格。
王晖： 我以为你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是清醒而理性的，特别是对报告文学“大众化”和“精英化”的理解比较深入。我想，这两件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件其实有着相似的本质，这就是如何科学认识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问题。宣判报告文学“恐龙已死”的人，实际上是在以教条、狭隘的文学观和唯小说为大的“文体自大狂”或“文体盲视症”的批评理念对待报告文学，大有对历时百年的报告文学历史全盘否定之倾向，因此，很难说这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理念。《报告文学》杂志主编招聘和辞职风波，则反映出市场化时代报告文学的生存困境——报告文学是选择继续坚守代表知识分子责任与良心的社会和文明的批判、反思本性，还是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媚俗化道路，对这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就很能够昭示出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的不同认识。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４年４月，短短半年时间所出现的这两个事件已清楚地表明，当下文坛确实存在着对报告文学文体误读、误解和误判的声音。究其原因，一是在于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报告文学视为“亚流文学”的文体等级观的不断作祟，二是在于一些很少或几乎不接触、不阅读报告文学优秀之作、而又占据话语权利制高点的某些权威或新锐对报告文学发表不符实际的非理性言论，误导视听。
（二） 近期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反思
丁晓原： 你在上面说到“报告文学的状态确实是引人注目的”，我的理解是，无论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巅峰状态，还是９０年代的回落与徘徊局面，报告文学始终没有离开文坛和社会的视野，在关注报告文学的人的心中也始终充满着期待。在我看来，选择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一种写作态度。在当前文学普遍地个人化、普遍地疏离“第一现实”的背景下，选择写作真正的报告文学，显示了作家十分崇高的文学精神。对报告文学的评价总有两种声音，或者说它“糟得很”，或者说“好得很”。我们要走出极端化言说的怪圈，回到作家和作品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现在可见的一种情况是，支撑着报告文学的核心力量是一批“跨世纪”的作家，如卢跃刚、赵瑜、何建明、杨黎光、陈桂棣、邢军纪、王宏甲、黄传会、李鸣生、长江等。他们总体上还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而且可喜的是，他们能以自己的方式或者以自己超越自己的努力从事着这一特殊文体的写作。卢跃刚是一个激越的政论型的作家，但他晚近推出的《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在写法上有变化。作品写的是“软新闻”题材，其意义并不在于对新东方神话作“揭秘式”的“传奇化”的表象叙写，而在于透视这一“传奇”负载着的颇有意味的“意象文化”。其中最为奇特的风景就是“最西化”和“最中化”的杂糅。作品中的“母与子”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核心意象，这一意象的价值具有广谱性，它是表征转型期中国社会精神图像的一个样本。赵瑜的长篇《革命百里洲》创意很多，他以田野作业的方式，以章回体的叙事设计，对一个独特的时空存在作了“民间化”，实际上是更为知识分子化的观照与解读。基于当前，对与其相关的历史作回放回访，其意旨深邃。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何建明新作《永远的红树林》，是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对时代核心主题科学发展观所作的直接的演绎。而在作家本人这里则可表示着从感性创作转向感性与智性融合的自我超越。但是一些作品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像《中国农民调查》在整体的结构上并不和谐，前五分之三的叙写，基于作家自己深度的体验、感受、思考，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理性的力度。后面部分较多地采用现成的材料，少了主体必要的介入，显得有些平面化。《革命百里洲》在形式和意旨方面都有一些“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史志”类的作品过多地通过或依赖故事的方式去还原历史，这对于确保作品的真实性带来了高风险。另外我对报告文学叙事的非精制化也有想法。去年我受春风文艺出版社之邀，编选年度报告文学。检视创作的实况发现可观的中长篇不少，短篇则甚少，而且中长篇作品也普遍地存在着叙述铺张的问题。我以为短篇的形式，也许是更为报告文学化的形式。写得精短更能显示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力。
王晖： 其实，无论是回应报告文学“恐龙已死”论，还是检讨报告文学自身的问题，我觉得都离不开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深入体察，尽管这种体察可能会有“身在此山中”之感，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否则就可能陷进你所说的“观念式批评”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纵观２０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我以为３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可称其为发展的高峰，而以后者为最。９０年代报告文学因种种原因由颠峰回落到谷底。短短２０年，这种新兴文体历经大起大落，令人感慨。进入新世纪，报告文学如何面对这种辉煌与暗淡，确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可以用喜忧参半来形容这一文体的现状。
喜的是，报告文学的优秀之作仍不断出现。譬如，卢跃刚的《东方马车》、赵瑜的《革命百里洲》、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长江的《矿难如麻》、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等作品，它们的出现无疑为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涂抹了一缕亮色。我觉得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基本恪守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并在文体形式上有所创新，一些甚至超越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上乘之作。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这些作品看作是《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等代表现代经典报告文学气质与风格的当代承传。
然而，即使是对这样一些优秀的作品，我们也并不讳疾忌医，如果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要求，它们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譬如，前段时间引起强烈轰动的《中国农民调查》，在我看来，它的轰动更多的是来自于题材因素——即令中央和地方十分关注的“三农”问题，我赞赏作者的勇气、胆识和深入的“田野调查”精神，但我也觉得作品前后两部分的格调不够统一，前一部分的描述令人振聋发聩、思考发人深省、呼唤催人泪下，而后一部分则叙述平平、以新闻话语代替作者的个性化思考。《矿难如麻》中的情绪化激愤大于富有深度的思考，文字表达上的文学形象性欠缺，似为作者所主持的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的文字版。王宏甲的《智慧风暴》题材意义重大，但叙述有余，形象性与可读性不足。《瘟疫，人类的影子》对事件来龙去脉的叙述十分流畅，语言简洁，但比起作者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和《惊天铁案》的精彩刻画与细致分析，《瘟疫，人类的影子》则略逊一筹。我在这里以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方式审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实也是在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希望报告文学能在新的世纪再现新的辉煌。
我与南平在那篇《报告文学：一篇虚构的“讣闻”》中就曾明确表示过，对报告文学现状的尖锐批评无疑是一个警钟。无论这种批评的出发点怎样，我们都应该感谢这样一种提醒，在充分关注优秀作品的同时，严肃地正视近期报告文学创作和传播中的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
一是文体内涵理性锋芒的缺失，这主要表现在对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的文化批判性的失守。对社会现实与文明保持批判性审视、对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给予正义的关注、对当代文化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理应是报告文学文化批判性的应有之义，考察现代报告文学发展史，大凡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这样的基本品质。而在当下，与严肃的或曰致力于艺术探索的小说家在商业化时代取媚时尚大众、取消精英批判立场的举止相类似的是，一些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作家在他们的写作中，几乎放弃了文化批判的武器，以至理性失落，“娱性”上升——报告文学最为珍视的“真实”被作为娱乐的最大卖点，就像钱中文先生在谈到当下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时指出的那样——“历史被多种形式消费着”（见《文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３期），报告文学也在“真实”、“写实”的名义下被多种形式消费着。名人明星的绯闻轶事取代了弱势底层的民权民生，这种表面上的关注对象的改变和转移，其实质正是在于利用报告文学直击现实的美誉，哗众取宠，以追求更多的金钱和最大的利益。
二是文体形式创新的动力不足。２０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从“附庸蔚成大国”的原动力之一，在于其不断进行的文体形式翻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在描述对象和思想深度上登临其前所未有的顶峰时，作家们对报告文学“写法”的探究也抵达了历史水平的最高点。然而，９０年代至今，大多数的报告文学仍然还在那个时期盛行的“全景式”、“集合式”、“口述实录体”等文体结构方式中徘徊，显示出文体形式创新的动力不足和能力局限。当然，这其中不乏赵瑜、卢跃刚、杨黎光、一合等人艰辛而富有成效的努力，使趋于平淡的报告文学艺术创新之路显出一些亮色，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形式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之一恐怕在于，囿于对８０年代形式翻新所抵达水平的敬畏和作家个人学识才智等方面因素，不敢、不愿或不能进行新的探索与革新，只好在既有轨道上滑行，甚至逸出轨道，使创新变异，譬如违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文体规范，小说虚构与纪实再现混淆不清，在作品中进行无节制想象、虚饰与夸张，用自以为是的心理刻画使真实变得可疑。在表述上，或语言粗俗，或篇幅冗长，或平铺直叙，或味同嚼蜡，或造作矫情，离基希所言“艺术的文告”之要求渐行渐远。
三是在视觉媒体冲击下丧失影响力与个性。时下，来势汹汹的“读图时代”将“读文时代”逼进困境。作为印刷媒介时代的产儿和宠儿，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等一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的一大后果就是，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要使这一文体的影响返回到７０年代末《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日报》和各省级党报头版头条刊载、８０年代末百家期刊为“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开道的全盛时代恐怕已难以实现。因为现在除《中国作家》、《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十月》等几家老牌名刊还在拿出一定的版面刊登报告文学作品之外，其他大部分文学期刊对报告文学专栏重则撤销、轻则改换名称，剩下一个“专业频道”——《报告文学》，也在酝酿向通俗、大众和时尚方向改道。可以说，报告文学通过印刷媒介进行传播的区域已日益缩水，更遑论扩大影响。视觉媒体冲击的另一后果是，报告文学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往往要借助于电视剧的威力。电视剧似已成为当代最为主流的“文体”，近年来，在报告文学界颇具影响的作品，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一合的《黑脸》和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等，在全国引起反响的不是他们的原创作品，而是经过改编的电视剧。而报告文学在经过印刷媒体至视觉媒体的转换之后，其原本突出的艺术个性将模糊、淡化以至丧失。譬如，集中体现报告文学文化批判性规范的非叙事性话语，在进入电视剧以后必然会遭到删减甚至去除。这样一来，一种代表知识分子意识对社会现实作观察、评析、反思甚至批判见长的文体，就变成了以声像展示、休闲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形式。精英与大众合流，真不知是喜还是忧？
（三） 近期报告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断想
王晖： 相对于报告文学创作，人们似乎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状况更有微词，理论与批评滞后于创作，这好像已成为学术界谈及报告文学的口头禅。你我与报告文学研究投缘已近２０年，不知你对时下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有何感想？
丁晓原： 说到报告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我以为我们有必要呼吁优化研究和评论的环境。从外部看，有一些批评者和学术空间的拥有者，至今依然操持着文体尊卑的观念，无视或弱视报告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存在。这使得加强这一文体的理论批评建设增加了人为的困难。其实，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积累，特别是一些著名理论家和文学家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不少的成果。这从我的《２０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可见大概。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文体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整体性研究有了较大的推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创作和批评的关系看，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之间，还没有形成应有的互动机制，两者差不多是在各自的系统里作为，缺少必要的沟通。这样从事创作的听不到来自批评家的声音，而搞评论的多少有一点“隔”，一种“学院式”批评的通病。这与小说的情形相差很大。另外从理论批评内部看，一是队伍尚不够壮大，专业化研究的学者更少。二是不少选题重复的研究，浪费了研究的主体资源，比如一般的报告文学史著就过多了。三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有分量研究，特别是“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深度研究还不多见。对当前状态中的报告文学的关注力度不够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王晖： 你说的确实是经验之谈，切中时弊。几年前，我写过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进行宏观考察的一些文章，应该说，对９０年代至今的报告文学文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不可否认的是，近期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较之过去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从研究的领域到依凭的方法，从操纵的话语到论析的深广度等等，都显示出新的气象。但相对于小说创作与研究来讲，报告文学创作与批评确实有点“两张皮”的味道，即作家与批评家、学者的互动不够——优秀作品和特色作家常常因为缺少理论与批评的参与，而难以获得共鸣，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影响；理论与批评又常常偏安于学院高墙一隅，自说自话。从近期的报告文学理论与批评自身来说，除掉你上面所讲的三点之外，我想，它还存在着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是文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比较缺乏；二是除一些争议作品外，报告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基本未能展开，这在无形中便导致了理论活力与驱动力的欠缺，理论体系的创建未能成为大部分研究者的自觉，理论思维依赖旧有成果的惰性和惯性在相当范围内的存在；三是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传播、互渗和交融的加速不相协调的是，对国外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现状关注甚少，有关理论和作品的译介严重滞后；四是与２０世纪３０至５０年代不同，目前的理论与批评缺乏国内一流的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告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丁晓原： 我们从事件、创作和批评等三方面切入了对近期报告文学的观察与检视。概括地说，目前报告文学的状态是危机与生机并存，也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正视乃至解决报告文学自身的问题，才能促成报告文学生长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最终使这一诞生不过百年的活力文体再铸辉煌。
二、 2004年报告文学关键词
关键词1：报告文学年
王晖： 2004年刚刚穿越21世纪的时间隧道，学界对于各式文体的创作与批评的年度回眸就已经或正在进行。我以为，这样的回眸最好不要成为例行公事、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而应真真切切地寻找文体年度流变的亮点、焦点和难点，以年度之“一斑”，窥文体整体发展之“全豹”。具体到报告文学，我的总体印象是，尽管这种文体遭遇到2003年底至2004年初“生存还是死亡”的严峻拷问，但后来的岁月证明报告文学仍然拥有良好的存活生态，三大奖的如期开奖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2004年里，代表专业水准的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体现大众意识的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届正泰杯大奖和倾注政府行为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先后公之于众，形成一股报告文学“旋风”。它们充分显示出当下报告文学文体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报告文学的热切期待。如果说，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创作震动文坛，形成“后文革时代”第一个“报告文学年”，那么，2004年报告文学大奖的隆重出台，是否预示着又一个“报告文学年”的到来呢？
丁晓原： 我非常赞成你持这样的批评态度，在我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这次对话的标题，表明了这种价值指向。你指称2004年为报告文学年，我基本同意你的命名，但这需要作出某种界定。如果将它置于报告文学的史程中考量，这样的说法似乎不成立。大家认同的报告文学年是1936年和1988年。但如果“就年论年”，或将它放在新世纪的文学大背景中评估，那么2004年确实可以被视为一个报告文学年。其标志之一就是报告文学三大奖的同年并开。当然，这三大奖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三大奖之间功能分区不明确，如徐迟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专业奖的水准，还很难说。你上面所作的形容，还只是我们的理想。二是有些获奖作品的公认度不够，如鲁迅奖应该是报告文学的最高奖，而实际上一些获奖作品差强人意。同时有的优秀作品则人为地落选了。但是，三大奖本身说明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在既有数量规模，也有品质的可观。另外，我们之所以总体肯定现在时态的报告文学，是因为在文学普遍地边缘化的语境中，报告文学以其文体的独特，以其入世的精神，依然处于影响受众视听、牵引社会关注的某种“中心”。所谓报告文学年，也就是说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在文学界内有所影响，而且也在社会获得反响的年份。2004年的一些报告文学确实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典型的例子就是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和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前者的各界反响，《光明日报》已作过专门报道。后者的影响，据浙江省作协郑晓林说，《中国新教育风暴》等报告文学，成为浙江图书市场最热销的书。2004年的优秀的报告文学大写着现实中国，参与了时代核心主题的建构。
关键词2：跨世纪作家
丁晓原： 你现在差不多是一个职业化的报告文学研究者。我不知道你在观察报告文学创作时，有没有一种新人无多的失望。就这两年报告文学获奖作者看，新人只有李春雷、闾丘露薇、左赛春等数人而已，而且他们尚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2004年有一位写作了《灰村纪事》的作者朱凌，她对于题材的选择把握、对于题旨的思考开掘，都显示出作者写作报告文学的潜力，值得我们关注。报告文学作者后继乏人，这部分地由文体的特殊性造成的。作为一种最不自由的文体，具有较大的写作难度；而且报告文学的写作成本相对较高，在经济中心主义的背景中，年轻人不写报告文学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在这样的情势中，报告文学还保持了良好的局面，我们不能不感谢一批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就2004年的创作看，支撑报告文学大局的是何建明、王宏甲、黄传会、蒋巍、长江、曲兰、张雅文等，他们的报告文学从20世纪写到了新的世纪。何建明是其中最为勤奋的作家之一。2004年他有两篇（部）作品可谓本年度重要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他的《永远的红树林》，以文学颇具召唤力的叙说，在报告文学，乃至在整个文学界，第一次直接、正面、迅捷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主题，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的时代内容。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可以说，《永远的红树林》所言说的主题就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报告”的独特价值。另一部长篇“红色经典”《部长与国家》，除一如既往地呈现出作者擅长于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外，作品还表现出作者对于写作创新的努力。作者在打捞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画面时，注意“写出革命领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样”。作品的结构也富有动感，将当前情景与过往人事，通过闪回、叠映等手法加以组合，现场感真切。蒋巍也是2004年度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家。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在时代的弯弓上》等一系列立意改革的作品享誉文坛的报告文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了。但这两年他又以固有的激情道义重返报告文学阵地。《你代表谁》，题目就充满了报告文学感，获得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届正泰杯大奖。其长篇《渴》具有显见的题材拓展意义，并且关于水的困境、水的意义、水的解困的叙写、思考令人沉重，让人感动。年末发表的《牛玉儒定律》，及时地报告了“感动中国”的时代先锋，再现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可敬形象。
王晖： 关于何建明，我想多说两句。他的《永远的红树林》是2004年度反映可持续发展这类题材中的一个亮点。这篇记录青年经济学者梁言顺博士从事“低代价经济增长”研究的作品，深切地应和着“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其人物描述的视角和方式颇具当年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对陈景润表现的韵味，它通过书写一个人和他的理论，展示经济增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其现实意义不亚于破解“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性的数学理论难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擅长于长篇大论的何建明仅用一万二千多字（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字数的一半）就将人物的个性简洁有力、生动传神地活画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对自我的超越，在长风日盛的报告文学界，此举也如清风拂面，令人为之一爽。我还特别感慨于作者哲理性思考的进一步深化，我把这看着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逐渐成熟起来的标志。
与何建明相似，王宏甲也是跨世纪作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2004年度出现了大量的触及对学校教育教学及其考试方式的描述，以及对青少年成长环境表示忧思的报告文学文本，其中《没有不成功的孩子》（李振斌）书写了一个平凡父亲在“目标、爱心、恒心和汗水”这一针对性极强的教子理念指导下助子成才的感人故事。《一个中考学生家长的日记》（顾颐）则真切地道出当下应试教育氛围里为父为母的疲惫、无奈与艰辛。而《窃心大盗》（祁建）中对青少年网恋负面影响的调查，《欲说还羞性教育》（曲兰）中对因性教育缺失所造成的青少年之性蒙蔽、性盲目、性羞涩和性犯罪等问题的揭露，《只有一个孩子》（杨晓升）中对独生子女因意外伤害致死的详述，都表达了作家们的深切的忧思。这中间，我以为王宏甲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走向新教育》一文有其新气象。作品从特级教师王能智发现和实施“探究式学习”教学法取得成功的个案描述入手，对具有工业化教育特征、以单纯获取知识的灌输式教学为主体的现行教育教学模式提出质疑和批判，呼吁向新经济教育方式转型——因为“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重要！”个案描述的丰富性及其语言的生动性，使其比作者数年以前所写的《智慧风暴》要更为感性一些，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灵动可感。
我同意你“新人无多”的判断，不过，有些“新面孔”，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记住的，譬如刘继明。刘本为小说作家，此次他却以51万字的超长篇幅为我们展示出三峡工程在近百年的时空里由伟人梦想化作现实存在的宏大纪实。作者将有关三峡大坝的梦想、论证与论争、生态与战争威胁考证、移民和工程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联袂推出，于张弛有度、详略分明、知感交融之中，演绎成对“梦之坝”的全景叙述。可以说，它是目前报告文学界诠释三峡工程的最完全读本——一年前何建明写过《国家行动》，十二年前卢跃刚写过《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但他们仅分别侧重于三峡移民或三峡工程论证、论争等内容的叙述。然而，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理念、对描述对象的认知和切入的视角。刘继明说“我所理解的报告文学，绝非是长期以来流行的那类热衷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穿凿附会和满足公众窥视欲的‘纪实文学’作品。因此，我希望这部书具备一种整体性的思辨力量、较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浓郁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事件（人物）的把握上，尽量回避那种通俗故事式的表达，而更应该注重言说方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这就使得其文本并非一个世界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过程的单一性描述，而是成为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流变的整合式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继明无疑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界一匹颇具实力和潜力的“黑马”。
关键词3：检视生活
王晖： 关注举国注目的热点与焦点固然是报告文学作为“世纪文体”所应承载的主要内涵。然而，与2003年相比，2004年缺少诸如三峡截流、抗击“非典”、飞船上天等冲击人们注意力的重要事件。因此，除却上面所说的热点与焦点外，对日常生活的检视和反思就成为这一年度报告文学的一个关键词，这多少表明这一文体关注与再现生活的视野正在逐步扩展开来。在林林总总的书写中，我倾向于推举那些深具人文关怀、主持社会正义、心怀人类良知、善做文明批判的用心之作。因此，我以为有这样一些文本值得注意：一是对婚姻和男女情感内容作描述的，如《天下婚姻》（黄传会）、《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涂俏）、《情感幕后》（石英君）等。黄传会在这部长篇文本中，以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为线索，串联起50多年来中国大陆公民婚姻恋爱观念流变的曲折历程，以此体现“民众对个人私生活自主权的关注，立法者对个人私生活自主权的重视”的基本理念。涂俏以卧底方式深刻体察了“包二奶”这样一种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畸形婚姻状态，并十分冷峻地揭示出二奶们自虐式寻求“美好人生”的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石英君则通过中国第一位隐私热线主持人的手记，直击当下人们情感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以此透视时代变迁之风云。二是对医疗及某些流行疾病现状的关注。如触及当下医疗与人伦关系敏感性的《安乐死：情与法的撞击》（熊国英等），描述心外科专家刘晓程以惊人之举关怀心血管病人、震撼中国亟待改革之现行医疗体制的《4万：400万的牵挂》（张雅文），以及揭示乙肝患者艰难的生存现状的《你，“澳抗阳性”吗？》（长江）等。此外，还有关注食品卫生安全的《民以何食为天》（周勍）、关注城镇下岗职工生活的《涅槃》、揭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与潜规则博弈的《灰村纪事》（朱凌）、直言厕所改革的《厕所革命》（郝敬堂等）、思考交通安全问题的《中国，车祸之痛》（徐江善）、描述北京反扒窃斗争的《京城反扒行动》（宇向东）、再现吸毒贩毒危害和缉毒警察英姿的《毒品凶猛》（张西）、直击海外中国劳工生活的《太阳灼伤的土地》和《幸福的荒漠》（林因等）、追忆领袖和高级干部生涯的《在毛泽东的身影里》（张一弓）和《部长与国家》（何建明）等。
丁晓原： 你将“检视生活”，作为指说2004年报告文学的一个关键词，这是十分符合实际的。2004年的报告文学，部分地成为了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一般地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更适合于报告重大现实题材的文体，大题材有时可以产生大报告。2003年的中国可谓大事不断，报告文学对“非典”、“神五”等这些重大题材都作有快速的反映。2004年除了一些重大的矿难等灾害频频发生外，社会整体稳健地发展着。重大题材对于报告文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并不能说题材绝对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写作；同时我们对所谓的重大题材，需要作辩证的认知。一些看起来寻常的事情，往往蕴含着重大的报告价值。报告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学，但是它应该贴近大众的生活、报告民生、体察民情、传递民声。2004年度发表的《民以何食为天》、《厕所革命》、《天下婚姻》、《你，“澳抗阳性”吗？》等作品，就有这样的意味。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在材料的内化处理、在语言表述等方面，应该说还显得有些粗糙，但是以长篇的规模，将“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严峻问题推至读者面前，其题材、立意的价值是颇为重大的。“食”是平常之事，但它又事关着“天”——关乎每一个人生命，也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而作品所呈示的景象是食品问题“十面埋伏”，防不胜防，大众开始生成某种“食品卫生恐怖”心理。由此可见，《民以何食为天》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话题。通常而言，厕所是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郝敬堂、张红樱两位作者，不仅以厕所为叙写对象，而且竟然冠以宏大的“厕所革命”的题目。只看题目，觉得作者似乎有小题大做、招揽读者的嫌疑，但如果你认真通览作品，便会深感厕所问题其实是一个最人化而又最易为人忽视的问题。说到底，厕所问题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民族连温饱之事尚未解决的时候，是根本不会想到把厕所列为需要“革命”的议程的。长江的《你，“澳抗阳性”吗？》，报道的是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态：他们背上的十字架太过沉重，“健康人”视其如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也在人面前活得太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与周围世界之间筑有一道人为的“墙”。长江的这篇作品表现出对弱势人群的关注与同情。以上所述多篇作品表现出的对大众日常生活遭际的倾心，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与情怀。这种风气值得肯定，并且是需要发扬光大的。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年份，各种纪念文章很多，谭楷的《家乡的事》以视角的独特和选材的自出，成为其中的优秀之作。在作者看来，“深情的颂歌，沸腾在平民的热血中，不朽的丰碑，矗立在百姓的心坎上”，“发生在广安这块土地上的巨变是中国巨变的缩影，也是小平丰功伟绩的组成部分”。作品副题“从一座村庄，几个农民看一代伟人”，此中可见全篇构思。几个小标题“无言的梧桐树”、“邓家老院子”、“牌坊新村的‘老实龙门阵’”、“幺舅的‘好福气’”、“欧阳晓玲之歌”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叙述邓小平的“小故事”及其家乡的大变化。以百姓视角观照伟人，将伟人置于日常生活中反映，这样的写法对于同类作品的写作是有启示意义的。
关键词4：报告文学病
王晖： 2004年度报告文学在日益强大的全媒时代艰难前行，能有所作为实属不易。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仍不能不再次重申，目的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不少文本中仍然存在带有浓厚的小说式虚构与想象的描述，此现象在某些大力推崇报告文学的知名期刊中也未能幸免；第二，篇幅冗长、不加节制、堆砌个案、不善剪裁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三，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缺乏表现；第四，从某些知名期刊2004年全年所发作品来看，其登载的“报告文学”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亚流文学”，甚至可能连“文学”都谈不上，充其量是些为企业或个人作粉饰的文字广告而已，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愤懑和悲哀。以上这些近乎老生常谈，但对报告文学而言，如不加以克服，则会有诸多不利。
丁晓原： 我对你上面列举的几个问题，颇有同感。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了有害于报告文学健康发展的痼疾。虚构是报告文学的天敌，故意地编造无疑颠覆报告文学文体的存在，目前自觉或不自觉的臆想式“报告文学”并不少见。脱离内容实际的注水作品，也有悖于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报告文学是新闻文学，新闻性其中就意味着快速报告和快速阅读。呼吁精短报告文学成了2004年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可见此类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了。我阅读2004年报告文学，在为这一年创作新收获感到兴奋的同时，又为本年度报告文学整体上存在的平面化而遗憾。平面化，具体表现为作品故事（材料）多而思考少，缺乏作家主体对报告对象的心灵内化和思想穿透，很少有作品带给我们深度的震撼；一方面作品题材的跟风趋同，如写三峡（移民）、教育等作品较多，而另一方面，一些为百姓关注也联结着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的尖锐题材却乏人问津。
王晖： 你所言极是，譬如“反腐”。尽管它仍然是2004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中的关键词，但报告文学中有分量、有深度、有震撼力的作品仍显匮乏。描述河北程维高浮沉的《失控的权力场》（秀灵）和披露吉林李铁成受贿案的《卖官记》（文辛），是其中可以一提的文本，但它们大多有这样的通病，即仅止于案件叙述，而缺少对人物言行及事件深层内涵的发掘，视角的独特与话语的精彩更难以与几年前杨黎光所作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相比。
丁晓原： 我想，这正说明报告文学作家在承担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方面还有所不足。报告文学家的胆识是以他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担当为前提的。就这一点说来，2004年的报告文学还远不如央视的一些新闻主题性节目，敢于突入现实前沿进行富有勇气和识见的报道和评说。一般来说，国家主流新闻媒体需要更多地遵守意识形态管理的潜规则，言说的自由度相对要小一些。而报告文学作家则可在不自由的文体中，拥有较大的选题的自由，特别是表达深度思考的自由。如报告文学作家认同作如此观，那么倒是应该反求诸己了。
三、 2005年报告文学观察录
（一） 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王晖： 又到了对一年来报告文学的行踪坐而论道的时间了。你连续三年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选年度“纪实文学年选”，在编选2005年度专辑所写序言的标题中，我看到你突出了“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的字眼，这是否意味着你对这一年度报告文学创作的总体或者说主流印象的基本评价？
丁晓原： 我想并不是这样的。我表述的本意是“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应当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理想状态。但是，你可能也会注意到，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多的是作事象的陈列铺叙，见事不见人；有些作品，虽然也注意表现人物人性人情，但是尚止于表面化的处理，挖掘的深度不够，读来总觉得不够味。我说过，作为文学的具有某种史性功能的报告文学，是应该为今天的读者和未来的文学史提供我们这一特定时代人典型的精神样本的。有眼光有事业追求的报告文学作家，最好能沉静下来，沉潜下去，通过对真实人物真实的心理世界的精微透视，触及人性独特而有意味的深部，写出关于人的精神样本的宏大报告。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叙述重大事件和典型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叙事中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叙事立场，使报告文学真正成为我们这一流动不居的历史转型时期关于人的报告。这种报告凸现的应是人的心灵史或灵魂史的全息图景，并且这样的心灵史或灵魂史不只是属于某个个体的历史，我们从中更可洞悉特定时代民族精神的某些镜像和内蕴。这样说来，我所说的“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其实就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种呼吁和期待了。
王晖： 原来你是将“时代的真实人性书写”作为报告文学或者说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母题来看待的。在麦当劳式快餐时代，希望有所作为的作家们确实非常需要反思与超越报告文学“轻骑兵”的文体定位，精确深厚地表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轨迹，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应和时代、陈列表象。的确，与2004年相比，2005年的报告文学状态似乎要显得平静许多。在这一年里，除了热烈的六月让杨黎光等报告文学作家在鲁奖颁奖典礼上火了一把之外，似乎还没有更令人眼前为之一亮的热点展现。其实，这一年度并不缺少引领全国焦点与亮点的重大事项，航天主题（“神六”升空）、统一主题（国民党、亲民党领导人访问大陆）、抗战主题（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等都是如此，但遗憾的是，报告文学作出的反应并不敏锐，即使有李鸣生写抗战的《血祭》、孙晶岩写西气东输工程的《中国动脉》、舒云写教育制度的《高考殇》等描述重大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仍然掩盖不了这一年度报告文学视阈的缺失。在我看来，不应忽略的视阈还体现在对医疗腐败、人口就业、艾滋病防治等有关民生话题的关注，而这些焦点正是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中国所不容忽视和不可懈怠的。
不过，在“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这样一个视阈中，我感到还是有一些作品能够令我们感慨、回味与深思。对报告文学界来说，魏荣汉和董江爱的名字虽有些“陌生化”，但他们写出的《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却让人为之一震。我很欣赏这一文本从容客观的叙述风格、基于事实的个性化的理性分析与独立思想，特别是以“选村官”之一斑，窥乡村选举文化建设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全豹的恢弘气象。在此，我同意以两期篇幅连载该文的《报告文学》在“编者按”里所说的话：“作为报告文学，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众多国内主流媒体以‘荒诞’‘恶劣’的定性沸沸扬扬地炒作过……作者作为一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亲身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的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伪的科学态度努力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替无语的事件主人道出内心的真实。”在“欲望化时代”对复杂人性的描摹与分析是这篇作品的又一成功之处。它让我们再度想起报告文学作为“深度报道”的职责。此外，“欲望化时代”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在多篇作品中也有表现。《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江海河）、《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张立）对人性之恶，《人民代表冯有为》（刘元举、康锦达）、《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何建明）、《两地书·母子情》（秦春）、《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从乞丐到军人、到富豪》（何建明）对人性之善的表现都显示出独到之处。
丁晓原： 你现在是最为职业化的报告文学评论家了，可以静心观览报告文学的时空，羡慕你；我则有些“不务正业”，但报告文学在我这里的确“挥之不去”。你所提到的作品我大多读过，有些被我选进“年选”了。我基本同意你对2005年度报告文学所作的评估。你提到了《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对作品分析得很到位。我想特别说说作者。两位作者的“组合”很有意思，奠定了成功写作这一优秀作品的基础。魏荣汉是一个地方民政局的领导，从事实际工作的。董江爱是山西大学的女教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从事理论研究的。报告文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这里结出了令人可喜的成果。这给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报告文学是客观的纪实性写作，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实”感受、“实”生活、“实”内容；同时报告文学又是“报告”的文学，作为一种需要深度化处理的文本，需要对题材、材料进行理性的分析，对事象作穿透式的研究，这要求作者具有理论思维的品格和能力。两位作者正好在这些对写作优秀报告文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作品选题和题旨，深度关联着政治文明建设的话题，这是一个具有某种挑战性的重大的前沿课题。作品的内容也很扎实，叙写朴实，是2005年最有深度的优秀作品之一。由此，我希望报告文学有更多的“双打”组合，这样会使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另外，我也期望有学者背景的人，比如社会学家（者）、政治学家（者）、历史学家（者）等加盟到报告文学作家的队伍里来，结合他们专业的课题研究，写作有厚重感的感性与理性有机融合的“专业化”的报告文学。
（二） 寻找精短报告文学
王晖： “长风日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弥漫于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这无疑不利于报告文学制式的多元化发展。2004年全国第三届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短篇作品的写作。与之相呼应的是，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了“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涌现出《今生无悔》（朱金平）、《忠诚》（黄传会）、《台湾媳妇老兵妻》（萨仁图娅）等不少优秀作品。刘茵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上的《砸车奇遇》，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觉得这是一篇颇具新意、巧思、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短篇佳作。其实，从文体建构上来说，短篇制式的报告文学看似易写其实难工，它对作家的思维能力、综合提炼能力以及简洁而生动的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可以说，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瓷器活”。近百年来堪称经典的报告文学中，短篇制式不在少数。我赞同这样的倡导，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式问题，它实际上代表着对当下粗制滥造、追求金圆利益、迎合出版商趣味、败坏报告文学声名的反省与批评，代表着对精品创作的褒扬和鼓励。我把这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不知你的想法怎样？
丁晓原： 报告文学的“注水”问题是相当突出的。作为读者，我不喜欢长而空的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动机很值得我们注意。有些题材是否有必要以书的规模出版，是否有些“短题”长做了？利益驱动的“原则”严重地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你把倡导精短报告文学“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就决不是危言耸听了。作为春风版纪实文学年选的编选者，面对一些作品我“快乐并痛着”。有些作品总体上“可观”，读着“快乐”，但篇幅过长需作压缩，这种工作令人“痛苦”。而从删节的实际情况看，有很多枝蔓性的叙述和空洞的议论，本来就不应该写进作品的。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看，“长风日盛”反映了作者对文体特性把握的偏颇。报告文学强调纪实性，但并不意味着对客体“照单全收”，这里有一个基于作者眼光、识见的选择问题。选择，一方面表示强化；另一方面要求放弃。现在的作者有一种“求全”心理，这就从本体上消解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要讲究作品言说的表现力，否则报告文学的读者会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倡导精短报告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并未推出更多优秀的短篇，但是其价值导向是明显的。刘茵的《砸车奇遇》我读了，感受同你。作为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她对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多有呼吁，2005年又以自己的写作践行，精神感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倡导作者写作短篇报告文学，而且希望媒体能推动短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有一些的确是精短的。报纸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
（三） 鲁奖风骚与“南杨北何”
王晖： 近些年来，报告文学界常用“南杨北何”来指称杨黎光与何建明这两位当红作家，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杨黎光蝉联三届鲁迅文学奖，这在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奖项的获奖者中是唯一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独领“鲁奖”风骚。2005年，我们未能看到杨黎光的报告文学新作，但在6月底与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同时举行的“杨黎光创作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对其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创作风格作出了有意义、有深度的概括。譬如，你谈到的杨黎光作为深圳文化名片，成为深圳新文化成就的形象代表，何西来提出的研究“杨黎光现象”和“杨黎光风格”等。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作出这样的评价，至少在近20多年的报告文学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何建明在继《永远的红树林》之后，2005年又写下了《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从乞丐到军人、到富豪》等两部中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前者是作者一以贯之的拿手题材，他通过“发展经济”、“为官之道”和“共同富裕”等三个故事组团，书写出主人公由造田到造厂再到造城的三次革命性历程，以及50年红旗不倒、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系列“创业”与“创富”理念。后者则是作者题材的开拓之作，他力图全方位展示一个当代中国亿万富豪的人生传奇。我最感兴趣的是何建明对两部作品中两位主人公“创富”理念的诠释。
丁晓原： 你是否注意到了网上有人对“鲁迅奖”以及杨黎光等作家的议论。在我看来，“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有些入选作品的确是可以商议的。这表明我们的评奖机制应该优化。但就杨黎光而言，我以为他实际上是“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中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的实绩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倒并非全因为是他蝉联了三届鲁迅文学奖。写作报告文学最勤奋的何建明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本年度何建明发表的多篇（部）作品，显示了他既成的风格：注意选择有意义的重要题材，并以较为素朴的生活化的故事方式叙事，结撰体量较大的内容丰富的文本。同时，他又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存在，人物个人的成长史。人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书写得清晰有致，并且注意运用能够凸现人物精神特质的细节，雕刻人物形象，因此人物能立体地活动在读者还原性的想象里。如你所说，作者通过作品形象地诠释了主人公“创富”的理念。这是读者饶有兴趣的，并且会引起他们思考、给予他们启示的意义设置。在我看来，人物最有价值的创富，不是创造了那些有形的物化财富，而是创造了基于物质又超越物质、成就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的独特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富。从某种角度看取，我认同新世纪报告文学文坛的“南杨北何”说。但是，从报告文学的全面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南杨北何”的局面究竟是报告文学的遗恨。报告文学的发展期待着“南杨北何”时代的终结和能够走到前台的“新人”出现。
王晖： 言之有理，感同身受啊！我当然也看到了网上的一些议论，但我对“南杨北何”之说并无异议。你说得对，“南杨北何”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实绩，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缺憾。我由衷地希望报告文学作家像小说作家那样东西南北中遍地开花、枝繁叶茂。
（四） “矛盾”的《当代》与报告文学的“误读”
王晖： 近几年，《当代》杂志对报告文学文体采取了几近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它并不拒绝刊登报告文学，近年颇具影响的《中国农民调查》等均出自其手；而另一方面，它又以“编者按”或“责编手记”的形式不断解构报告文学。2003年它在发表《中国知青终结》一文的“编者按”中指出，“报告（纪实）文学把真的写成假的”、“报告（纪实）文学已经集体日薄西山”。2005年第3期在发表陈桂棣、春桃的《包公遗骨记》的“责编手记”中，它又一次对报告文学发难。我想在此摘录其中的一些关键句，以求得公正的评判——“征得桂棣和春桃的同意，我们将这部作品定性为‘纪事’。之所以不沿用‘报告文学’，是因为有太多的疑惑。说声名狼藉太过分，但的确有太多的读者早已经不习惯报告文学的‘高屋建瓴’、‘滔滔不绝’、‘振聋发聩’。……多少年前，没有改革开放，思想没有解放，我们都很蒙昧，且承认自己蒙昧。期盼启蒙，期盼教导，期盼振聋发聩，如久旱的禾苗盼甘露。报告文学所以应运而生，那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所以让我们热血沸腾，那义正词严的报告文学家所以让我们敬仰。二十来年过去了，现如今，我们已经不蒙昧了，至少以为自己不蒙昧了，连北京的出租司机都能够滔滔不绝，再听报告文学家滔滔不绝，会是什么感觉？会觉得自己傻还是报告文学傻？或许，这就是我们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在这样的话语面前，我真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只能惊叹《当代》编辑的无知与霸气。以是否“居高临下”、“滔滔不绝”作为划分报告与非报告的界限，甚至以“我们已经不蒙昧了”作为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我只能为《当代》悲哀！回过头来看《包公遗骨记》，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作者书写及思考领域的拓展，但恕我直言，我更欣赏作者振聋发聩的《淮河的警告》和《中国农民调查》，而不是这个“以平和的口气”讲述的所谓“纪事”。
丁晓原： 《当代》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深有关联，这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我也注意到了这几年《当代》关于报告文学的“矛盾”行为。我不知道这样的“矛盾”对《当代》意味着什么，但我以为它对报告文学大约已是“言而有失”了。当然，《当代》可以坚守它所认定的报告文学观念。但在我看来，《当代》对于报告文学文体至少是作了“误读”。2003年将文学等于虚构，由此解构报告文学，2005年又以时代不需要启蒙为由，否定报告文学的存在。这其中的“非逻辑”是很明显的。因此，我想似乎也不必较真地论辩。报告文学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以人们感情用事式的一相情愿所定下的。至于《当代》将《包公遗骨记》“定性为‘纪事’”，而不是报告文学，尽管其理由在我看来并不成立，但“纪事”这样的定性，我以为是合适的。报告文学是现实性极强的文体，历史题材的纪实作品，只有当历史与现实发生了具有某种时代性的对话关系的时候，它才可以谓之报告文学。我不赞成报告文学文体“疆域”的无限拓殖。因为，一种文体的独立，表示了它自身具有了某种规定性。规定性其实是排他的。独立的报告文学无须随意“扩张”。
（五） 《母亲杨沫》：写实品格与启示
王晖： 我还想说一个题外话，那就是老鬼所著的《母亲杨沫》这本书。它的版权页上名为“纪实文学”，实际是传记作品。它在2005年轰动文坛的原因在于它揭示真实的勇气和力量。老鬼说：“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但他仍然“遵循母亲的愿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一生中我所认为的重大经历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因为，“说谎是最大的罪恶”。在这本卢梭《忏悔录》式风格的“写真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父母矛盾尖锐”、“儿女情很淡”、“母亲与我”等披露家庭生活中的杨沫本相纪实。这样不虚美、不隐恶、秉直书的描述，非但没有轰毁传主本人的形象，相反，它获得了意外的好效果，这就是老鬼所言的“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老鬼曾以《血色黄昏》真实记录了文革的惨烈，此次又以极大的勇气书写母亲的一生。我以为《母亲杨沫》对当下报告文学遵循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则进行创作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丁晓原： 你给出《母亲杨沫》这一话题很有意义。这部作品标注的是“纪实文学”，但从其秉具的品格而言，将它视为报告文学也无妨。在我看来，《母亲杨沫》比之于一些名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更报告文学化。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问题并不只是“长风盛行”或“新人”乏善，写实品格的普遍缺失，其实是更深层、影响也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尖锐”的题材无人涉及，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中的人物还是“高大全”，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等同于广告，为什么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的精神正在淡化，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不一，但无疑与写作主体的主体性自觉的普遍弱化有关。我们一些报告文学作者，写着所谓的报告文学，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说谎”。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至少），《母亲杨沫》所坚持的自觉的写实品格，对于报告文学具有针对性很强的启示价值。真正的报告文学是需要传承太史公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的实录精神的。
四、 2006年报告文学印象记
印象一：沉默的多数与响亮的少数
王晖：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2006年的特殊意义？结束文革、改革开放30年，新时期文学30年，红军长征胜利70年。但是，相比较前两年，在这样一些值得倾情倾力关注的现象面前，报告文学的反映就显得并不那么迅速、敏锐和深刻，除去少数作家和作品呈现亮色之外，其他多为“沉默的大多数”，平实的很。在这些亮色作品中，我觉得有这样一些作品值得我们注意，王树增的“非虚构作品”《长征》（67万字）、何建明的《为了弱者的尊严》（《根本利益》的姐妹篇）、王宏甲的《贫穷致富与执政》、徐刚以青藏高原为描述主体的《大山水》、宋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傅宁军的《悲鸿：未被报告的报告》、关注教育的黄传会的《我是谁——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王新民的《炼狱——中国高考风景》（《报告文学》3期）、《高考三题》（《报告文学》7期）、关注青少年问题的郝敬堂的《天堂从此不再寂寞》（少年儿童的死亡）、李振斌和李洋任的《孩子，你到底怎么啦？》（《报告文学》6期）、关于空军建设的郭晓晔《艰难的起飞》（《报告文学》9期）、南香红的《罗布泊的绝版典藏——彭加木》（《报告文学》7期）生态关注的王天祥的《东北虎，SOS！》（《报告文学》5期）、韩小慧的《大儒无声》、冷梦的《调查》（《北京文学》）、短报告文学《拯救》（写乞丐村）等。
丁晓原： 正是这样，2006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年份。但是这其实也不能表明它与文学或报告文学的创作具有必然的内在关联。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希望报告文学在特殊的时候，出现具有一些特殊意义的大作品。的确，“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反映报告文学的年度景象。但是，作出这样的评价，可能与我们某种“先在”有关。我们已经习惯于甚至依赖于杨黎光、赵瑜们给读者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实际上不可能。他们的逐步“退出”，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另外，也与我们视点的“片面”有关。除了《报告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外，《文汇报》、《南方周末》等也是刊发报告文学作品的重镇，而且由于这些报纸的努力，直接推动了精短报告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如《集体离婚》一类的作品，篇幅虽短，但冲击力很强，很值得我们关注。
印象二：粗鄙化与粗糙化的反叛
王晖： 粗鄙化与粗糙化，是当下文学为人所诟病的顽症之一，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这一文体的粗鄙化主要体现在其趋利与媚俗等方面。趋利，即相当数量的作品，甚至是发表在著名的、权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脱为金钱写作的干系，比如为权钱在身的某企业家、某单位领导干部作廉价的歌功颂德。也许刊物发表这样的文字有其希图经济援助方面的考虑，但作为编辑者，他们或许并未意识到其行为对报告文学这样一种特殊文体的致命伤害，这无疑是向报告文学举起了软刀子。而粗糙则显示出报告文学作家质素的低下、艺术营构能力的缺乏。2006年报告文学乏善可存，不过还是有令我们欣慰的作品。譬如，徐剑的《东方哈达》（《中国作家》2006年第2期）对大工程的再现就显示出作者极力宣示诗意描绘的匠心。对重点工程的描述一向是共和国报告文学的重头戏之一，但说实话，50余年的历程走过来，真正能留下来仍能让人咀爵不尽的作品寥寥无几。随着重点工程的完工，这些文字也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其中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作家们太拘泥于事件本身的叙述以及表扬稿式思维定势，缺乏艺术的穿透力和营构力，只讲贴近、写实，不知超拔与超越、诗情与写意。《东方哈达》的最让人记住的就是它融历史与现实、文明与乡土的“上行与下行列车”的独特结构方式，诗化语言以及包容性颇强的有关铁路、高原、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等关键词的史诗性表达。这是大气之作。王树增的《长征》，我认为也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的上乘之作。关于“长征”写实性叙述，应该说在当下是一个难题。我的意思是，它已经被斯诺《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演绎过许多次，“审美疲劳”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王树增仍然让我们眼前一亮——他的关于“长征”的再叙述充满了艺术气息，悬念、结构、语言、诗意，都显得自然、贴切与简洁，再加上大气磅礴。我觉得这与作者的写作理念和艺术才华有关。他没有拘泥于长征的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惯用表述，而是将其提升至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来重述，这当然就会意高一筹。作者写到：“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长征的故事，被不同的追述者、记录者在不同时域和境域下展示出来，真是说不尽的长征！但同时我也感到，在文学领域、具体到报告文学范围，题材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重要题材的反复深入的开掘甚至进行深度的拓展也是至为关键的。比如对唐山大地震这个令当代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天灾事件，在2006年就有了另一角度的很好表达，这就是张庆洲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写下的《唐山警示录》，它的副标题“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刚好表明其叙说的维度，它与20年前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补，后者无疑是全景描述的典范，而前者却主要涉及对当年地震漏报真相的揭露，角度虽窄，但挖掘颇深。作者张庆洲并不是报告文学界的明星，但我以为他的文体感觉和艺术传达并不在当红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下，他在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文风气质令人有久违之感，比如老到洗练的文字、深情而恰到好处的抒发、人物形象勾勒的简明生动，以及建立在访谈口述和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强烈的纪实性等等。甚至可以这样说，这部《唐山警示录》，完全能够与《唐山大地震》一道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对中国当代史重大事件的杰出表达。
丁晓原： 粗鄙化与粗糙化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一种病症。物质中心主义制导着人们的精神方式和行为方式，直接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低俗、庸俗和媚俗。反映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表现出的就是思想的软化、精神的矮化和情感轻化。报告关涉国计民生的题材作品不多，展示私情粗俗生活的“大特写”不少；坚守文体使命，敢于揭示现实矛盾的具有“硬度”的作品不多，借报告文学之名，牟取一己私利的“广告文学”不少；扎实采访、沉潜思考、精心结撰的“文学”报告不多，枝蔓芜杂、挥洒无度、滋味寡然的粗制滥造“随笔”不少。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你所提到的徐剑的《东方哈达》、王树增的《长征》和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等作品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徐剑的《东方哈达》具有英雄史诗般的基调、气势和格局，原作长达60万字，是一部全景报告青藏铁路建设工程的皇皇巨著。作品的结构颇具匠心，采用“上行列车”写现实，“下行列车”写历史的双线并行书写方式，有效地构建了具有诗性史性时代性的跨时空的宏大叙事模式。语言也具有某种诗韵诗意，作品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文学滋味。叙写唐山地震的，关仁山等的《亲历唐山大地震》也是可读之作。作品又让我们回到了那场给人类历史留下重创的现场。关于唐山大地震，虽然早有钱钢的长篇力作加以宏观与细微结合的叙写，那是一部公认的优秀报告文学，但是，今天阅读《亲历唐山大地震》仍然有着巨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正是来自“亲历”，来自作者的“个人记忆”。不同于钱钢当年的写作，这一组由若干短篇文字构成的纪事，并不得之于采访，而是在对唐山地震30年再回望时，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积淀的自然流淌。作者不是记者，也不是观察者，而是劫难第一现场的当事人，或者就是劫难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大地震对于他们所造成的生命之痛与他们的生命同在，“每每忆及恍若昨天”。记忆所留下的经过时间汰洗的，是最值得“记”下的，是最感怀生命的，而最感怀生命的存在又是以饱含着情绪力量的细节展示着。散文家韩小蕙的《吉妮丽吉情歌》则是一篇抒情散文式的报告文学，作品所写有关“中国南方喀斯特”，其间瑰丽奇异的自然、美丽丰富的想象和美好的人情品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吉妮丽吉情歌》是一篇流光溢彩的文学报告。
印象三：现实的直击和反思
丁晓原： 每一种文体在其生成与发展中，差不多都形成了它们各自独特的文体功能特长。报告文学它以非虚构的方式、以对现实“零距离”的观照、以对社会存在中某种矛盾关系的透视剖析、以其主旨的批判性，显示着它特有的价值。关注现实、突入前沿、报告有典型意义的当下问题，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而重要的使命。2006年的报告文学值得我们更为看重的应是介入现实“焦点”的一些作品。《集体离婚》作为一篇浸润着杂文滋味的报告文学，其间充满了一种阅读的张力。题目设置了某种悬念，激发读者所谓“猎奇”的心理，而事实上作品所叙写的事情说“奇”，其实也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它以似乎夸张的制式，凸现了我们这一时代某种“时代病象”。物质现代化先行与精神现代化滞后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在这篇作品中被“特写式”的凸现了出来。《集体离婚》直指人的精神塌陷的严峻现实。“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 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为人知的悲凉。”这一“活剧”的上演全因人和镇有村子划入了开发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励”了人们创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庄严的，然而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庄严不堪一击。这一极端的事例告诉我们需要警惕现代化行进中可能预设的陷阱。在物化时代，人们精神的物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集体离婚》与其说是闹剧，不如说是现代人集体的精神悲剧。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天使在作战》和《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从通常的作品指称说来，可以称之为“问题报告文学”，其功能指向批判。两篇作品所涉及的，前者主要是医疗腐败这一中国老百姓关注的重要焦点问题，后者反映了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作为或非法行政的问题。两篇作品通过不少具体的实证性的材料展呈，揭示了问题存在的严重性与为害性。作品更有意义的价值，我以为还在于大写了作为“非常公民”的人物崇高的精神形象。《天使在作战》中的陈晓兰是一位忠诚于病人生命的医生，也是一位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医生。个人生活遭际并不如意，但面对医院坑害病人的违规行为，她以一个“真正的医生”的良知与正义与其抗争。《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中的肖龙云虽然是一位市政府冠冕堂皇聘任的政务监督员，但是监督之旅“孤寂”而多有艰难。他是在自己的生存尚有问题的情况下，怀揣着“特困证”担当起政务义务监督员的职责的。陈晓兰、肖龙云的意义在于，当社会公平正义受到践踏，公民的责任要求我们坚守并维护社会的公共理性。但这样的坚守和维护有时并不成为我们共同践行的准则，很多人对于“非常识”视而不见，见怪不怪，明哲保身。有评论家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刚性”的文体。所谓“刚性”在我看来它主要体现在作者主体的思想力度和作品叙写人物的精神硬度方面。陈晓兰、肖龙云是两个具有“刚性”品格的人物。
王晖： 现实的直击和反思从来都是报告文学最为擅长的领域。2006年里，教育问题仍然是这一文体书写的重要一翼。黄传会的《我是谁——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王新民的《炼狱——中国高考风景》和《高考三题》、《I恨文凭——被中考烤煳的人们》都对此有所涉及。其中《我是谁》将笔触直接指向社会底层，深入发掘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作品以多个生动的个案传达了教育公平与公正等理念。王宏甲的《贫穷致富与执政》则力图对当下农民、农村与执政者之关系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浙江宁波农村为例，写出当下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全新课题。作品里的“致富”主要指的是慈溪民营经济的发展，而“执政”则指的是对最为贴近农村与农民的地方组织慈溪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人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我最感兴趣的不是作者对农民致富过程的描述，而是其由这些描述中归纳出来的“文化”问题。也就是说，文化传承与文化振兴才是致富与执政的根本要义。这正是这部作品最为出彩的地方。它体现出报告文学在与其他虚构性文体比较之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关怀、人生关怀、人性关怀的思想深度。
印象四：复兴：诉求和可能性
王晖：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最近有人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多次发表了呼吁中国文艺进行新世纪的文艺复兴的言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学边缘化所导致的自救心理；其二，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文化振兴欲望。由这个问题，我不禁联想到报告文学的复兴。2006年夏在内蒙古召开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报告文学生存的现实生态以及创作现状，总体印象是不乐观、不满足、不满意，那么，报告文学能够在新的世纪实现它的第三次崛起吗？说实话，我的内心对此很惶惑。报告文学复兴，敢问路在何方？
丁晓原： 我也看到了一些有关的表述。就报告文学而言，一般是用“怀念”较为含蓄地表明说者对进行时态中的报告文学的某种不满。但是，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中国潮”不可能重来，表面化的“怀念”无助于当前报告文学的复兴。如果说报告文学的“复兴”是一个真实的命题，那么首先要复兴的当是报告文学的精神品格。报告文学精神品格的建构基于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社会良知的坚守、人类悲悯情怀的确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置备。在这样一个许多人热衷于唯利是图的时代，要求作家都具有唯崇高是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就报告文学本身而言，其间也有各种差异。但最起码应有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能够“铁肩担道义”。事实上，像何建明、赵瑜、杨黎光、黄传会、王宏甲、徐剑等“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基本上接续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精神，并且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创作。一些报告文学的“新面孔”，尽管尚不是“人多势众”，但由《集体离婚》、《天使在作战》、《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等作品可见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主体品格还在。另外，丰富而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也给报告文学的“生产”提供的取之不竭的“活料”。报告文学的复兴是有着现实的可能性的。只是所谓复兴是一个过程，复兴从当下看并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缺少具有标志性的大作品。
王晖： 你这样的分析倒是给我很大的信心。2006年11月，我应邀去香港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在会外与香港报告文学学会的负责人有了初次的接触。我发现这个才成立一年多的学会在为报告文学事业倾心竭力。我为他们的精神所感染、所感动。他们创办了一份报告文学双月刊《华夏纪实》。这位负责人对我说，香港可以没有其他的文学杂志，但不能没有《华夏纪实》。其实，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从事文学事业本身就是比较边缘化。而他们却乐此不疲，越是艰险越向前。在《华夏纪实》2005年第10期的“卷首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整体来说，香港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但相对来说，香港的文学则是比较薄弱的；而在文学领域，严肃文学又是最薄弱的；在严肃文学领域，报告文学更是最最薄弱的。薄弱的表现，一是队伍小，作家少；二是园地小，刊物少；三是市场小，读者少。尽管存在‘三小三少’现象，我们对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及发展前景，仍然充满信心，寄以厚望。”香港报告文学同仁的这番话，对我来讲，很有暖意，也使我看到了内地与香港有志之士复兴报告文学的强烈诉求和实现这一诉求的可能性。
五、 2007年报告文学的年景写意
（一） 年度代表作王晖： 2007年报告文学在保持总体平实状态的同时，仍然具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如果从描述的视域来看，去年报告文学在反腐、青少年教育、奥运、新农村建设、军事以及社会底层状态等方面都有较好的作品出现，表现出报告文学直击现实的能力和优势。一些知名作家笔耕不辍，如何建明的《冀东大发现》，王宏甲的《为了社会的和谐》、《政通则人和》，贾宏图的《曾在风雨中》，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杨黎光的《寻践新路》，孙晶岩的《中国奥运梦，悲壮刘长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梅洁的《大江北去》等等。
丁晓原： 我们阅读报告文学大约已经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表现为对能够揭示与剖析现实重大问题有为之作的期待。这样的情势一方面是由报告文学的历史所形成的，夏衍的《包身工》和20世纪80年代颇具规模的“问题报告文学”，给报告文学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影响着在新语境中对这一文体价值的估定。另一方面新世纪社会正在进一步推进的全方位的转型，使社会问题的若干方面凸现得更为紧迫。但是，有些遗憾的是，真正襟怀天下，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守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理想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且以优秀的作品履行自己职志的，不是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朱晓军和他的报告文学显示出特别的意义。他的《天使在作战》，这篇作品在经过评委争议后，以全票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天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想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朱晓军发表在2007年第10期《北京文学》的《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可以被看作是《天使在作战》的续篇，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陈晓兰，报道的题材还是有关医疗腐败与医患矛盾。读作品我们的崇敬依旧，愤怒依旧。医疗腐败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直接影响着民生质量，特别是对底层大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大医精诚。医院原本应为救死扶伤的圣洁之所，但在物质至上的时尚中，医学的精神经典土崩瓦解。若干医院和医务人员，非但不尽应有的职守，反而做着丧失良知的诈骗勾当。面对这样的行径，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决不会无动于衷。朱晓军正是“战士式”的作家，他突入不无“危险”的反医疗腐败的前阵，以其质直的实证式的调查作业，为我们揭露在阳光下隐藏的一些死角中的黑暗。朱晓军及其作品给予当下“偏甜”的报告文学，导入了不可或缺的辛辣味。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报告，它对时代的实录不仅需要讴歌其在历史的演进中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也应该对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秩序、人类理想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观照与透视，而且基于对文体独特功能的设置，报告文学在社会的“前沿”阵地上是不应该缺席的。
王晖： 相对于长篇大论的叙说，我更看好去年的一些描述现实中先锋或争议性人物的中短篇，这些作品在我看来已经显示出报告文学的活力和生机。如蒋巍的《王江的意义》、黄传会的《真水无香》、朱晓军的《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王灵书的《走进黄帅》、张清平的《大爱林巧稚》、侯黎风的《理想主义者李镇西》、胡平的《心月何处——欧阳自远与中国嫦娥工程》和何建明的《传奇美女的极品世界》等。譬如《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你对这篇作品的评价（纪实文学年选序言），我觉得很到位。而《理想主义者李镇西》则为我们活画出一个“另类教育家”的生动形象。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与学生“吃喝玩乐”，在草地上摔跤、斗鸡、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去郊外远足，在田野追逐，以自己的亲历亲为实践着迥异于一般所谓素质教育的“民主教育”，作品用多个简洁而生动的故事，以及感人而不造作的细节，再现这位真爱和深爱学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这篇作品以强烈的现场亲历性所勾勒出的“李镇西”便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我们也不妨将这个“理想主义”形象看作是对不那么理想的当代中国学校教育的一种反衬和反思。《王江的意义》和《真水无香》都在短小的篇幅、平常的故事中分别将一个北国边陲的民警与一个北国海滨的海军舰艇学院教员的崇高人生境界揭示出来。可以说，这两篇作品所要表达的意蕴是非常主旋律的，譬如，《王江的意义》要表达的就是“平凡中的伟大”，作品用主人公讲的三句话作为全文三段故事的小标题，它们具体诠释了这种“伟大”的含义，这就是“人活一辈子，要的就是个骨气！”、“甘于奉献，这才是最大的志气！”、“当警察，最根本的是要有正气！”可贵的是，这样的理念完全是通过对主人公平凡小事的生动描述表现出来。《真水无香》也是如此，它选择的是主人公方永刚的日常“家事”——独特的结婚照、帮助家乡的穷亲戚、做孝子等，表现主人公的质朴无华，笔调简洁、情感真挚，可谓近年来短篇报告文学的难得之作。
丁晓原： 报告文学应是一种开放性文体，体现出多样性的存在。2007年的报告文学既记写现实重大的事件、现象，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作研究性报告，对有害于人类崇高精神的反理性人事进行批判等，同时又能在致力于即时性的新闻人事表层图式的描述时，关注蕴含其间的人性、人情以及人的命运遭际等的表现。如《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北京文学》第5期）、《走进黄帅》、《千金一诺》等就是具有这样意味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整体而言，在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方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层级。但它们疏离了多见事少见人的制式，更多地注意到了凸显有命运意味与人性价值的诸种存在。命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个人生命的行旅中。《走进黄帅》的主人公黄帅在“文革”中，是一位著名的“小学生”，其“著名”则全在于政治的一时之需。而“文革”终结，黄帅也因政治气候成为清算的对象，父母也为之累及。历史的变幻导演了个人的命运的沉浮。而人物表现出的可贵的精神品格在于，能不为一时的命运不济放弃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自强不息精神内力使黄帅一身阳光。《走进黄帅》是一出关于个人命运的喜剧。《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在一组命运与人性叙事作品中是最具有分量的。此篇蕴有复调主题，其滋味苦涩。作品既摄录了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群类的命运图景，也状写底层生活者的人性崇高。知青的命运当然由大时代所规定了的。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但激情过后是漫长而难堪的艰苦岁月。返城的知青在都市各显神通，而留守的则大多在底层生活。命运似乎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微笑，但他们大多随遇而安。面对他们的随遇而安，历史和读者倒感到有些不安。《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最能打动人心的是高玉珍的故事。冬日深夜知青同伴的恶作剧，彻底改变了高玉珍的命运。长得“又矮又丑”的高玉珍的人生与一个“罗锅”、“拐腿”鳏夫的人生绾结在一起。这种人生似乎是畸形的，但在其间闪烁人性至善的光芒。这可让一些所谓的高贵者相形见绌。
（二） “鲁奖”与《天使在作战》现象
王晖： 2007年，报告文学又一次获得了文学狂欢节的瞩目。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同年开奖。在“五个一工程奖”中，报告文学表现不俗，与长篇小说平分秋色，各有１７种获奖。而在鲁奖中，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获得各界一致好评，拔得报告文学奖之头筹，就是这一年里的最大看点。它给予报告文学创作和批评以多方面的启示，这就是时时刻刻坚守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则，时时刻刻将艺术的审美性作为报告文学写作的自觉追求。这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艺术形式的永恒的主旋律和立文之本，也是报告文学作为高难度写作的终极目标。当然，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它的凸显，倒是刚好反衬出当下诸多报告文学的本性缺失，因为稀少，所以突出。我感到，朱晓军在写作时所具有的理念是完全应和着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法则的，他在“获奖感言”中说：“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不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丧失良知和操守。”可以说，《天使在作战》正是因为比较好地践行了这样的理念，才能够成为近几年来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我记得朱晓军曾经在去年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坦言，“我写这篇作品的时候也害怕。因为一些人太有背景。”这一方面道出了先锋性报告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创作时的真实心境；另一方面也表明作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顽强和执著，以及为良知而坚守、为真理而殉道的悲壮与崇高。我想，这正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如果说，一些假冒伪劣的“报告文学”在玷污着报告文学的正气与清纯，那么，《天使在作战》则在焕发着报告文学的正气与清纯。
丁晓原： 在这样一个多种媒体共时存在、各擅其长的新世纪，以纸质报刊作为基本物质载体的报告文学，它并不如人们一度所想象的那样销声匿迹，报告文学依然是进行时态文学格局中的重要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表示着对当前文学创作状态一种基本的评估，或也代表着一种评价的基本价值尺度，其过程与结果是值得我们关注的。2007年，朱晓军《天使在作战》、何建明《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长征》五部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在我看来，就整体而言，这届获奖作品超过了上届获奖作品。作品无论是介入现实的力度，沉潜历史的深度以及所表现出的由思考和真情交融而生成的巨大的感染力，都表明了报告文学创作具有较高的水准，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这种文体的存在和发展充满信心。2007年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的获奖作品，其题材与题旨具有多样分布的特点。《部长与国家》与《长征》两部属于史志类作品，余者皆为报告现实的题材，这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题材要求；从题旨看，《天使在作战》是所谓的“问题报告文学”，旨在批判现实中非理性非人性的丑陋，《部长与国家》等4部作品则为通常指称的“主旋律”作品。其实，“主旋律”之类的称名在我看来是非学理的，因为在具体的作品中“歌颂”与“批判”不是绝对分离的。就《天使在作战》而言，既有对医疗腐败的揭露，也有对反医疗腐败“勇士”的褒奖。对于《天使在作战》，我的感觉与你一样。其意义在于昭示了报告文学文体应予坚守的如你以上所说的基本精神。作为一种“现象”，我们把事情说透了，也就是在肯定《天使在作战》的同时，表明了此类作品的稀少。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似乎不缺乏歌手，而能够敢于直面问题，并且能以理性之光透视问题的“真的勇士”，不能说有许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2007年除了《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另有几篇报告问题的作品是值得提及的。《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篇主题正面的作品，但读此篇我们自然会链接到2007之夏“太湖蓝藻”事件。悄然而至的深度环境污染，犹如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将和平生活中的人们打得措手不及。《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的作者是相当智慧的，其表征为将问题说事处理成业绩叙事。但细读这篇作品，我们可以感知作者指向的正是问题本身。一个城市之所以会与污染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其要害在于“苏南模式”内生着的“污染效应”。作者对事象是具有某种穿透力的，洞察到曾经的“苏南模式”，“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产生利润的同时产生污染”。在普遍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时尚中，环保的被搁置就不足为奇了。《中国跨世纪之痛》（《北京文学》第6期），也是一篇具有重要题材价值的报告文学。在作者看来，“中国跨世纪之痛”，就是农村留守孩子。在城市化推进的现代性景观中，洒满着1亿2千多万农民工的汗水。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他们2 000多万子女留守在乡下山村。缺乏父母关爱的这些数字巨大的未成年，其身与心，其生活与生存，都是令人堪忧的。这并不只是农民工孩子的家庭问题，更是关涉社会整体进步的国家大事。读这样的作品，总有一种沉入心底的负重感压抑着我们。
（三） 传播的状态与批评的向度
王晖： 在当下，我认为，文学传播的意义和文学创作本身的重要性都具有同等显在的价值。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源于新闻的文体，其传播性就更应该凸显。放眼全国的文学期刊，报告文学无孔不入的盛景不再，但仍然还有对于这一文体一往情深的期刊，这中间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报告文学》、《中国作家·纪实》和《北京文学》三大刊物。可以说是三足鼎立。当然，在2007年里它们的表现是各有侧重的。《报告文学》比较全面，《中国作家·纪实》侧重于更宽泛意义上的现实和历史“纪实”，而《北京文学》则主要致力于对现实突出问题的直击。期刊之外，还有多家出版社热衷于报告文学年选的出版，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
丁晓原： 文学创作当然不应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媒体是实现文学创作价值不可或缺的载体。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文学更是如此，它的影响力无不关联着传播介质的可能性及其效值。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动，与媒体的热捧是分不开的。其时“中国潮”报告文学创作活动有100多家报刊参与，景况是颇为壮观的。现在这样的状况不可能重演了，一方面报告文学自身不可能再有当年那种“非常态”的夸张了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媒体也分化着，受制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各有各的盘算。当然，钟情于报告文学的媒体还是有的，如你所说的三大刊物，此外，《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是报告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出版社当然也是报告文学得以流通的一种媒体，但我对报告文学的长篇化一般并不认同。纸质媒体传播以外，还有电视、网络等媒体。现在报告文学已经进入到“全媒体”传播的时代了。因此，根据不同的传播形式，报告文学也应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是从传播和接受的实际看，读者或专业的评论者，还是更多关注纸质媒体传播的报告文学。基于此，刊与报所发表的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会影响着这一文体存在的状况。一般而言《南方周末》发表的作品涉及某些“前沿”题材或具有广泛社会性的题材，作品对事件或现象的剖析不乏深刻独到之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所刊发的作品，往往以人物作为叙写的主体，常常写得精致而感人。如《感动中国的桂西恩》一篇，是关于平凡而又不寻常人物的报道。但是，作品并不只是一般地颂扬人物的先进事迹，而是着力于聚焦人物事迹中凝练着的人性灵光。这种人性灵光集中地体现出人物真挚与善良。《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只是一个短篇，无法容纳人物许多的事迹与桂冠。作品以简约和寻常的笔墨，告诉读者这位医生自费并且冒着危险调查艾滋病疫情的遭际、无奈在家中接待接诊艾滋病病人以及接济他们的琐事。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叙说中，完成了对一种大爱，对人类、对生命的大爱的写真。三大刊物中《北京文学》似形成了某种特色和优势，《中国作家·纪实》创刊时间不长，发表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但刊物以“纪实”为名，路子倒是见宽，而特色就不容易造就。《报告文学》是唯一的以“报告文学”称名的刊物，理当为报告文学的发展扛起义旗。目前恐怕尚不尽如人意，这并不是说它无所作为，事实上每年这一刊物发表了许多可读之作，各家年选收录的优秀作品也不少。我们所期待的只是它应该为读者提供一些“大”作品，所谓“大作品”就是题材大、容量大、思考深的作品。
王晖： 去年十月在你们学校召开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出现了有关报告文学总体评价的不同声音。一些人认为，当下报告文学进入危境，边缘化和自身艺术的粗糙，以及商业化倾向正日益迫使这种文体走入迷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报告文学总体状况良好，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不断涌现。我觉得，“危境”确实存在，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只能说是假冒伪劣的文字产品，它们既算不上“报告”，更不是“文学”。如果我们将每年的数百部报告文学做一个量化调查，平均数之上的应该是“良好”之作，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如果仅就鲁奖入围或入选作品而言，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当然是“良好”以上的作品。这只能说明在目前状态下，好的作品仍然是少数。由此是否可以得出报告文学总体状态良好的结论，值得商榷。不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晓原：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在报告文学评论中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在2007年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上成为了一个引起直接争议的话题。很明显，立场和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对报告文学创作情况评估的不一。你等“学院派”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观察报告文学的现状的，自然会有“危境”之语发出。而“作协派”，特别是参与鲁迅奖等评奖的作协评论家，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则持乐观的态度，他们在集中阅读经过汰洗所留下的作品后，自然觉得“好作品琳琅满目”。而报告文学作家对报告文学的评价似乎有些暧昧。在我看来对报告文学作出“好”与“不好”的简单判断，已无太大的价值。因为简单判断往往会导致片面。简单判断大多建立在感性的印象、表面的感觉之上的，有时离实际较远。因此，我建议对报告文学的批评应采取实证的方法，即回到作品，回到读者，通过实证调查和具体分析，建构报告文学的理性批评尺度。
六、 作家、文本与理论：晚近报告文学脉象透视
王晖： 三年前，也就是2004年，我们曾经就报告文学的局势做过一番讨论。其后，我们又以年度对话的方式，连续三年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轨迹进行跟踪。其实，对大多数时间从事学院式研究的我们这些人来说，以对话的方式关注当下文学的发展和流变，是我们参与和反思当代文学进程的最好体现，也是在实实在在地继承从柏拉图以来所绵延不绝的对话学术传统，践行学术民主。就晚近几年的报告文学来讲，我觉得这其中是有许多元素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的。但今天我们不准备泛泛而论，主要从作家、文本和理论这三大元素入手，把握一下晚近报告文学的基本脉象。
丁晓原： 我很高兴我们能以对话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报告文学的观察与思考。我喜欢对话给我们创造的某种话语场效应。对话对于我们有一种随机性的激活，尽管这种激活呈现出的可能不会是体系化的言说，但因为它没有预设的话语自缚，在对话的氛围中的相互启发，或许会使我们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对话改变了我们原有的报告文学研究模式，我们原先的博士论文写作，追求的是所谓“百年史式”的宏大史著建构，这种写作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作为“学院式”的研究，对于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自然具有“间隔”，我们研究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言自语。对话使我们能“介入”正在进行时态的报告文学。言说报告文学，涉及的话题很多，我们就从你给出的作家、文本和理论批评这三个方面来说事。
（一） 作家
王晖： 把握近几年报告文学的基本脉象，除了文本这种客观呈现之外，我觉得对作家的关注和评价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作家和作品、读者、世界一同构成了文学活动的基本元素，而作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我想以俄罗斯当代理论家瓦·哈利泽夫在他的近著《文学学导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佐证。他说：“作者的主体性组织作品而产生其艺术整体性。它（与艺术本有的审美方式和认知方式一道）构成艺术之不可或缺的、包罗万象的、极为重要的层面。‘作者创作活动的灵性’，不仅在艺术活动的任何形式中都在场，而且在艺术活动的任何形式中都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与20世纪相比，晚近报告文学作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就数量而言，当下职业的报告文学作家屈指可数，即使是业余或者说复合身份的作者，也既不能与当下小说作家的专职程度相比，也与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鼎盛时期的状态相距较远；而相对于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比小说更需社会关怀、文化批评、人道关注的具有强烈思想性与现实性的文体，作家思想自由的高度与深度、作家艺术华彩的表现力和独特性、作家现实锲入的风险承受和坚韧精神等都是一个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必备的“质量”。遗憾的是，目前具备或基本具备这种“质量”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而较少具备或根本不具备这种“质量”的作家（如果还能称其为作家的话）却随处可见。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文体的高要求，作家的低素质，必然会对报告文学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
丁晓原： 我基本同意你对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状况的评估。一种文体的繁荣需要有一支承上启下的作家团队的支撑。小说作者中有一种“80后”的指称，这不是说“80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文学存在，但作为一个方阵，却是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可能不是属于年轻人的文体，我们自然不指望其中也有“80后”报告文学作家群。但我们在关注报告文学当下状态时，强烈地感受到报告文学作家新人无多。真正成熟了、能走到报告文学创作前台的“新面孔”，不能说没有，但是少之又少之。报告文学作者后继乏人，这部分地由文体的特殊性造成的。作为一种不自由的文体，具有较大的写作难度；而且报告文学的写作成本相对较高，在经济中心主义的背景中，年轻人不写报告文学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另外也与特殊时代境域有关。这差不多是一个告别思想启蒙、社会使命，以物欲享乐为时尚的时代。这样一种社会生态缺少生长新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土壤。在这样的情势中，报告文学还保持了良好的局面，我们不能不感谢一批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比如何建明、杨黎光、赵瑜、徐刚、王宏甲、黄传会、蒋巍、杨守松、长江、曲兰等，他们从20世纪写到了21世纪，作为中间力量支撑着报告文学的大局。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他们的存在具有多端的意义，从有形的层面看，他们持久的具有活力的质量较高的创作，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的行进未曾终止或停歇；从无形的精神层面看，他们接续了20世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襟怀天下、肩担道义的精神品格。在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中，何建明是其中最为勤奋的作家之一，他不愧是全国劳模。这几年来何建明一直保持报告文学写作的高位运行状态。《根本利益》、《国家行动》、《北京保卫战》等都是影响一时、广有读者的“大叙事”作品。他的“红色经典”《部长与国家》，除一如既往地呈现出作者擅长于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外，作品还表现出作者对于写作创新的努力。作者在打捞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画面时，注意“写出革命领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样”。作品的结构也富有动感，将当前情景与过往人事，通过闪回、叠映等手法加以组合，现场感真切。可以说，何建明的名字是与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蒋巍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等一系列立意改革的作品享誉文坛的报告文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了。但晚近他又以固有的激情道义重返报告文学阵地。《你代表谁》，题目就充满了报告文学的质感。其长篇《渴》具有显见的题材拓展意义，并且关于水的困境、水的意义、水的解困的叙写、思考令人沉重，让人感动。2006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丛飞震撼》，并不是一般地报道一个先进模范人物，而以非虚构的方式为我们雕刻出一颗朴素而伟大的灵魂。在报告文学的舞台上，蒋巍的“复出”不无象征意义，一方面表明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他们以文学为生命追求的崇高的事业心，他们的不可或缺的独特存在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告示了报告文学面临创作后备力量不足的尴尬。
王晖： 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的确是近年反映可持续发展这类题材中的一个亮点。这篇记录青年经济学者梁言顺博士从事“低代价经济增长”研究的作品，深切地应和着“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其人物描述的视角和方式颇具当年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对陈景润表现的韵味，它通过书写一个人和他的理论，展示经济增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其现实意义不亚于破解“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性的数学理论难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擅长于长篇大论的何建明仅用一万二千多字（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字数的一半）就将人物的个性简洁有力、生动传神地活画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对自我的超越，在长风日盛的报告文学界，此举也如清风拂面，令人为之一爽。我还特别感慨于作者哲理性思考的进一步深化，我把这看着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逐渐成熟起来的标志。他的另一部近作《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再现的是一个“50年红旗不倒”的当代农民英雄的时代传奇。作品通过构建“发展经济”、“为官之道”和“共同富裕”等三个故事组团，描绘出主人公由造田到造厂再到造城的三次革命性历程的壮观图画，以及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系列“创业”与“创富”理念。我以为，《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的价值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一个共产党员村官“50年红旗不倒”的感人的好人好事的书写，而是在演绎这个英雄传奇的背后所隐含的深意，这就是在新世纪的语境下对“创富”与“和谐”主题的形象化解读。去年，何建明续写出了《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为了弱者的尊严》，这种对一个人物进行连续追踪再现的写法在当下的报告文学中并不多见。
与何建明相似，王宏甲也是跨世纪作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如果做一个粗略的划分，报告文学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作家型和记者型两种。前者大抵以讲究叙事和修辞策略见长，而后者则专注于具有新闻与当代性的热点问题、状态、事件或人物的书写。王宏甲应该属于后者，尽管他几乎是当代一位难得的报告文学专业作家。本世纪初，王宏甲就以两个“风暴”书写了当下社会的极具冲击力的问题——科技发展与教育转型，前者即是对北大方正为代表的中关村高科技发展报告《智慧风暴》，后者即是全景描述以改变教育方式和学习方法为内容的《中国新教育风暴》。而对另一热点——共产党执政问题，作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无极之路》这篇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中着手形象化的探讨。他再现的县委书记刘日是一个被诬为腐败分子的反腐败者，其遭遇正说明了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充满艰险与悖论的复杂景观以及农民素朴的愿望、追求和呼声。如果说，《无极之路》是作者对市场经济初期中国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农民和执政者的一次再现与反思，那么，十余年之后，王宏甲就在其新作《贫穷致富与执政》中为我们再一次讲述农村农民和执政者这一新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主题。不过，他聚焦的对象已经由中部的欠发达地区转向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慈溪。坦率地说，王并不是那种特别精于结构、语言和故事的作家，他的优势在于以富于前沿性和冲击力的话语，捕捉热点题材，并以雄辩的气势诠释其对这些问题或现象的见解与理念。相对于审美价值而言，他的文本的社会价值要更显突出一些。
在跨世纪作家中，杨黎光近几年的表现不俗。前年，他出版了反映2003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抗击“非典”之战的长篇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这部作品以其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思考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它与作者前两届获得同一奖项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和《生死一线》的文体建构方式多有不同，显示出不断超越自我和决不重复自我的可贵品质。
我同意你“新人无多”的判断，不过，有些“新面孔”，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记住的，譬如刘继明。刘本是小说作家，这次他却以51万字的超长篇幅为我们展示出三峡工程在近百年的时空里由伟人梦想化作现实存在的宏大纪实《梦之坝》。作者将有关三峡大坝的梦想、论证与论争、生态与战争威胁考证、移民和工程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联袂推出，演绎成对“梦之坝”的全景叙述。可以说，它是目前报告文学界诠释三峡工程的最完全读本——何建明写过《国家行动》，卢跃刚写过《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但他们仅分别侧重于三峡移民或三峡工程论证、论争等内容的叙述。然而，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理念、对描述对象的认知和切入的视角。刘继明说“我所理解的报告文学，绝非是长期以来流行的那类热衷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穿凿附会和满足公众窥视欲的‘纪实文学’作品。因此，我希望这部书具备一种整体性的思辨力量、较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浓郁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事件（人物）的把握上，尽量回避那种通俗故事式的表达，而更应该注重言说方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应当说，客串式、黑马式的刘继明领会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真谛。
丁晓原： 当然我在表达“新人无多”的判断时，带有一种强化一端而伴生的“偏视”。事实上进入我的视野的“新人”或者不再是“新”人的报告文学作者，还是有的。只不过他们在整体上、或在持续性上尚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就目前而言，这些作者还不具有我所期待的替代或置换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的实力。就他们本身来说，像李春雷、闾丘露薇、左赛春等在全国性的报告文学评奖中已崭露头角。有一位写作了《灰村纪事》的作者朱凌，她对于题材的选择把握、对于题旨的思考开掘，都显示出作者写作报告文学的潜力，也值得值得我们关注。阅读“新人”的可观之作，我们总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快乐。从2003年起，作为春风文艺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纪实文学》年选的主编，我特别地注意选录一些在报告文学文坛尚属“陌生人”的作品。在某种情况下，宁可放弃名家的重要作品，也要将无名而有意味的作品收录。2006年的选本，我就没有把建明“乡友”的大作《为了弱者的尊严》、《这里的世界最明亮》等选入，而是选录了朱晓军《天使在作战》、赵云良《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等作品。2005年我选的《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两位作者对于我们也是陌生面孔。魏荣汉是一个地方民政局的领导，从事实际工作的。董江爱是山西大学的女教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从事理论研究的。报告文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这里结出了令人可喜的成果。这给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报告文学是客观的纪实性写作，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实”感受、“实”生活、“实”内容；同时报告文学又是“报告”的文学，作为一种需要深度化处理的文本，需要对题材、材料进行理性的分析，对事象作穿透式的研究，这要求作者具有理论思维的品格和能力。两位作者正好在这些对写作优秀报告文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作品选题和题旨，深度关联着政治文明建设的话题，这是一个具有某种挑战性的重大的前沿课题。作品的内容也很扎实，叙写朴实，是2005年最有深度的优秀作品之一。《报告文学》在编发这部作品时用“编者按”的形式作了特别的评价：“作为报告文学，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众多国内主流媒体以‘荒诞’‘恶劣’的定性沸沸扬扬地炒作过。……作者作为一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亲身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的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伪的科学态度努力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替无语的事件主人道出内心的真实。”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王晖：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可以说出现了具有大师品格的作家，夏衍、徐迟、刘宾雁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1世纪我们还需不需要大师？还能不能产生大师？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任何时代和民族都需要大师，因为大师是时代和民族的标高。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见仁见智。最近，我看到一篇专访老舍之子舒乙的文章，在文中舒乙谈到，造就一个文学大师需要天赋、经历、文学功底和勤奋四个条件。因此，大师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还肯定地说，如果按照这四个标准来衡量，今天所谓的大作家们没一个符合。当然，舒乙之说只是一家之言。从报告文学作家的现状来看，优秀的或者比较优秀的还是不乏其人的，若论大师，目前还谈不上。但我们可以呼唤、可以推波助澜。一种文体如果没有大师的领军，便没有方向与高度，没有活力，更没有生命力。
丁晓原： 对于文学“封神榜”的意义，我以为我们应该保持某种警惕。大师，是一种进入历史后由历史命名的一种称号。曹雪芹可能是中国文学大师，但那时候他没有这样的封号。检索报告文学的历史，是不是具有大师或许很难断定。我注意到你用了“具有大师品格的作家”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比较“智慧”的表达。但夏衍、徐迟、刘宾雁等是不是就是我们报告文学的大师，可能也值得存疑。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暂且把它搁置。我们当然需要大师，但这并不是一相情愿的事，常常可望而不可即。报告文学是一种很独特的文体，它的大师可能更难产生。除了你说的文学大师需要天赋、经历、文学功底和勤奋四个条件外，报告文学的大师还需要社会文化生态给予的可能条件和作家本身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所以，我对报告文学能不能产生大师比较的消极。但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倒是客观存在的。领军人物可能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跨世纪”这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中看取。“北何南杨”是的，我以为赵瑜也是的，尽管他埋头写作写作之外好像不大“吱声”。在我看来，所谓领军人物应有标志性的高端作品，应有广泛的文学和社会的影响力，应有个人的风格和自觉文体意识和追求。
（二） 文本
王晖： 文本的意义无疑也是重要的，就像美国批评家赛义德所说，文本“总是无法逃脱环境、时间、空间和社会的纠缠——简言之，文本存在于世界之中，所以，文本是世界之物。”在文学领域，它是作家和读者共同的“标的”，是构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基本单元，是作家物化其想象和思想的必经之路。晚近的报告文学文本总体平实，但也不乏精彩之作。如史诗气度的《东方哈达》、《长征》、《梦之坝》、《西藏最后的驮队》、《大山水》，尖锐气度的《昂贵的选票》、《我是谁》、《惊天铁案》，还有不少如刘茵的《砸车奇遇》、朱金平的《今生无悔》等短制精品。对报告文学界来说，魏荣汉和董江爱的名字虽有些“陌生化”，但他们写出的《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却让人为之一震。我很欣赏这一文本从容客观的叙述风格、基于事实的个性化的理性分析与独立思想、对复杂人性的描摹与分析，特别是以“选村官”之一斑，窥乡村选举文化建设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全豹的恢弘气象。它让我们再度想起报告文学作为“深度报道”的职责。徐剑的《东方哈达》对大工程的再现就显示出作者极力宣示诗意描绘的匠心。对重点工程的描述一向是共和国报告文学的重头戏之一，但说实话，50余年的历程走过来，真正能留下来仍能让人咀嚼不尽的作品寥寥无几。随着重点工程的完工，这些文字也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其中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作家们太拘泥于事件本身的叙述以及表扬稿式思维定势，缺乏艺术的穿透力和营构力，只讲贴近、写实，不知超拔与超越、诗情与写意。《东方哈达》的最让人记住的就是它融历史与现实、文明与乡土的“上行与下行列车”的独特结构方式，诗化语言以及包容性颇强的有关铁路、高原、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等关键词的史诗性表达。这是大气之作。王树增的《长征》，我认为也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的上乘之作。关于“长征”写实性叙述，应该说在当下是一个难题。我的意思是，它已经被斯诺《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演绎过许多次，“审美疲劳”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王树增仍然让我们眼前一亮——他的关于“长征”的再叙述充满了艺术气息，悬念、结构、语言、诗意，都显得自然、贴切与简洁，再加上大气磅礴。我觉得这与作者的写作理念和艺术才华有关。他没有拘泥于长征的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惯用表述，而是将其提升至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来重述，这当然就会意高一筹。作者写到：“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长征的故事，被不同的追述者、记录者在不同时域和境域下展示出来，真是说不尽的长征！但同时我也感到，在文学领域、具体到报告文学范围，题材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重要题材的反复深入的开掘甚至进行深度的拓展也是至为关键的。比如对唐山大地震这个令当代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天灾事件，在2006年就有了另一角度的很好的表达，这就是张庆洲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写下的《唐山警示录》，它的副标题“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刚好表明其叙说的维度，它与20年前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补，后者无疑是全景描述的典范，而前者却主要涉及对当年地震漏报真相的揭露，角度虽窄，但挖掘颇深。作者张庆洲并不是报告文学界的明星，但我以为他的文体感觉和艺术传达并不在当红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下，他在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文风气质令人有久违之感，比如老到洗练的文字、深情而恰到好处的抒发、人物形象勾勒的简明生动，以及建立在访谈口述和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强烈的纪实性等等。甚至可以这样说，这部《唐山警示录》，完全能够与《唐山大地震》一起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对中国当代史重大事件的杰出表达。
丁晓原： 作家自然要以文本说话，优秀的作家要有优秀的作品给予命名。文体地位的确立或被确认也是这样。尽管从文体理想化的设计看来，报告文学的创作确实有些不尽如人意，我们甚至经常用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来言说比衬新世纪的创作。但是报告文学还是以它自身的姿势平静地行进着。你以上所评说的作品，确实值得我们看重。我想从题材和制式的角度来言说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一些存在。一是底层书写。这可能是报告文学的历史传统之一，夏衍的《包身工》就是一个典型的底层书写的文本。后来的报告文学追求宏大的政治叙事，热衷于进行思想启蒙，或者倾向于主旋律的写作，底层书写相对得被忽视了。在我看来，致力于思想启蒙和主旋律咏唱，都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被规定了重要功能。但是底层存在包含了生活的另一种本真，常常会被遮蔽，所以更应为非虚构文学作家所关注。这几年好像有不少作家自觉地写作底层的题材，并且获得了成功。黄传会是其中突出的一个。黄传会是一位社会责任极强的作家，一以贯之地紧贴着地面写作，对弱势人群的生存困境作朴实而有情怀的报告。2006年出版的《我的课桌在哪里》，表达的是孩子对成人社会的诘问与诉求，作品中跃动着作家一颗悲悯之心。比之于他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等作品，《我的课桌在哪里》题材有了拓新，作者将视点转向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题材和题旨是很有意义的。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曲兰的《老年悲歌》、张立的《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从不同的视阈为我们报告了生活在底层的民众的生存境遇，这种境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读这样的作品我们多少有些心重。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怀边缘人群和普通百姓的民生状态。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等，从另一个角度看并不只是一种报道先进人物的作品，他在讴歌人物的同时，客观地呈现出的是底层百姓有时会是相当艰难的生存景况。报告文学作家要有同情心、悲悯心，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关注在底层者。
报告文学精短化这几年一直在呼吁着。报告文学长篇化似乎不符合报告文学的本体属性。它是一种以文学的方式作的新闻报告，新闻的不少规定性制约着报告文学的写作与传播。报告文学的长篇化有些因为题材和内容的需要，可能是必要的。但很多时候是被人为化了的，以至于出现相当突出的报告文学“注水”问题。作为读者，我不喜欢长而空的作品。有些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动机很值得我们注意。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看，“长风日盛”反映了作者对文体体性把握的偏颇。报告文学强调纪实性，但并不意味着对客体“照单全收”，这里有一个基于作者眼光、识见的选择问题。选择，一方面表示强化，另一方面要求放弃。现在的作者有一种“求全”心理，这就从本体上消解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要讲究作品言说的表现力，否则报告文学的读者会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倡导精短报告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并未推出更多优秀的短篇，但是其价值导向是明显的。其后于2006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又组织了“是谁感动我们”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这种努力是很值得我们肯定的。刘茵老师作为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她对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多有呼吁，2005年又以自己《砸车奇遇》的写作加以践行，精神感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倡导作者写作短篇报告文学，而且希望媒体能推动短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报纸媒体对于促成短篇报告文学写作发展，非常有意义。《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有一些的确是短而不俗的。报纸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何建明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永远的红树林》是短篇作品中的优秀之作。作品以颇具文学召唤力的叙说，在报告文学，乃至在整个文学界，第一次直接、正面、迅捷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主旨，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时代课题。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可以说，《永远的红树林》所言说的主题就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报告”的独特价值。2006年《南方周末》刊出的《集体离婚》，作为一篇浸润着杂文滋味的报告文学，其间充满了一种阅读的张力，导引我们对事象作多义项的透析。题目设置了某种悬念，激发读者所谓“猎奇”的心理，而事实上作品所叙写的事情说“奇”，其实也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它以似乎夸张的制式，凸现了我们这一时代某种“时代病象”。“开发区”一方面成为社会物质现代化的标志性空间，另一方面它也开始显现物质现代化先行与精神现代化滞后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开发区”也可以作为物质暴发的一种象征，而《集体离婚》正好涉及与此关联的人的精神塌陷的严峻现实。“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 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为人知的悲凉。”“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两万多的小镇来说，这样的婚姻剧变，或许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一“活剧”的上演全因人和镇有村子划入了开发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励”了人们创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庄严的，然而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庄严不堪一击。这一极端的事例告诉我们需要警惕现代化行进中可能预设的陷阱。在物化时代，人们精神的物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集体离婚》与其说是闹剧，不如说是现代人集体的精神悲剧。
王晖： 确如你所说，底层书写和日常生活叙事成为近些年来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文学书写的重头戏。另外，还有一些有关学校教育教学及其考试方式的描述，以及对青少年成长环境表示忧思的报告文学文本也是颇具特色的，譬如黄传会的《我是谁》、王新民的《炼狱》、关注青少年问题的郝敬堂的《天堂从此不再寂寞》、书写平凡父亲助子成才的李振斌的《没有不成功的孩子》、对因性教育缺失所造成的青少年之性蒙蔽、性盲目、性羞涩和性犯罪等问题进行揭露的曲兰的《欲说还羞性教育》、揭示独生子女因意外伤害致死问题的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等。
丁晓原： 我上面说到的报告文学写作中的“注水”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正反映了报告文学作家精神的粗鄙化与文本的粗糙化。粗鄙化与粗糙化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一种病症。物质中心主义制导着人们的精神方式和行为方式，直接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低俗、庸俗和媚俗。反映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表现出的就是思想的软化、精神的矮化和情感轻化。报告关涉国计民生的题材作品不多，展示私情粗俗生活的“大特写”不少；坚守文体使命，敢于揭示现实矛盾的具有“硬度”的作品不多，借报告文学之名，牟取一己私利的“广告文学”不少；扎实采访、沉潜思考、精心结撰的“文学”报告不多，枝蔓芜杂、挥洒无度、滋味寡然的粗制滥造“随笔”不少。何建明最近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言说报告文学创作中“报告”与“文学”问题的文章，我对其中的观点甚为认同。报告文学选择怎样的题材加以“报告”，作家心中应有读者在。作为“文学的报告”，报告文学也理应遵循文学的一般规律，并注意特殊文体对于文学的特殊要求。正如何建明所说，当前的报告文学在“报告”与“文学”以及“报告”与“文学”的有机生成方面都存在着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在我看来，写实品格的普遍缺失，也许是更深层、影响也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尖锐”的题材无人涉及，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只是作一种平面化的悬浮之说，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等同于广告，为什么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的精神正在淡化，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不一，但无疑与作者主体性自觉和文体意识自觉的普遍弱化有关。我们一些报告文学作者，写着所谓的报告文学，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说谎”，是一种伪报告文学。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真正的报告文学是需要传承太史公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的实录精神。
王晖： 粗鄙化与粗糙化，是当下文学为人所诟病的顽症之一，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这一文体的粗鄙化主要体现在其趋利与媚俗等方面。趋利，即相当数量的作品，甚至是发表在著名的、权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脱为金钱写作的干系，比如为权钱在身的某企业家、某单位领导干部作廉价的歌功颂德。也许刊物发表这样的文字有其希图经济援助方面的考虑，但作为编辑者，他们或许并未意识到其行为对报告文学这样一种特殊文体的致命伤害，这无疑是向报告文学举起了软刀子。而粗糙则显示出报告文学作家质素的低下、艺术营构能力的缺乏。
（三） 理论
丁晓原： 理论批评是报告文学整体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从文体的总格局来评估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报告文学并不是历史悠长的文体，相比诗歌、小说等，其理论积累、理论资源显得不够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无所作为。我在1999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其中对现当代数十年形成的研究成果作了梳理和评述。近十年来报告文学的研究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参与报告文学研究的人日益增多，也有不少以报告文学作为研究主业的学者和批评家，推出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有了全国性的报告文学研究组织，经常开着年会什么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对于文体研究的推动也做了很多努力，多次召开了全国性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在界内圈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晖： 相比较过去，晚近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在系统化、学理化、组织化等方面的进展是比较大的，这表现在：一批文论致力于创作现状的探讨，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关怀；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显示出报告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学界认可；以何西来、李炳银等著名批评家和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核心成员为研究主体的批评场正在以活跃的姿态形成，在经费匮乏的情况下，研究会还坚持连续召开了四次年会，探讨了许多有意义的话题，为推动报告文学事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这样一些进展又进一步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对报告文学研究的重视，比如我和湖南大学章罗生教授的有关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研究课题就先后获得了中国作协首批（2004年度）重点作品扶持资金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去年创刊的《中国作家·纪实》特别开设了“非虚构论坛”，以强势的姿态推进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非虚构文学研究的展开。
丁晓原： 炳银老师和你、罗生、举善、立国等差不多是当前最为活跃的报告文学职业化的研究者，你们取得的研究成果不用说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报告文学的研究还没有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报告文学的研究的深化有待于研究理论层次的提升和批评有效性的增强。现在的研究一种是学科性的研究，对研究对象存在的历史状态作学理化的分析，或是自设文体理论的框架体系进行学院式的搭建，与当下的创作关联较少。这种研究对于学科建设可能有些价值，但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家是不大关注的。另一种是跟踪式的印象批评，作这种批评的评论者对于当前的创作状况是熟悉的，但其批评文字不少只是对研究对象的叙说或是复述，显得较为浮泛，不足以为作家所信服。我们需要回到文体、回到作家作品的本身来探索文体理论，评论对象的优长短缺。回到文体，就是要求研究者注意探询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性，建构与文体相应和相适的理论话语与批评策略。而抽象的文体范畴又是通过具体的作家写作生成的。这样基础的研究就是对作家作品的切实的研究。这方面恰恰是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中最为薄弱的。报告文学的研究需要从对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个案分析这里重新出发。
王晖： 然而，如果放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整体，报告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这种情状又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因为目前的批评，无论是审视的广度、思考的深度还是评判的力度，都还与文体自身的发展存在着令人焦虑的差距。研究者的数量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研究的总体水准还不够高。不客气地说，从全国范围来看，如果说小说研究的景气色为红色，散文研究为灰色，那么，报告文学研究就是深灰色。这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就是我们的批评家面对每年数以百计和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版，深感阅读的恐慌和茫然，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既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失去了评判的权利，对作品要么一概棒喝，要么一律捧杀。我们不禁要问：今天我们如何选择文本？如何阅读文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堪称经典文本的标准，又怎样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书海文山面前，敏锐地捕捉那些有比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报告文学？怎样坚守批评者的岗位？又如何成为引领创作和阅读的理论家呢？我想，可不可以尝试对近百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做一番经典化的淘洗，进而树立起堪称范型的文本，并以此作为作家创作、理论家研究、批评家评论的权威性依据呢？这样的文本，就是经典，就是灯塔，就是航标，它的作用正是引领、照耀、示范和纠偏。其实这样的工作在小说领域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譬如，南开大学的刘俐俐教授近年一直在关注中外文学经典的文本分析问题，已经出版了《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和《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两部专著。我觉得她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她在《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导读》中说：“我的文本分析意在研究文本的艺术价值。区分作品与文本，意味着我们对于文本可以不断地分析研究，不断地发现其艺术价值，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则可以从文本中具体化一个作品……文学经典就是在艺术价值的不断重新被发现以及审美价值的延伸中焕发其永恒魅力。”其实，经典的发现和认定，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文体都需要自己的经典，当代作品成千上万且鱼龙混杂，对其的评判需要用经典进行深入的检查和考验，因为“经典是当代作品品质、地位和价值的裁决者。合乎经典标准的当代作品同时分享了经典的荣誉和权威，并且也最有可能成为新兴经典的候选人。”（见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而对经典文本确认的任务一开始当然是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事，因为他们不仅是文学知识与学说的供应者或传授者，正如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言，他们也充任文学话语的监督者。回到报告文学这里，理论家和批评家当然就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充任报告文学经典的确认角色。一套标准、甚至一套评价体系在这种确认中应当是必须和必要的。现在大量的丛书和各显神通的年选仅仅只是报告文学经典确认的一个基础，它们并不能取代真正经典的诞生。
丁晓原： 你关于经典思考很有意义。我也听过南开刘俐俐教授关于经典选择与经典分析的想法和做法。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可以而且应该借取她的小说研究模式中某种原理。有理论生命力的报告文学研究，并不出自一些人的意想。有价值的理论源自丰富、鲜活而典型的创作实料。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或是成功之作，以它实践的形态告诉我们报告文学应该是怎样的。理论研究者要亲近作家、感受作品，在获得对于作家作品深切感受以后作有效的归纳，并且进行必要的学理提升。对于行进中的报告文学，批评者应该走出自己的小屋，走近作家，走进作品。目前的状况是批评者和作家之间隔离着，只是在各自设置的自足的系统内说着话，听不到来自各自言说现场的话语。你注意到了报告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所举办的理论批评研讨会的参会人员的构成了吗？前者差不多都是来自“学院”，后者基本上是一色的作家。我希望能打破这种隔离的状态，让这两拨人集合在一起，互相激活着，组成一个富有理论创造力的共同体。这当然需要置备一定的条件。《中国作家·纪实》是新竖起的中国报告文学的一面旗帜。它的“非虚构论坛”是可以成为中国报告文学论坛的。这个论坛或许可以将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集合在一起，做些对于报告文学理论建设具有实际意义的实事。
附、 报告文学30年：时代的文体和文体的时代
(一) 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文体丁晓原： 晚近30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报告文学，并且是报告文学有所作为的时代。报告文学作为现代一种特殊的社会写作模式，跌宕多姿的社会现实是激活其生成与发展的第一要素。现代文学前辈茅盾曾揭橥了这一文体，作为“时代文体”存在的根因——“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样式，‘报告’是我们这一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关于“报告文学”》）自19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这样的社会存在，一方面为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大量具有重大报告价值的新鲜而富有意味的质料；另一方面“匆忙而多变化”的现实，生成一种具有巨大召唤力的场效应，裹挟着具有世道情怀的作家，情不自禁地以非虚构的方式参与对蕴含着史意的社会镜像的摄取。可以说，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文体，进入30年中国文学的版图，这是由这一时期的特殊的历史性所规定了的。通览具有百多年发展史的中国报告文学，尽管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一时如文艺理论家以群所指认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但在我看来，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是在其四十余年后的1980年代。此时的报告文学以独立的姿态、独特的方式，在文坛内外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我们常常是以“轰动效应”来评论这一时期优秀的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价值的。90年代报告文学在盘整中前行，进入新的世纪，这一文体也并没有消亡，它以不可漠视的创作实际，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王晖： 事实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谈到报告文学这样一种现实性极强的文体，就不能不涉及“时代”的要素。报告文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近30年，也正是我们亲历并见证的中国文学高速运转的30年。30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思想启动器无疑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它使得我们大陆的文学从一个十分逼仄的书写环境奔突出来，获得了全方位的解放，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记得当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大诗人郭沫若真情满怀的抒发“这是科学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从今天来看，这也是文艺的春天。现在有一种“今不如昔”言论称，新时期文学30年不如现代文学30年。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一方面，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书写语境如此不同的两个时代，文学的差异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定要比较，至少在报告文学这个文体上，我可以说，近30年的成绩一点都不让现代文学30年，甚至还超越了它。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报告文学由附庸蔚成大国的百年发展史，最为出彩的一章不在别处，就在近30年。张光年先生早在1983年就说过“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无论是作家数量、作品数量与质量，还是思想与精神的深度、艺术与表现的高度，这种超越几乎无所不在。我觉得对于近30年中国报告文学评价的基本面应该在此。
丁晓原：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之所以被我们指称为一种时代文体，首先显见的是因为它真实地报告了社会的存在和时代的进程。报告文学是实录我们这逶迤而行、走过艰难而成就辉煌的30年历史的大“史记”。此间差不多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进展，或重要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在报告文学中或以多维全景、或以侧笔特写的方式，都给予了迅捷的摄照与透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也是重要的标志性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以及《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大雁情》（黄宗英）等以知识分子作为正面叙写对象的作品，反映社会从“革命”到建设，由政治而经济跃进时期，对知识、智本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其间表征了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热流》（张锲）、《励精图治》（程树榛）、《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延国）等作品，则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和内容，抒写了投身改革的人们所创造的业绩，凸现了改革开放行进初期中国所发生的深刻的变化。1988年由108家刊物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以声势浩大的规模，以报告文学与变动现实的紧密绾结，以优秀报告文学对敏感的社会问题的深度介入，将报告文学汇成影响超越同时代其他文体的时潮。《西部在移民》（麦天枢）、《伐木者，醒来！》（徐刚）、《世界大串联》（胡平、张胜友）、《国殇》（霍达）、《寻找中国潮》（孟晓云）等，成为其时读者争相阅读的作品。报告文学的影响跃出文学而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88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年”。有为的报告文学作家成为重大事件的“在场者”，他们尽“记者”之职志，为读者，更为历史存活现实。《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卢跃刚）、《国家行动》（何建明）、《东方哈达》（徐剑）、《瘟疫，人类的影子》（杨黎光）、《北京保卫战》（何建明）对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建设和“非典”等作了具体而真切的书写。另外反映中国申奥、备奥和记录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作品，也弥足珍贵，它们不仅以具象的文字保存了大事件的现场，而且也收藏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细节。总之，晚近这30年，时代滋生着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忠实地记录了时代行进的步履。
王晖： 你所概括的30年的“大史记”非常形象，而我之所以说报告文学最出彩的一章在近30年，也是有它的根据的。从记录社会、展示社会、砥砺社会的角度讲，报告文学的华章体现在对于现实的真实把握，也就是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本身及人与生态关系的关怀等方面，诸多作家的主体意识及其他们的文本可说明这一点。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文体的本质，在这个时期十分突显。譬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是与刘心武《班主任》一起最早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对“文革”进行反思作品。而且，《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随即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用头版头条方式同时转载，“《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陈磊：《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8年第10期）。这当然就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空前奇观。至于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程中，报告文学都成为“急先锋”。特别是1988年“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举全国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之力，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改革现实的深度关注，获得良好效果。新世纪以来，鲁迅文学奖对优秀报告文学的奖励，也使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现实关怀力量的强大。可以说，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
丁晓原： 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我所特别看重的是它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对于时代主题的演绎。这是说，报告文学并不只是通常所言的“轻骑兵”，被动地照相似地再现社会表象化的存在。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作家能突进至生活的前沿，以具有思考品格的作品，参与时代思想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就其总体的思想价值而言，是接续了“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传统的。改革开放之始，是一个需要进行思想启蒙并且得以思想启蒙的时期。其时一些叙写知识分子、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现实负面存在的报告文学，就起到社会思想启蒙的作用。《哥德巴赫猜想》诸类作品正面讴歌知识分子的主题，其实同时也表示着对过往对知识分子作矮化处理的反思与否定。《西部在移民》的作者麦天枢，奉行“思想为美”的报告文学写作原则。移民这类题材当然可以写成反映优越性的报道，但作者选取许多耐人寻味的人事个案，从中给出了精神扶贫的严肃而沉重的题旨。这里涉及“五四”文学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时代主题。这样的主题设置使《西部在移民》在“中国潮”征文中拔得头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是20世纪90年代最为重要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长篇的意义不在于揭秘，或是作简单的批判，而是将文明与蒙昧杂糅而成的对象，置于中国式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性的报告，作品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思考力量。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考，使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超越了对行进中的现实作浮光掠影的摄照，而以贴近对象本真的透视分析，融入了新时代新主题的元素。
王晖： 其实，你所谈到的这一点，我也是感同身受的。近30年报告文学在“时代文体”的塑造上，最为成功的一点，就是它以自己的实绩超越了新闻体式，而趋向于思想性文体、主体性文体，也就是说，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期待”发生了位移，他们并不指望报告文学给出多少“新闻面”，而是期待“新闻面”里面的东西，期待作家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认知和思考。你刚才说到的《哥德巴赫猜想》、《西部在移民》、《马家军调查》，还有《唐山大地震》（钱钢）、《中国的小皇帝》（涵逸）、《伐木者，醒来！》（徐刚）、《昨天》（麦天枢、王先明）、《没有家园的灵魂》（杨黎光）、《昂贵的选票》（魏荣汉、董江爱）、《长征》（王树增）、《天使在作战》（朱晓军）、《东方马车》（卢跃刚）等都是“深挖”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尽显报告文学主体批判精神的代表。正如我们前面所谈，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重要方面是它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而刚性的介入，而对于意识形态变迁的回应，也是其作为“时代文体”的应有之义。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意识形态突破了定于一尊的界限，走向多元与多层。而这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众语喧哗图像必然地要映射进报告文学这一“时代文体”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文体所显现的意识形态也显示出比过去任何时域都要繁复的样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商业主义意识形态等至少是这样三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报告文学文体呈现出在过去时域中少见的多元意识形态多重影响的痕迹，这必然使它显露出复杂而又多变的文体内蕴。导致这一样态的原因固然不乏文化转型等因素的嵌入，而多元文化时代不同国度非虚构文学所承载的多元意识形态的渗入，也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在一体化的左翼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呈现阶段，报告文学文体具有现代性的特质，那么，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呈现阶段，它就打上了后现代性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些许烙印。由意识形态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因子组构的文化语境，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促使这一文体成为时代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并在许多方面丰富或改变着文体的内在意蕴，以此凸现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根性与个性。
(二) 报告文学，作为文体的时代
丁晓原： 我们说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文体，着眼的是报告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而言的。而从文体自身的建设观察，晚近30年则是报告文学走向文体自觉的时代。这是报告文学文体成熟的时代。作为文体存在，报告文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在很长一段时期，报告文学文体并不独立成体。以前报告文学常常与速写、通讯、散文等混为一体。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被我们称为报告文学的作品，通常在各种新闻作品精选中也可见到。这倒不是说报告文学不可与其他文体“互文兼体”，而是说明过往的报告文学文体还缺乏必要的“自体性”。现在读者已不可能将《人妖之间》、《唐山大地震》、《沂蒙九章》、《中国山村教师》、《天使在作战》等作品称作通讯散文之类，这表明报告文学已有自备的文体符号。
王晖： 我觉得你的这个“文体自觉时代”的概括，对于报告文学而言是准确的。纵观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长史，我们其实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近30年才是报告文学遗世独立、玉树临风的至境。对报告文学文体而言，时代文化语境的价值并非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扮演着一双推动文体前行的手，而不能替代文体内在运作的本身。这就好像韦勒克所说的那样：“诗不是哲学的替代品；它有它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宗旨。哲理诗像其他诗一样，不是由它的材料的价值来评判，而是由它的完整程度与艺术水平的高低来评判的。”（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如果说，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成为报告文学30年最美华章的一个强音，那么，近30年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的跨越，也是这一华章的主旋律之一。譬如叙述模式的“一体到多元”的流变态势，这其中又包含许多内容，诸如体裁和语言体式、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人称、非叙事性话语等文体内在建构的日趋成熟与丰富。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这种跨越就已经基本实现，譬如叙述结构中的全景式和集合式，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经典结构模式，当我们说到“全景式报告文学”或“集合式报告文学”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联想到当代文学中所创设的“朦胧诗”、“文化散文”、“新写实小说”等等极具个性化的文体符号。有人说，近30年报告文学文体在艺术上并没有多少变化，我以为这个看法并没有建立在全面考察和深入探悉的基础之上。
丁晓原： 的确如此。报告文学作家开始真正地能按文体自身的逻辑进行写作，是在这晚近的30年。所谓文体自身逻辑，也就是某种文体得以自在、自立、自强的内在规定性。它由其形制与品格的独特性而生成。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形态由单一而趋多样，结构方式也多有变化，其中的全景式、集纳式结构，为报告文学大体量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形制上的便利。而更为重要的是此间对于报告文学文体品格、文体精神的追寻与确认。非虚构是这一文体最为核心的原则，其品格精神都基于这样的原则。而非虚构不只是其写作应该信实客观，忠实于对象的实际，而更需要作家能直面现实，介入现实中矛盾纠结的焦点。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看，这一文体被指认为是“在野者的文体”，一些怀具社会正义感的作家，以此批判非理性的社会现实。《包身工》等这样的名篇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由报告文学的生成设置与其非虚构的某种定制规约，报告文学是不能没有对现实作反思、求证进而进行理性批判的功能的。这不是排斥主旋律的报告文学，主旋律作品《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姑娘》、《根本利益》等是近30年报告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主流体制内，报告文学还要不要、能不能坚守某种理性批判的职志。在晚近30年的报告文学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此的认可和肯定。这一方面表明了主流意识对报告文学体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报告文学作者对文体品格的持守。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相合，创造了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适宜的文化生态。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其中广有影响的就是《中国的小皇帝》、《阴阳大裂变》、《西部在移民》等“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就是当时提出的关于一类报告文学的特称。国家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对“问题报告文学”给予了重视。首届鲁迅文学奖在获奖的报告文学中，《没有家园的灵魂》、《淮河的警告》、《共和国告急》这样的作品占有较大的比重。2007年，朱晓军《天使在作战》、何建明《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长征》五部作品，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旨在揭露医疗卫生界某些严重问题的《天使在作战》以头名获奖。作者朱晓军此前并无大的文名，但评委会以为：“《天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给出这样一些情况，意在说明直面现实的非虚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对于报告文学品格的共识。这对于报告文学是深有意义的。我们所谓的新时期是报告文学的文体时代，其大意也正在此。
王晖： 其实，秉持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的基本规范，报告文学在近30年里的羽翼逐渐丰满，这个事实有目共睹。
丁晓原： 我们评估一种文体是否已经自立，还有一个现成而简单的尺度，这就是看这一文体是否已经拥有一支成形成熟的作家队伍。以此观察近30年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创作阵营是相当强势的。写作了被指称为报告文学作品的作者，不计其数；而以报告文学写作确立了自身在文学界的形象和地位的作家，也有数以百计。这种情形与现代报告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写作《包身工》的夏衍，是现代报告文学史上不能绕开的名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剧作家，其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数量很少。以前的报告文学作者大多数是“客串”的，而近30年则出现了一批职业的或准职业的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是报告文学文坛的常青树，她的作品曾连续五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何建明是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全国劳动模范。劳动模范的光荣背后是作家创作报告文学的专注勤勉和卓越成就。像徐迟、刘宾雁、苏晓康、李延国、霍达、赵瑜、杨黎光、卢跃刚、徐剑、徐刚、麦天枢、黄传会、王宏甲、李鸣生、胡平、张胜友、蒋巍、杨守松、孙晶岩等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是以报告文学名世的。他们的创作也构成了近30年报告文学史书写的总体框架与基本环节。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报告文学作家个人风格的普遍形成。何建明喜欢做国家构型的宏大叙事，并且以百姓话语进行叙说；杨黎光则长于对非常态人物的叙写，善于通过深入的采访，还原人物真切的心理世界；卢跃刚的报告文学具有杂文式的犀利；徐刚的作品自有诗人的激情和气势；赵瑜所写深蕴有致别具书卷滋味；而麦天枢的报告文学则给人精警沉郁之感。报告文学作家以充分的个性化，告别了那种报道体的模式化。可以说，新时期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绝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小说家、散文家。近30年两代报告文学作家的集体出场，使报告文学由文坛边缘走到了中心地带。
王晖： 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从作家群体的角度看，近30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界群贤毕至、人气旺盛，超出之前报告文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你列举了一个名单，应该说，他们是近30年最具代表性的报告文学的“弄潮儿”。除你所说之外，我觉得还应加上黄钢、黄宗英、理由、钱钢、陈祖芬、柯岩、肖复兴、傅溪鹏、孟晓云、祖慰、贾鲁生、李存葆、李玲修、贾宏图、乔迈、陈桂棣、邓贤、张建伟、一合、邢军纪、朱晓军等人。但即便如此，这肯定也还是一个不完全名单。至于代表性作品就更为丰厚了，历届全国报告文学奖、中国潮征文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奖作品，都可视为近30年报告文学的优秀代表。在我看来，报告文学进入“文体的时代”，还与报告文学传播的方式与结构的变化相关联。在近30年里，它突破了通过纸质媒介单一传播的局限，在视觉媒体时代，通过电影、电视和网络广泛传播。乔迈的《三门李轶闻》被改编成电影，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曾连载于《深圳特区报》、《羊城晚报》，继而又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他的报告文学《生死一线》也被改编变成电影《五颗子弹》。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成为多媒体联手运作引起轰动的文本，《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6月第129期）曾经报道说：“近百家报刊、广播电台、电视节目纷纷转载和连播该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落泪是金》的直接读者超过2 000万人次，通过广播电台连播节目收听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而一合的《黑脸》的传播更显广泛，《北京文学》（2001年第1期）曾言：“两年前，一合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得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被改编为1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观众达11亿人次，为1998年之最，并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一时间，主人公姜瑞峰名声大振，成为新闻人物，屡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并使播他的这些节目成为‘名节目’，同电视剧《黑脸》一样被广泛传颂。”
丁晓原： 你是说报告文学在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情况。你的列举有力地说明了报告文学文体依然广为受众欢迎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报告文学常会产生一种“轰动效应”，我们甚至以此作为评价报告文学成功与否的尺度。现在看来这似乎有些片面。那时报告文学传播渠道比较单一，再加上特殊的时代文化生态的影响，报告文学可能会出现非正常的传播效应。而在现在的景况里，报告文学的这种存在，在我看来倒是回到一种正常的真实了。全媒时代，受众必然会被分流，而多种媒体对报告文学的情有独钟，表明这种文体对受众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媒体有时是很功利的。受众部分地说来是它的“衣食父母”。从你以上的例子来看，凡是赢得受众的报告文学，一定是最贴近民生，反映民意，介入现实，体现人民公平正义理想的作品。
王晖： 近30年报告文学成就了20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最美华章，但是，我认为忧患意识不应当缺席。有关报告文学的问题，我们从2004年起在《文艺报》上做过多次对话，涉及许多方面，比如对现实的反思与逃离、对非虚构性的坚守与失守、对艺术表现的精准与粗鄙、视觉媒介时代的文体坚守困局、作家队伍的质量与数量的提升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报告文学中的不真实、虚假或曰虚构，目前还难以用技术来认定，因此，相对于近几年对于新闻照片的打假，如哈尔滨教堂“鸽子”事件、“藏羚羊”与青藏铁路事件，甚至周正龙“华南虎”事件的成功曝光，报告文学领域的“非虚构性”原则的坚守就成为一个考验作家职业道德的底线，但目前为止，对于报告文学中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和文字，还无法完全靠技术手段鉴别。至于艺术呈现问题，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要强化构筑报告文学的审美意识，这就是，通过遵循报告文学基本艺术规范的文体形式，而不是非艺术的直接宣泄来表达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最具深度和广度的把握。但无论如何，我都对中国报告文学的未来充满期待，期待它在新的世纪创造新的辉煌。
1. 《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第二辑(1985)，第三辑(1990)，上海文艺出版社。
2. 《中国新文艺大系·报告文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3.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报告文学》，重庆出版社，1992.
4.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报告文学》，重庆出版社，1989.
5.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
6. 《中国报告文学精品文库》，作家出版社，1997.
7. 《中国报告文学史》，朱子南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8. 《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张春宁著，群言出版社，1993.
9. 《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赵遐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0. 《报告文学春秋》，范培松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11. 《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佘树森、陈旭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2. 《中国当代散文史》，王尧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13. 《中国现代散文史》，范培松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14. 《中国散文批评史》，范培松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15. 《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16.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吴福辉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马良春、张大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18.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19.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杨守森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主要参考文献20.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马良春、张大明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2. 《二十世纪文学评论》，戴维·洛奇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3. 《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周宪著，上海三联书店，1997.
24.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宋剑华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25. 《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丁帆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26. 《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朱晓进著，人民出版社，2006.
27.《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朱晓进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8. 《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张宝明著，学林出版社，1998.
29. 《迟到的批判》，王尧著，大象出版社，2000.
30.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王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 《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童庆炳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32. 《大陆新时期文学概论》，栾梅健、陈信元编，台湾南华管理学院，1999.
33.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
34.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4.
35. 《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4.
36.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影印，1989.
37. 《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8.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9.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1. 《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2. 《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思潮》，丁守和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3. 《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昌切著，东方出版社，1999.
44.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6.
45. 《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许纪霖著，学林出版社，1991.
46.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龚书铎主编，中华书局，1997.
47. 《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普洛格·贝茨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48. 《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博克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49. 《现代政治分析》，罗伯特·达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0. 《宏观政治学》，严强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1. 《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胡伟等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52. 《政治文化》，孙正甲著，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
53.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谢泳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54. 《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贺雄飞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55. 《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56. 《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陶东风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
57. 《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多元透视》，周宪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58. 《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祝勇编，时事出版社，1999.
59.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0. 《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
报告文学是一种晚生的文体，至今行世大约只有百余年。尽管在若干时段，报告文学曾经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要存在，但是，研究文学的主流学者和评论家，虽然不是对报告文学视而不见，却很少有对其作职业化或是准职业化的关注。研究报告文学的，大多是“客串”而为，或者是一些边缘学者和评论工作者，在自言自语发出着并不响亮的声音。学界和评论界对报告文学要么是“不屑”，以为它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要么是“不堪”，以既成的文学“原理”教条化地言说具有特异性的文体，结果多有不着边际之论。
报告文学究竟为何种文体，定义者甚多。在我看来，其关键词可能应该是新闻与文学。径言之，报告文学或可名之为新闻文学。因此，它兼具新闻文体与文学文体的诸多体性。非虚构的“互文性”是这一文体显见而重要的特性。但是互文一体并不是多种文体属性的简单堆垒，而是有机融合生成新文体整体性的特质。缘于此，我们研究报告文学既不能直接移植新闻的学理，也无法随意挪用现成的文学话语，而必须寻找适合于这一文体的研究范式。报告文学研究的特殊性或者说困难也正是在这里。
从事学术研究，在现代社会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前辈学者将学问视作事业，以学术研究为生命方式的崇高，已被时尚的风吹得渐行渐远。时光流转如斯，我开始结识报告文学至今也有20余年了。20世纪80年代，是报告文学生风起潮的时代。居处一隅，青春伴我，信息容量丰富的报告文学成为我其时了解八方、延伸我有限经验的视窗，其中有些精警而富有穿透力思想的作品，为我提供了观察社会与人生的视角、方法，抑或是精神资源。尽管一些观点多有偏颇，但我喜欢偏颇的深刻远胜于看来持重的平庸。后来，我以报告文学作为我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与当时可人的阅读体验有关的。当然，也是为了生存而致力于所谓的学术工作的。在高校这样的地方，无论是名牌大学，还是一般院校，仿佛科研是全员的公共事务。文学研究的领地，小说论评人才济济，诗学那里满汉全席，戏剧学术名家守护。我则很不自信地走进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性文体，研究它的也都是一些边缘性学人。但中国之大，边缘人也多。因此，我必须选择不同他者的路径进入。199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至少在选题上显示出研究的某些创意。之后2004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对现代若干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以及报告文学史程中重要的站点，作了较为细致的解析。这些只是我为报告文学研究做的基础性的工作。
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后记现在将要出版的这些文字，包括了上下两个部分。上篇是我完整的博士论文，下篇是对新世纪报告文学所作的观察与分析。我博士论文的原题是《文化生态演化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流变》，据说，在国内我是第一个以报告文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表面看来，它也是文体史的建构，但已不是一般的史著模式。通常的由背景加作家加作品的编年体式的报告文学史，我不能再做了。因为一方面这种历史叙事，已有多位治史者孜孜恪恪地竣工了，有的业已推出近百万字的宏大书写，我自觉不可能超越；另一方面，说真实的我并不看好那些选题多少有些重复、角度也大致单一的文体史。研究报告文学，可能的视角有许多。我是基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视镜，看取报告文学推衍流变的风景的。所谓文化生态的研究策略，其要旨是一种动态的处理结构关系的方法。报告文学永远不可能走向“私人化”的写作，它呈现出的是面向社会、作为公共写作的制式。特有的社会文化生态深度地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存在，而报告文学又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文化生态的形成。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之间这种密合的双向关联性，使我们有可能寻得观照报告文学既得体又有效的一种路径。文化生态在我的研究视阈中，并没有被设置成可以容纳杂什的大框。我有意地遮蔽了一些存在，与此同时则是强化了我认为对于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元素。在这里，知识分子成为我们研究报告文学的关键词。将报告文学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这并不是我的“发明”，但我将其一以贯之地作为我研究报告文学的基本立场。关于知识分子有许多的指称和义项，我所言说的当然带有专指性。在我看来，襟怀天下、守望良知、维护正义的知识分子与报告现实、讴歌崇高、批判丑陋的报告文学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唯其此，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研究中就不只是一种角度，而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的尺度。下篇的文字，以多种方式留存着我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记忆。其中有与同学王晖教授为《文艺报》所写的关于报告文学存在状态分析的年度或时段性的对话，有作为春风文艺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纪实文学》主编，为年选作的序言，还有的是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几篇论文。对话和序言写得自由散漫，系统性似乎不见，但随心所欲，倒是记录了当时真实的阅读感知，从中大约也可以领略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现实场景。
我已经不再将学术作为自己生存的方式了，学术于我只是一种喜欢而已。读书、默想，有感而发时，写一些思想过的文字，在喧嚣的尘俗中觉得静远，这时可得从心底溢出的快乐。这样我就更愿意利用边角的时间，自由写作，在刊物上发表文字，简单省事，而不再刻意要出版专著之类。学术著作出版之难，令人望而却步。这次因得栾梅健教授的推荐，使我有机会在复旦这样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出版的重镇出版拙著，当然让我喜出望外。人生忙忙碌碌，人本有的感悟似乎也变得麻木了。真诚地生活和生活的真诚，给我以一种悠远的温暖和真切的抚慰。在本著出版之际，我由衷地感谢梅健的帮助。对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学术关怀，也是心存感激的。
丁晓原
2008年10月
于常熟虞山聆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