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
2008年，我为季进的《海外汉学三家访谈》写了一篇序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书稿没能如期出版。这两年季进又邀请了不少海外汉学名家到苏州大学访问演讲，他的海外汉学访谈系列也越来越丰富。现在他将这些访谈重新汇编成集，索序于我，我精力所限，没有时间重新写序，而且原序中所讨论的问题、对这些访谈的观感，依然有效，所以只对原序略作修改，权充新序。
我很高兴地看到，季进的访谈对象，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扩展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正在主编一套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丛书（其中就包括了宇文所安、阿瑟·韦利等人），讨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这些汉学家跨文化、跨语际的立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访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鲜活材料。我希望有更多这样有深度的海外汉学访谈，能够既尊重文化差异和汉学家独有的文化视角，又以自觉的文化意识依托本土资源与之展开平等对话。这样的访谈以及相应的海外汉学研究，对于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思考中国文化的输出战略、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维度都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
目前国内关于海外汉学的访谈著作并不少见，但在我看来，都不像这本《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能如此既概观全局，又深入核心；既通透历史，又执著现状；既有理论深度，又是朋友间闲话家常，娓娓而谈，使访谈内容于不知不觉间，渗入读者心田，臻于“润物细无声”的妙境。关键在于访谈者季进对海外汉学有着深厚的了解，对孕育汉学的西方理论也有较多的积累；又与这些汉学名家有较深的交谊和较长的交往，能在谈笑间摒除一般难以避免的隔阂、俗套和遮掩，直击心灵深处和事件核心；加以访谈者显然经过了详密的准备，颇有技巧地将谈话循循诱导，使被访谈者沿着访谈者预设的思路，得以步步深入，并得到充分发挥。正因为如此，我欲罢不能地读完了《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颇得“欣然忘食”的喜悦，并有多处共鸣。
我想着重谈谈其中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大家的访谈。我们都知道，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联结成一个在美国研究、品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难以超越的轴心。所谓难以超越，一方面是指他们三位之间的学术师承关系，以及三十余年来他们共同培育出来的、一支遍及美国各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师资和学者队伍；另一方面则是指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开拓、深化、创新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家轴心，在国外构成了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谱系，其研究成果形成了内在的衔接。他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当然首先是对该学科的拓展与建设，特别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先是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后来还有萧红）等给予了长期被忽视的、应有的高度评价，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历史框架和新的批评标准。
接着，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首先强调，如果要研究现代文学，就必须要界定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五四”模式的路数似乎狭隘了一点，比较注重启蒙，比较精英，难以全面描述现代文学的全景。因此他从晚清出发，来寻找现代性与“五四”的关系，以及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他自己总结说：“我走的路不是理论的路，不是把现代性的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来探讨，而是从史料里面、从印刷文化里面来研究。所以《上海摩登》里面前四章全是上海物质文明的东西，包括上海的建筑、上海的印刷、上海的报纸、上海的电影。从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什么叫做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李欧梵认为，当西方这一套现代的东西传入中国时，必然会受到中国人根据其自身的文学想象加以取舍，这种进入到中国文化领域里的“现代”就马上变了质，变成中国特有的东西。“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也不是西方现代的东西，而是一种四不像的东西”。正是这种“四不像的东西”大大扩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在这个基础上，李欧梵进一步提出现代性的观念并不是某种移植，而是来自于对历史的激烈对话，“现代性的历史性应是从事现代研究者最严肃的功课”。而历史性又不只是指过往的经验、意识的累积，同时指的也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力和叙述等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李欧梵说：“我做学问的方法，是把文化研究和文化史连在一起，希望自成一家。”他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大大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场域。
王德威进一步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我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能以特定时期、公式、创作或阅读群体来断定，现代性的意义也不在于内烁真理的呈现，而在于对历史坐标的不断定位。”他认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理论、批评热潮之后，借着晚近中西学界对历史和叙述、历史和想象的重新定位，文学应该被赋予更多与史学对话的机会，并以文学的虚构性来拆解大历史的神圣权威，以历史的经验性来检验、增益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王德威认为，在现代的情景下，应打开地理视界，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尽量把华语文学的场域全部拆开，让它们都处于同一个平台，重新组合成文学对话的空间，而 “众声喧哗”的复杂性、丰富性，正是华语文学深邃广阔的内涵之所在。事实上，在离散和一统之间，现代中国文学已经铭刻了复杂的族群迁徙、政治动荡的经验，难用以往简单的地理诗学来涵盖。在大陆，在海外的各个华人社群早已发展了不同的创作谱系。因此，“衍生的国族想象、文化传承如何参差对照，当然是重要的课题”；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早已离开了传统文本的定义，成为多元、跨学科的操作。已有的成绩至少包括电影、流行歌曲、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历史和创伤、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 后社会主义、“跨语际实践”、语言风格研究、文化生产、大众文化和政治、性别研究、 城市研究、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后殖民研究、异议政治、文化人类学研究、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等等，尤其是电影或广义的视觉研究更是备受关注。相对于以往以文本、文类、作家、时代为核心的研究方向，这些议题无疑为现代中国文学领域注入源头活水。
我一直关注如何对待西方理论问题，特别关注成长于西方文化语境的学者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不能不面对的一道难关。使我长期困扰的问题是：西方理论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真要完全掌握，直到精通拉丁、希腊文，才能拿来应用吗？西方理论诸家并存，各有招式，真要进一家之门，沿一家之路，才能“修成正果”吗？西方理论各家自有一套概念系统，如果打乱这一既成系统，只取所需，会变得“牛头不对马嘴”吗？取其全套概念系统，用于中国文学实践，又是否会使中国理论有“失语”之虞？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家轴心面对这一难关是怎样迈越的呢？他们的论述对我启发颇多。
夏志清一再强调要有自己的理论积累，他坚持“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他说：“只要是优秀的批评家，我都学，才不管你什么派什么派呢！”他认为不仅要看批评家的东西，还要看他所批评的作家。这个理论好不好，不仅一定要看他的原文和他批评的对象，还要看他走的路，他怎么会这么评论。
李欧梵则进一步指出：“现在流行的是先看理论，几乎每一本书一开始就演出一招理论出来，如果你没有一个理论来开始的话，你这本书就好像是很传统、很落后的东西。”他抱怨“现在我们看得太多的研究都是用了一大堆新概念，新名词，却没有新材料，新结论”。他的方法与此不同，他是先找出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参照于脑子中储存的各种理论，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强调一个理论体系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是本地学者关心的问题和他们自己研究的需要。因此，必须 “进行一种多元的探索，不停地辩证，不停地质疑，永远做各种正面反面的论战”，对于 “真正优秀的理论，不仅是一个消化过程，而且是一个对话过程，应永远跟理论作对话，而不是把理论当成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倡 “将眼光放大，不再执著批评和理论所暗含的道德优越性和知识（政治）的权威感，而专注于批评和理论所促动的复杂的理性和感性脉络，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思考对于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理论和批评是十分有益的。
王德威则尖锐批评了某些海外学者追随西方的当红理论，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以至于“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的现象。他认为对理论的关注，首先是为了磨炼批评的工具，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学术问题及其用心。任何理论和方法，其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其是否能增进我们对某一文学现象的了解之上。好的理论所产生的历史观和诠释的确会令人耳目一新。因此，对西方主流的理论话语，不应该只是人云亦云的推崇或贬斥，而应是批判性的转化。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德威作为一个在西方语境中培育出来的学者，却提出：“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谈本雅明、阿多诺、布迪厄、拉康等人的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同辈的中国学者在方法及理论上的独特建树”。他认为学界对二十世纪章太炎的既国故又革命，既虚无又超越的史论，陈寅恪庞大的历史隐喻符号体系，王国维忧郁的文化遗民诗学等，都还没有被投注应有的心力。他说：“我们应该叩问在什么意义上，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发明可以放在跨文化的平台上，成为独树一帜的贡献？ 在审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应该问一问：西方理论的洞见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不见 ——反之亦然？传统理论大开大阖的通论形势和目前理论的分门别类是否有相互通融的可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西古今的壁垒可以被重新界定，中国文学论述的重镇——从梁启超到陈寅恪，从王国维到王梦鸥——可以被有心的学者引领到比较文学的论坛上去？” 虽然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已提出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学西渐等问题，但王德威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依然发人深省。
读完这些海外汉学访谈，收获当然远不止此。其他诸如有关人文主义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讨论；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与史诗传统延伸为话语模式、情感功能和社会政治想象来研究；区分“再现”和“代表”的不同，指出“不能因为我的任务是再现中国，那我就真的代表中国”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都给我以深深的启发。
最后，我认为王德威对于三家轴心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说：“我觉得我们的相同点，可以说某个意义上是继承了一个海外的人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欧美人文主义的传统。至于不同的地方，像夏志清先生在1950年代求学任教，受到强烈的英美新批评的训练，还有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而那是一个冷战的时代，在政治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承担，夏先生也必须做出他的选择。我和李欧梵生长在台湾，在探问文学现代性时，因为时代的改变，角度上自然有所不同。夏先生觉得很迫切的一些历史和政治问题，我们却要换一个方法来问，作出不同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夏先生问的问题是感时忧国，李欧梵关注的却是浪漫主义或上海摩登，自然不一样。至于我，实在是后来者，把我跟他们相提并论，我当然很荣幸，但也感到很惭愧。我受到学术训练的时候已经是欧美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时代了，所以我可能不像夏先生那一代，对历史离乱有切身之痛。我对文学、历史、政治的关系也很有兴趣，但研究的角度自然偏向多元、解构的看法。李欧梵对海派的关注，有他先天的优势，他对西方的音乐、美术从小就得到陶冶，那是家学渊源，所以我也做不出像《上海摩登》那样的书。我反而对表演艺术很有兴趣，我更偏向于诗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我现在正在重新考察沈从文所代表的抒情传统和现代性的问题。我的抒情定义上跟传统的定义很不一样，不是小悲小喜的抒发，而是希望把抒情还原到一个更悠远的文学史的脉络里去。”我全然同意这样的分析，并谨以此作结。
2011 年2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