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琛
我不知道老师是否真的期待过我的电话,但我知道因为这个迟迟未打的电话,我永远失去了给老师打一次电话的机会,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愧疚。
15岁那年,我跟着母亲随军,从江西到甘肃,在部队驻地附近的一所县城中学上高中。班主任朱老师,50岁左右的样子,挺拔高大的身材,儒雅的气质,尤其是冬天,穿上黑色尼大衣,围上格子毛围巾,更是风度翩翩。我惊叹:在这西北小城,竟会有如此气度不凡的老师!后来才知道,朱老师是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华东师大的高材生,毕业后支援大西北去了甘肃。离开大上海,扎根于这西北小城,耕耘在三尺讲台。欣赏之余,不由得对老师多了一份敬佩。
老师知道我刚刚从南方来,对我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和关爱。他把我们一家当做他的半个老乡,有时候对我说上几句上海话,问我听不听得懂。记得下大雪的一天,老师问我,下这么大雪,中午还回家吗?我说带了饼,不回家。他就叫我去他家吃饭,他说:“你一个刚从南方来的女娃,哪里吃得惯这又冷又硬的饼,我叫你师母做米饭给你吃。”还记得,高考后的一天,老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一脸欣慰的笑容。他亲自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他对我父母说我是他班上考得最好的学生……
大二寒假,我最后一次回甘肃的家,去看了老师。之后,父亲转业回到江西,我就再没有去过甘肃,再没有见到过老师。但每一个新年到来时,我都会记得给老师寄去一张贺卡,写上我深深的想念和祝福!老师从不回信,我也从不介意。
前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意外地接到老师的电话。将近20年了,我又听见了老师的声音,感觉是那样的真切又是那样的遥远,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了。我从老师那南腔北调中,听出了岁月的沧桑和时光的流逝。老师说他那天在街上遇见我那时的同桌,和她说起我,向她要了我的电话。老师说,你每年寄来的贺卡我都收到了,我老眼昏花了,看不清上面的地址,没有给你回信。听得出来,老师满怀歉意。我对老师说,回不回信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您能看到我的贺卡,知道我这个远方的学生一直想念着您,这就够了。老师很开心地说着,我怕他说掉太多的话费,就对他说:“老师,您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去年春节,我真想起来要给老师打电话拜年。可是当时把电话号码随手记在了一张纸上,那张纸怎么也找不着。我想打电话问同桌,又因为一个什么事情转身就忘了。直到去年4月,我突然接到同桌的电话,我正想问她老师的电话,没等我开口,她说:“朱老师昨天去世了!”我当时就蒙了,我说,我还没有给他打电话呢,他怎么就可以走了呢?深深的愧疚和隐隐的悲痛顿时汹涌着袭上心头。
我不知道老师是否真的期待过我的电话,但我知道因为这个迟迟未打的电话,我永远失去了给老师打一次电话的机会,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愧疚。又是一个新年将至,又是寄贺卡的时候,却少了一位收贺卡的人。我只能在心里对着天国给老师打电话:“老师,您能听见我的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