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真有点儿忐忑地上了火车。一个人清清静静地休一星期假，想想都莫名其妙地觉得奢侈，觉得于心不安。她的日子一向都是紧巴巴的。不，这紧巴巴与金钱物质无关。这紧巴巴，以前她总以为指的是时间。因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她总是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似乎头顶永远悬着一根弦，这根弦嗡嗡地弹着，从来不能让她大大地喘口气儿。现在，当她坐在火车上的一瞬间，她明白了：这紧巴巴指的也不是时间，而是心里。坐在火车上的她百无聊赖，闲得发慌。那根弦仍然在嗡嗡地弹着，弹着。一股艺无止境的劲头。
真是要命。
出租车停下，下午六点十分，休假中心到了。确实是个幽雅的所在。鲜花，草坪，一棵粗壮高大的核桃树下支着几张白色的木桌，配套的是同色休闲木椅，样式稚拙可爱。草坪后面疏疏落落地竖着几栋白顶红砖的小楼，玩具一般，让人一望就心生向往。
大门关着。按通知书上的号码打电话，没人接。余真无所事事地站在门外，看着门口路标上的仿宋绿字：草厂南路。是。通知书上写的地址就是草厂南路。草厂，这是个好名字，她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可以嬉戏的名字，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乡间气息，仿佛可以看见多年之前这里生机勃勃的翠绿村庄，村庄之外有大片大片的青葱麦田，猪羊圈外堆着大垛大垛的喂牲口的干草堆，钻到草堆里，躺下，会被清洁潮湿的草气腌住，用打火机点着，一根草就会燃出一根焦香……十六岁之前，余真会干这些。那时候的她啊，口袋里什么都可以没有，决不能没有打火机。打火机的用处太多了，点树叶儿，点烟，自习课无聊的时候点前面女同学的辫子，哪位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捆芹菜，她一准儿用打火机把绳儿给掐断。打火机是个好玩具。口袋里没有打火机的小余真，就像现在的她包里没有手机一样，失魂落魄。
余真捏捏自己的包。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许多必需品：钱包，“心相印”纸手帕，“雅客”木糖醇口香糖，小镜子，小梳子，唇膏，防晒霜，通讯录……没有打火机。十六年来，她再也没有装过打火机。
余真摇摇头，想要把泛起的十六岁摇走。十六岁的花季？你没有啦。她对着传达室的窗玻璃照照自己的脸。已经三十二岁的她看起来顶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粉嫩圆润，不胖不瘦，清水挂面头，黑漆杏仁眼，完全是个漂亮少妇的模样。可是，十六岁的花季她确实没有过。她的十六岁，是被腰斩的。
她的神情一派安宁祥和，和脸盘不相称，但与年龄很般配。十六岁，她被强暴了，但现在的她看着还可以，既不愤世嫉俗，也不忧伤沉痛。这是中年的表情吧，中国人中年的表情。中国人的中年一向是提前的，和国际不接轨。据说联合国规定四十五岁以下都是青年，四十五岁到六十岁是中年，六十岁之上才是老年。要这么说，她还年轻。
年轻？余真继续在窗玻璃上照自己。太阳还很毒，脸上已经被晒出了油。但，真的，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屋里有什么东西明晃晃地花着眼。余真定了定神：柚黄色的桌子上闪着一串钥匙的金光，而另一面墙上的铝合金窗户有一扇没关严。太好了。一刹那，余真做了个决定。既然没人看见，既然她还年轻—余真朝自己做个鬼脸，放下行李，蹬着大门上的横线铁格，翻了进去，然后双手一按，跃上那个窄窄的窗台，伸手进去，把门拨开，拿过钥匙，一试，果然有一把打开了大门上的锁。她把行李拿进来，将钥匙和窗户都恢复原位，正想把大门再锁上，一个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丫头，功夫不错。”
回头。大门对面的树荫凉下，站着一个戴墨镜的男人，身边放着一个黑色拉杆箱。也是来休假的？
余真对他笑笑。等他进去，和他一起来到二号楼大堂。有一个服务员站在总台后面，浑身湿淋淋地，像一条刚刚从海上爬出来的鱼，狼狈不堪地向他们问好。余真问她怎么刚才没人接电话，她说厨房的水管突然爆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跑去处理水管了。
怪不得传达室会荒。
“为什么不买最好的水管？厅里拨的钱不少啊。”男人一边登记一边说。余真探过头，看见了他正在写的名字：胡。哦，他姓胡。
胡？他姓胡？醒一醒神儿，余真的头发几乎都要直竖起来。再四舍五入地浏览一下墨镜下他的脸，终于确认：她见过他。他去他们那里视察过工作。
他是他们的厅长。省内本行业最大的领导。
“我们在哪里见过吧？”他边登记边说。当然，他有资格说这话。全省这一行里，他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余真惶惶地报出自己局的名字。几乎是逃也似的拖着行李来到房间。第一天就丢了这么大的人，还是在厅长面前。她想象不出他看着自己踢天蹦地扒门撬锁时的心情，他会怎么想她？这是一个地狱般黑暗无边的问题。真是不该来休这个假。如果不休假她就不会这么放松，不会这么没谱儿。要知道她有多少年都没有让双脚离开地面五十厘米了啊。
死期到了。
等等。余真定了定神。他不是还说了一句“丫头，功夫不错”么？即使是讽刺，也还可以确认他并不是那么讨厌她，甚至还有点儿欣赏。这是一个关键的评价，她得抓牢它，瞅个机会把自己救上岸。
三
余真的房间是2516。2是2号楼，516是房号。一人一个大标间，外带一个大露台。确切地说，是一家一个标间。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十口八口，一个名额给够你这一个标间就得了。小茶几上放着休假中心的服务簿。余真翻了一下，里面介绍说有棋牌室，健身室，晚上多功能厅有电影，阅览室可以读书上网，五脏俱全。服务簿后面还附着一张北戴河地图，她用比例尺合算了一下，这儿离海边仅仅五百米。太方便了。她发短信把房间号码告诉了丈夫，丈夫马上打来电话，问条件如何，余真说非常好。他说那他就放心了。她撒着娇叫好老公，他也嗲着声叫好老婆，儿子在一边带着哭腔抢过了电话，今天星期天，他在家。儿子说他也想去，可还得考试。她只好安慰他，承诺给他带一艘玩具军舰回去，他才破涕为笑，连声叫好妈妈好妈妈。
一番热闹，挂断电话。好老公好老婆好爸爸好妈妈好儿子……这是沿着电话线传真过来的温馨家庭，一切都好。努力了这么多年，她终于进入了这些个“好”。多少年前，这些个“好”曾是她觉得需要奋斗终生也不一定能抵达的巨大目标，但现在，“好”来了，就攥在她的手心里。
看起来，一切都无可挑剔。自己不错，家里也不错。丈夫在劳动局，儿子正读小学三年级。调皮顽劣尽有，比她当年虽是差了些，从身为父母的角度看却是正好。正如丈夫勤谨呵护鱼水之欢也都尽有，却也都不过分。对于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来说，一切都是三十七八度的洗澡水，最适宜的温度。
但她仍是紧巴巴的。
为什么？为什么她仍是紧巴巴的？
—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些个“好”是被她死攥着的缘故？而她之所以死攥着这些个“好”，是不是正是因为怕自己攥不住，怕它们会随时长出翅膀飞走？
手机响了。是董克。董克大学毕业后分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时不时地会给她打个电话。这些年来，高中同学里经常和她保持联系的，也只有他了。
铃声一遍遍响着。余真始终没接。
确实离海很近。晚饭后余真出去散步，二十分钟就溜达到了海边。沿着海滨路缓缓走来，海鲜楼一座挨着一座，灯饰一家比一家花哨，如倚门卖笑的女子，浓妆艳抹，俗不可耐。她们气势磅礴富丽堂皇地污染着海面。大大小小的强光射灯也配合着她们，把一个个紧挨着的海水浴场耀得亮如白昼。都是一些自然浴场，野浴场。没有围墙，没有栏杆，路边的台阶随时上下，穿泳衣的女子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从她身边掠过，多半都和男孩子们纠缠在一起，男孩子的手放在她们的臀上，肩上。他们的脸上都闪烁着熠熠神采。而灯光中，海水一点儿也看不出清澈，是一种辽阔的深浊。远处游在礁石上的浪花如一匹匹调皮的小兽，爬上去，滚下来。又爬上去。
北戴河的疗养院和休假中心大约是全国最密集的，别称“夏都”，想想多么有底气。服务员说仅中直部门在这里建的就有两百多家，其他有点儿名堂的各级单位通过各种渠道建立起来的小洋楼更是摩肩接踵，不能统计。总之，除了海产品之外，把疗养院和休假中心说成是北戴河最大的特产是毫不过分。有趣的是大多数疗养院都不叫疗养院或者休假中心，而叫做工作站。—出门时她才注意到，他们的休假中心外面挂的牌子，也是工作站。工作站，多好玩。为什么不到新疆戈壁滩建这么多工作站？
走着走着，余真的脚步停下来。
胡厅长在前面。一家路边小店的窗口，他正指指点点地看泳衣。女式泳衣。
传说中的胡厅长娶妻四次，外遇无数，很有艳福。他是个老三届，一九七七年一举高中，毕业后便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娶了第二任，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这一任妻子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然后是第三任，有夫之妇。为了走在一起，他们各自闹离婚数年。但他们的热情似乎也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最高涨，婚后五个月两人便分道扬镳。后来他如风似电般地娶了现任妻子。然而据说他和她的感情也不怎么好，两人早已经同床异梦。因为他太花，她根本管不住他。又贪图他的权势，便忍气吞声地过了下去。只是暗暗地，防贼似的防着他。在办公室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一位副局长说他见过胡厅长的现任妻子，长得很一般，而且一点儿也不年轻。人都说他比她大二十岁呢。后来他很是婉转地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两人相差不过五岁。“大五岁还值得离婚？还不找个嫩点儿的？”大家很困惑。不过从他任职后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位厅长办事一向也没什么规律可言。后来，群众们又这么给自己打圆场。
—这话是有根据的。胡的前任是个文学爱好者，有点儿雅士风度，不拘小节，吊儿郎当。于是整个儿卫生厅的作风也都上行下效，拖拖拉拉，松松垮垮，甚无体统。胡上任之后，一个会没开，—原本也不是开会好解决的事，就把这个积弊给治了。说起来不过是两件事。一是乘车。一位科长和他同住一个小区，早上上班，在院里碰到，顺风车理所当然地要搭。科长跟着胡进了他的专车，胡回头作意外状，道：“你不能坐这车。”科长以为他开玩笑，便也嬉皮笑脸道：“我陪领导坐，行吧？”胡板着脸道：“你不下来我下来。”说完就出了车，打了辆出租，绝尘而去。二是摆鞋。一日，胡偶尔路过微机室，看见门厅处的鞋子横七竖八，便悄无声息地蹲下来，把那些鞋子一双双摆得周武郑王。这一利一钝双刃剑出手，机关人员又不是弱智，立马痛改前非，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抖擞，里外面貌焕然一新。工作效率也随之水涨船高，在连年的行风评议中都名列前茅。
他一个人来休假，看的却是女式泳衣，傻子也能猜出来，这里头有学问，而且还是花花绿绿的学问。按常规余真得绕开走。但是，有必要么？这么多人，未见得他就会恰恰转身，恰恰转身也未见得就恰恰看到自己，恰恰看到自己也未见得就恰恰认出来。他这样大象级的人物，要是连她这样丁丁小的蚂蚁都过目不忘，还不早就把他累死了？
她决定冒险。
终于挨到一大帮人过来，余真挤在了人群里，慢慢地，慢慢地，游啊游，游啊游，如一条鱼，左摇头，右摆尾，前伸胳膊后踢腿，眼看就要无声无息地游过去了。在即将成功的一刹那，怎么就那么倒霉，他恰恰就回了头，恰恰一下子就把目光定格到她身上。
“丫头，来帮我看看泳衣。”他说。不笑，但口气很温和。似乎他们早就认识了一百年。余真的心落了地，她知道幻想的白天危机已经过去了。可在落地的一瞬间，她的心又悬了起来。
她走过去。
“给谁看？”问完她就想敲自己的嘴巴，一句话就犯了忌。但这又是必须犯的忌。给女孩子选就得带裙边的，娇俏可人；给老太太选就得传统型的，灰不沓沓。他不敲锣，她怎么定音？
“女人。”他笑，“和你差不多的。”
他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和她差不多？那一定是私生女，或是女朋友。他还有这么年轻的女朋友？情人？余真斟酌了一番，选了套两截式的：上身鲜黄豹纹吊带，下身天蓝三角裤外护同色短裙。他问了问价格，马上就掏钱包，余真捞住他的手，又挑了一堆毛病，砍下了三十元。
离开小店，他给她买了瓶果汁。她死活不要，他死活要给。“三十块钱买好几瓶果汁呢。”他说，“不争一瓶果汁，就是海鲜也该请你吃一顿。”
他们沿着海滨路继续散步，绕了一圈，散乱地聊了一些话。对余真来说，这散乱当然也是形散而神不散。—余真现在很小心了。余真问他怎么一个人过来休假，他说他在北京开了个会，顺便拐到这里待一两天。每年他都会例行待这么一两天，算是散心，也算是检查工作。半公半私。
“那您很快就会走吧？”
“看情况。”胡说，“如果气象台预报说这两天会刮二十级以上台风的话，我要多住两天也不一定。”
余真大笑。
回到休假中心，互道晚安。他住一号楼。服务员告诉余真，一号楼都是套房，是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住的。领导们还有专门的小餐厅。余真这才记起，晚上没有在餐厅里见到胡。这样蛮好的。她松了一口气。
洗澡的时候，看着卫生间里的镜子，余真忽然明白，刚才泳衣店里的“恰恰”其实未见得真是“恰恰”，因为，那个小店的里墙上，装着一面巨大的镜子，可以映照出所有的路人。
第二天一早，余真在大餐厅门口见到了胡，餐厅门还没有开，其实已经到点儿了。只有她和他两个。他们对望一眼，互相点点头。余真的诧异是难免的。既然他们有小餐厅，干吗还跑到这里来？
“昨晚上睡得好么？”他问。
“好。您呢？”
“没睡好。太安静了。”他点了一根烟，“人老三样宝：贪财，怕死，睡不好。我后一样特别明显。”
余真笑：“您不老。”当办公室主任时间长了，习惯性的奉承。不过，说实话，他看起来也确实当不起老字。
“真的？”他也乐。真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睡不着挺难熬的吧？”
“是。”他看余真一眼，“本来想给你打电话，又怕影响你休息。”
这话有意思。大象给蚂蚁打什么深夜电话？“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余真没来由地想起这句古怪名言。对他笑笑。沉默。
餐厅门开了。服务员诚惶诚恐地请他去小餐厅，他拒绝了。他说他是农民出身，更喜欢大餐厅的气氛。他说昨天在小餐厅吃的那顿已经够折腾了。哪是他吃菜，分明是菜吃他。他的笑容熨平了服务员的紧张，她们麻利地给他们准备好饭菜，他却不动筷子。他说要按规定办，餐厅规定一桌凑够了十个人才可以开吃，他们两个就只有等着。他不断地询问她一些局里的情况。谈到一些涉及对局里的成绩自我评价的话题，余真不好说什么，只是以最简单“是”“不是”“差不多”“还可以”“都那样”“好像行”来敷衍他。他突然笑起来：“是办公室主任？”
余真点头。
“我也干过。你的语言具有办公室主任语言最典型的职业特征。”
余真也笑。
“其实不必，就是随意聊天。要是谈工作我不是这样的，也不会在这里谈。”
余真依然笑，笑得很傻，但那也得笑。从来都是祸从口出，没有祸从笑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