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讲个人吧，我的开裆裤朋友，我们一个村的。我们村在江心洲，一村子人都打鱼。我和他同桌到五年级。上五年级那年，他和他爹进城卖鱼，鱼卖完了，他爹去买锅盔，让他在足球场门口守篮子。他不安分，溜进球场里玩，看见球网以为是渔网。也是，那年月，乡下孩子哪里见过踢足球？他掏出小刀就割，让少年足球队的教练给逮住了。教练问他割球网干啥，他说：“爹的渔网破了，割回去给爹补网。教练也是渔村的孩子，这一句话把教练的泪说下来了。从那天起，我这个朋友就进了少年足球队。我和他再见面是前年，在北京。他躺在友谊医院里，胃癌晚期。他进医院前在省队踢了十年球，大赛小赛踢了几百场，是队里累计进球最多的，有记者叫他金脚。我去看他那天，正好有记者来采访，问他：‘踢了这么多年，你却一如既往地保持初生牛犊的冲劲儿，比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队员进球都多，有秘诀吗？’他微微一笑：‘我的第一个教练告诉我，我多往网里踢进一个球，我爹的网里就能多进一条鱼。’他说这话的时候，脸是朝着家乡的方向的……”
讲到这里，这个三十岁的男人孩子般地流泪了。我拿起他放在茶几上的烟盒，掏出一支烟递给他，他摆了摆手：“过了两个星期他就走了，我那几天正忙着一个会议，没去送他。那年过年，我回了趟老家，我爹把我带到他坟上，我爹说他的骨灰盒上盖了一张渔网。我就把他在医院里的话讲给我爹听。我爹听了，老泪纵横，说：‘儿啊，记住，你多给国家收一分钱，爹的渔网里也能多进条鱼……’我就把这话一直记到了今天……”
离开地税大楼，走进北京初冬的夜色中，有什么东西从我眼眶里滑出来，风吹过来，凉凉的。
父亲的白条
文/侯德云
“我”的父亲“对共产党、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态度”无疑是十分忠诚的，因为他一下就将几百斤玉米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还常请武工队的人吃饭。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新六军攻占老镇皮子窝不久，我的父亲就迎来了他生命中最严重的一次惊慌失措。
东北民主联军的郭连长，带着几个战士来到一个名叫红嘴堡的小村子里，从我父亲家里借走了几百斤玉米。郭连长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一些字，然后把它交给我的父亲。
郭连长说：“侯振田同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借的粮食会还给你的。”
郭连长还说：“你要好好保存这张纸条。革命胜利以后，凭着这张纸条，我们一定会还你粮食的。”
我的父亲用手指头捏着那张纸条，翻来覆去看个没完。他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他在心里一次次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久以后我父亲才知道，那张纸条的名字叫“白条”。
此后郭连长经常到我父亲家里来。他已经不是郭连长了，他变成了武工队的郭队长。他是到敌占区去打游击的。我父亲的家，处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交界的地方，郭队长和他的武工队经常路过这里。
每次见到郭队长，我的父亲都要问上一句：“革命胜利了么？”
郭队长每次都说：“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我父亲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郭队长和武工队到家里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要请他们吃饭。也没啥好吃的，烀大饼子熬白菜，外加一碟小咸鱼儿。这样隔三差五吃下去。家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了，临近开春，除了一点点玉米种子，就再也没有正经粮食了，全靠萝卜白菜打发日子。
我的父亲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那时候，整个根据地军民的日子都很困难。由于困难，郭队长和他的武工队才有了到敌占区大规模借粮的举动。
我的父亲曾经跟随郭队长到敌占区借过一次粮食。那天晚上，他看见郭队长写下了几十张白条，把它们分发到地主富农手里，对他们说：“借不借粮，是对共产党、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态度问题，你们要好好想一想……”
跟随郭队长到敌占区借粮的故事在我父亲嘴里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然而他更加津津乐道的，却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也是一个借粮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角不是郭队长，而是我的父亲侯振田同志。
一九四七年六月，辽南我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很快就解放了皮子窝。我的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了郭队长，对他说：“这一回，革命算是胜利了吧？”
郭队长说：“还没有。我们马上就要出发。我们要把东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消灭！”
我父亲的本意是想问问郭队长能不能还给他一点点玉米，家里眼瞅着又要断粮了，孩子哭老婆闹的，他总该想出个什么办法才行啊。
郭队长的一番话，把我父亲心中的小算盘砸了个粉碎。他垂头丧气回到家里，冲着老婆孩子大发了一通无名之火。
我那救世主一样的父亲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把村里几个跟他关系密切的年轻人叫到家里，对他们说：“今天晚上，跟我出去一趟，咱们去搞点粮食。”
村里边几乎家家户户都缺粮食。几个年轻人听了这话，眼睛里都发出了太阳般的光芒。
夜幕降临以后，我的父亲出发了。他们一伙人，坐在一辆马车上，朝着早些时候还是敌占区的方向，走！马不停蹄地走！咬牙切齿地走！走到天亮，他们来到一个名叫鲁家屯的小村子。
在鲁家屯，我父亲模仿着郭队长的口气，唾沫飞溅地把自己的舌头嚼了整整一个上午。
我的父亲说：“借不借粮，是对共产党、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态度问题，你们要好好想一想……”
我的父亲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我们要把东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消灭！”
我父亲喷了一个上午的唾沫，才借到几麻袋玉米。想想也是，青黄不接的当口，谁家会有很多的存粮呢？
我父亲非常想念鲁家屯的地主。他问鲁家屯：“你们村的地主到哪里去了？”
鲁家屯说：“一个跑掉了，另一个让武工队枪毙了。”
对我父亲来说，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才是真正的“革命胜利”的日子。那一天，新金县人民政府贴出的告示上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从群众手中借的粮食，现在以两倍的数量返还。
我父亲乐颠颠地赶着马车，向皮子窝走去。皮子窝是当时的县城，属于我父亲的玉米，暂时就储存在那个地方。
接近皮子窝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把马车停住了。他坐在车上犹豫了很长时间，默默地掉转车头折了回来。临近家门的时候，他又犹豫了很长时间，又调转车头折了回去。就这么折来折去，不到两公里的距离，他走了整整一个下午仍然没有到达目的地。
黄昏降临了。我父亲掏出怀里的白条，用力地撕了个粉碎，然后把那些细小的纸片撒向了天空。
那一瞬间，秋风浩荡。
挑着的家
文/吴万夫
这是一位苦难而又坚韧．且绝不因苦难而放弃自己的慈爱的父亲形象。
日落时分，他挑着他的家来到了小镇。
说家，其实就两只箩筐，挑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外加一口锅，一盘蚊帐和一只变形的洋瓷盆。孩子大的两三岁，女孩儿，是个瘫子；小的，不到半岁，男孩，是个瞎子，且患有严重软骨病，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到小镇的时候，各家已炊烟缭绕。他选了一处宽大的廊檐安顿。他放下箩筐，将孩子放在水泥地上，任他们玩耍。然后从近处的地上捡来麻巾，搓麻绳拴蚊帐。窸窸窣窣，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把破旧而肮脏的蚊帐挂在廊柱上。他的蚊帐一经挂出，就成了小镇街头的一道风景。
等他拴好蚊帐回过头瞅俩孩子时，孩子已爬离箩筐好远了，头上、脸上、手上全脏兮兮的，嘴巴正“吧卿吧卿”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泥巴。
他忙又把他们收拢在一起，俩孩子便在箩筐里拍着小手，呜呜嗷嗷怪叫。
他拿出变形的洋瓷盆，到附近的池塘里舀来清水。
他又找来了几块砖头，紧挨墙根支好了锅。
他要生火做饭了。
一顿饭他足足做了两个多小时。他把火烧得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浓烟刺激得他不断咳嗽和喷嚏，声音沧桑而沉闷，若锈蚀的铜音，传递得很远。人们便循着这声音和气味围了上来。
有人凑上前故意吓唬他：“干啥的？”
他便懒懒地答：“讨饭的！”
“讨饭的为何不讨饭，烧火干啥？”
“俺还有个家……”
“嗤！这也算是一个家？”
有人便笑出了声。
后来小镇的人都喜欢来“参观”他的“家”。时间长了，便向他问这问那。
有人说：“这俩孩子是你亲生的？”
“捡的。”
“有老婆吗？”
“有。”
“拾这俩残废有甚意思——累赘！”
“看你说的！俺的日子还指望他们哩！”
有人便掩嘴窃笑。他却丝毫无异。
很快，他和小镇的人们打成一片。有时，还抱着那瞎眼男孩四处串门，俨然真正的父子样。
小镇的人们还看到：尽管他不会做饭，但他一日三餐都在做饭。他是在极力模仿生活，模仿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平常日子。他讨饭从不在外面吃。他每次都把讨来的饭菜带回“家”，再生火重做一次，和两个孩子共同分享。并且每次他都要把灶火烧得浓烟滚滚，直冲云天。
有时有吵了嘴的夫妻，相互怄气，陷入僵局，这时男的就成天坐在他那里，瞅着他往来穿梭、奔波如大鸟的身影，便忽然有一种冲动的感觉，匆匆赶回家，和妻子立时握手言欢，和好如初。
一个大雨天，凄厉的风纠结急骤的雨，织成一张迷乱的网，罩向大地。小镇很快就湮没在烟雨空漾中，到处水流湍湍。
大雨之后，他为两个孩子逮了很多的鱼吃。过后，瘫子女孩儿和瞎眼男孩仍向他要鱼吃。他没有再为他们逮。雨霁天晴，他要出去讨粮食做饭吃了。可他从外乞讨回来时，瘫子女孩儿却已栽进下水道被冲走了。瘫子女孩儿见过他从水里逮鱼，看着哗哗而流的下水道，就挥舞着小手，兴高采烈地向下水道爬去，没承想一头栽进去，就再也没能力爬上来……当人们告诉了他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他“哇”的一声，悲恸欲绝，鬼哭狼嚎起来。
从此他离开了小镇。
那个被他挑着的家，不知又被他挑到了哪里。
往事
文/佚名
他那平凡而又平凡的所作所为．不仅令他那当“长”的儿子时时处处动情，也使我们忍不住要“鼻子酸酸的”。
独居乡间小镇的田老挑，是很少进城的。这次，他挑两笼鸡来看坐月子的儿媳妇，恰碰亲家母中风瘫痪，医治不好，欠账抬回家中。望着家境穷困、下班当保姆兼护理员的儿子，父亲那皱巴巴脸上的喜悦，变成了一丝深沉的苦笑。
他破例地住下了，顶替了亲家母的职责，叫当“长”的儿子安心去办公事。
星期天，他腰插杉刀，手提竹篮，带着戴眼镜的田净上山了。父子俩砍了两担柴，捡了一篮菌，又采得一小捆治瘫痪的草药，从云雾缭绕的坡顶挑柴下了山。到了山根脚，儿子不敢挑进城，担心碰上熟人，传出他上山砍柴捡菌，往后在下级面前怎好讲话？直等到天黑，父亲把两担柴合捆一担，手提菌篮走了许远，儿子才拉低草帽遮住半截脸，提着那捆散着药味的草药，做贼似的沿着街边溜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