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驹驹
◆文/修祥明
娘是幸福的，因为她的言传身教终于结出了完美的果实。
这是一个农历四月的早晨。阴云像怪兽一样一群群走过。阳光不时地从云缝里漏下来，就像金色的雨脚无声地撒落着。云走日光也跟着走，村东那五间草屋像条阴冷的船儿在云影里颠簸着。
屋里，一家四口人正在吃早饭。饭极简单：一钵子熟地瓜干，一盆热开水，一碗咸菜条儿。这样的饭一年到头能吃饱，一家人就算烧高香了。
爹死得早，娘拉扯着三个儿过日子。兄弟三人都上学了，像壳郎猪一样能吃哩。娘坐在那里一边看他们吃，一边往他们面前拨地瓜干，往他们的碗里舀热水。
见兄弟三人搁下碗和筷子，娘对他们招了招手说：“都坐那里别动弹，我给你们拿样好东西吃！”
兄弟三人瞅瞅饭桌，饭桌上除了给娘留的地瓜干、热开水和咸菜条，什么好吃的也没有。饭锅刷得干干净净，连滴水珠也见不着。
娘转到锅灶前，用烧火棍从锅灶里掏出个面驹驹。面驹驹是用白面做的，先用锅灶里的明火烧，然后用热灰焙熟的，面驹驹外焦里软，一咬一股子热气，喷香喷香的。有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天上有颗红月亮
地下有个面驹驹
月亮圆
面驹驹香
吃着面驹驹赏月亮
月亮像亲戚
面驹驹是爹娘
一个面驹驹少说要用半斤白面。往常，只有谁过生日或者逢上节日做不出顿像样的饭，或者兄弟三人谁病了，娘才会烧个面驹驹给他们吃。今日是四月十五，不是节，也不是家里人过生日，兄弟三人谁也没得病，娘怎么舍得烧个面驹驹呢？
兄弟三人就愣愣地望着娘。
娘把面驹驹上面的热灰弹了去。面驹驹被弹得砰砰响，就像小马驹哼哼地叫着似的。弹完灰，娘要掰开分给他们兄弟三人吃。
小儿扯着娘的胳膊问：“娘，你为什么今天烧面驹驹给俺吃？”
娘瞅着天上的阴云说：“今日我要到灵山上去砸石子，晌午饭得你们自己做了。早晨饭你们吃饱了，我在山上才放心。早给你们吃，又怕你们吃不下地瓜干去。”
灵山离村十里远。砸石子的活又脏又累。
大儿说：“娘，您把面驹驹带着当晌午饭吧。”
娘摇头说：“不用，我带地瓜干就行了。”
二儿说：“带地瓜干让人笑话，娘。”
娘瞅着他们兄弟三人说：“孩子，只要你们三个能吃饱吃好，下地狱我都愿意，谁笑话我都不怕。趁热把它吃了吧。别耽误去上学。”
大儿把面驹驹从娘的手里夺过去：“娘，还是你带着吧，俺三个都不吃它。”
娘急了，伸手去抢大儿手里的面驹驹：“我不听你的，我带地瓜干就行了。”
大儿往后闪着说：“娘，你不带着它，今晌午俺给你送到山上去。”
娘不再去夺了。娘是害怕了——娘怕嚷嚷下去耽误他们去上学。娘站在那里无奈地说：“好，好，好，你们别到山上去，我带着它就是了。不过，晌午饭你们要吃饱了，山上的槐花开了，我撸些来家做给你们吃。”
这功夫，二儿已用小手巾把那个面驹驹包好塞到娘的手里。
怕娘把面驹驹放家里，兄弟三人把娘送到村外去，才拔腿往各自的学校里跑……日头像堆烧透的火炭在西天边上熄灭了。月亮像个红灯笼一样挂在灵山的树梢上。
兄弟三人做好了饭，娘还没有回来。三人走出村要去接娘，迎面走来的人说，娘马上就到了。
兄弟三人跑回家，大儿往桌上端饭，二儿给娘舀了盆洗脸水，拿来胰子和毛巾站在那里等着娘。小儿在饭桌旁摆好兄弟三人坐的草墩，专门给娘摆了个软软和和的蒲团。
娘披着月光回来了。娘剜了满满一筐子野菜。娘的脸、脖颈儿和身上有一层砸石子时落上的石沫子。娘的头发里还夹着一些小石片。娘先到天井用黍苗笤帚把身上的灰土扫了去，然后娘回到屋里坐在蒲团上往外拿野菜。
二儿说：“娘，你洗脸吃饭吧。”
“不急。”娘甜美地笑着往外拿野菜。娘的笑容比月光还美哩。
兄弟三人围到娘的身旁来。大儿从娘的头发里往下拾小石片，二儿用湿毛巾给娘擦着脖颈儿和脸。小儿就帮着娘往外拿野菜。
拿完野菜，露出筐子里头白白的槐花来。小儿高兴地抓起几棵槐花填到嘴里嚼着说：“嘿，真甜！真甜！”
娘将小儿又抓起的槐花夺下说：“别生吃，明早晨我做槐花馍给你们吃。”说着，娘从槐花里掏出了那块小手巾。娘解开小手巾，满面笑容地拿出那个面驹驹。娘一口也没吃那个面驹驹。
兄弟三人瞅着面驹驹，再瞅着娘，眼中就渗出豆大的泪珠儿。
抹了把泪，大儿问：“娘，你今晌午吃的什么饭？”
娘抓了把槐花填到嘴里嚼着说：“山上的槐花开得遮天蔽日的，我就这么一把一把地撸着吃饱了。好了，这遭你们放心了吧，快把面驹驹分开吃了吧。”
“娘。”兄弟三人抱着娘放声哭起来——此刻，他们真想将娘的胸脯撕开来，把那些槐花掏出来，将这个面驹驹塞进去……夜，裹着月色睡着了。摇曳的灯影下，面驹驹像匹真的小马驹在那里喘气儿。五间草屋泊在温暖的日子里。
“无价”保姆
◆文/范进
虽有空间距离之隔，但“娘”的心日夜为儿子们所跳动。儿子的心事“娘”怎会不知道？
眼看妻子的产假将满，年幼的儿子急需找人照应。
妻是外地人，她的父母是指望不上了；我虽出生在本市，但父母居住在四十里外的乡下，且他们年事已高。思虑再三，我和妻商定，干脆花钱雇个保姆得了。
当日，我就在自己供职的晚报中缝登了一则招聘启事：
急需保姆一名，身体健康，有带小孩经验，月薪三百元，包吃住。
果然，报纸摆上报摊两个小时不到，就有人打来电话。对方是一名三十几岁的大嫂，她在详细询问了我家住址和宝宝的出生时间后，最终抛出自己的条件：一是三百元报酬太低，要求涨到三百五十元；二是声明双休日同样放她假。天哪，把我们当做什么人了？我们夫妇俩可都是工薪阶层啊。而且，我和妻周六、周日单位加班是常事，到时候宝宝往哪里送？
接下来的几天，又有许多电话打进，姑娘、大嫂、阿姨……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农村小姑娘提出，做保姆可以，但三年期满后得帮着在城里找工作；有下岗女工要求，做保姆可以，但只管带小孩不管洗衣、烧饭等家务；有退休老阿姨坚持，做保姆可以，但只限白天夜间不问……更多的人只是问问情况，便以“考虑考虑再说”告终。
一个星期过去了，找保姆的事毫无进展。我与妻急得焦头烂额。
星期一上午，我心事重重地走进办公室。同事小李神秘地告诉我，“刚才有一个老阿姨打进电话，说愿意到你家做保姆，不要一分钱报酬，只管吃住就行。”
还有这等好事？我既惊喜又疑惑。办公室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事们就此展开了充分的想像。有的说，老阿姨是个菩萨心肠活雷锋，她可能合不得孩子；有的说，老阿姨可能没有子女，她是想体验一下做奶奶的乐趣；小李的猜测最离谱：老阿姨说不定是老范编的《银发世界》版的忠实读者，她这是在追星呢……“对了，她说过怎么联系没有？”我差点把正经的事忘了。
小李似乎还陶醉在自己的奇思妙想中，“让你九点钟到三路公交车站接她。”
管她是谁，只要乐意带小孩就行。我一路吹着口哨，自行车蹬得像要飞起来似的。离三路公交车站还有五六十米，我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觅目标，“粗心的老阿姨，怎么忘了说她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正当我懊恼之时，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花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脚下的篮子里是一捆捆沾着新鲜泥屑的青菜、葱、大蒜……啊！我的娘？！
苦命
◆文/莫小米
如果这位母亲能及早放下“苦命”的重负，是否会对别人，也对自己多一点微笑呢？
小学的同学打来电话，说她的母亲去世了。
是非常要好的同学。那时，总是在一起的，共有五个女孩儿。
五个女孩儿聚在一起，像蝴蝶，像麻雀，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吵闹有多吵闹。
五个人一起做作业，今天到这家，明天到那家。
我们总是莫名快乐，无端地朗笑，在校园里，在大街上，在你家我家，只有在她家除外。
她的母亲，太凶了。
很瘦，很干，烫着发，阴着脸，除了数落女儿，她几乎不讲话。她一贯的恶劣情绪像一团乌云压在我们头顶上，让我们害怕。我的同学很漂亮，其实眉眼很像她母亲，再说那时她母亲尚年轻，但不知为什么，在我们印象中，那是一个丑陋的老太婆。
所以我们后来就很少去她家，有时她趁母亲不在带我们去；一俟她母亲回家，我们就噤若寒蝉，一个个悄悄溜走。
毕业后我再也没见到同学的母亲，只是在同学结婚时得知，因为母亲死活不能接受她的男朋友，她是从家里逃出来才结成婚的。
我到同学的新房去，看到的情景是，床上桌子上堆满了花花绿绿的最便宜的布料，一架缝纫机摆在当中，同学正在忙着赶做一些家常衣裳，脸上没有新嫁娘应有的幸福。她说母亲已宣布不认她这个女儿，连日常替换的衣服都通通扣下了。
可怕的是同学的母亲说到做到，几十年里母女断绝了来往，外孙长成小伙子了，都不知外婆其人。
现在，同学的母亲去世了。
同学说，母亲这一生，蛮苦命的，家庭的婚姻的事业的诸种原因，让她从来也没有开心过。
又说，母亲临死前问起你了。
问起我？我很惊诧。
是的，同学说，她一个一个地问，谁谁怎么样？谁谁怎么样？你们四个，一个没落下，名字也全部是对的，其实那时，她神智已经不太清楚了。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时隔几十年了啊，原来她是深爱着女儿的，以至女儿的同学。
可是既然有爱，她何苦表达成那样？如此地走样？
她确实是苦命，但她最命苦的一点是，她想对人好，却无法正常表达。要是她尚能表达，她的命，恐怕不至于那么苦。
过分的母爱
◆文/潘格
过分的爱，会让自己变得弱智。
马年岁末，我认识了一个叫聂桂兰的女人。和大多四十多岁的普通妇女一样，聂桂兰梳着简短的头发，穿着颜色暗淡式样陈旧的衣服。身材是不可抗拒的臃肿，脸上长满了暴露年龄的皱纹。不知为什么，从看到聂桂兰的第一眼，我就对她特别有好感。我喜欢那种朴实的不张扬的中年女性，她们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关于母亲的一切温暖的词汇。
我所做的栏目叫做“情感实录”。呼机号码登在报纸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联系我要我将她们的故事写出来。在众多的倾诉者中，我选择了聂桂兰。只因为她留在我呼机上的这个名字让我感到亲切。我们的见面约在“星巴克”，上午的咖啡馆人并不多，我和聂桂兰坐在临窗的位子显得很突出。暖气开得很足，音乐恰到好处，咖啡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一切是如此宁静放松，聂桂兰却对这样一种气氛表现出夸张的拘谨。她一会儿摆弄面前的咖啡杯，一会儿整理自己的衣服领子，当侍应生过来问我们要不要续杯时，聂桂兰竟然一口气喝干了咖啡将杯递到对方面前！这个举动让我哭笑不得。能想像吗？这是一个生活在首都北京的中年女性做出的反应？
谈话在袅袅的咖啡香气里开始。
“说说你的故事吧。”我啜口咖啡看着她说。
她喝下一大口咖啡，盯着我问：“你有孩子吗？”
我摇摇头。
她深深地叹口气，说：“我有一个儿子，他现在读高三。他的成绩一直很好很稳定，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他一定能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儿子的理想是北大，他书房和教室的课桌上都写着这两个字。这也是我们全家的理想。为了供儿子读书，我丈夫拼命挣钱。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起早贪黑，很辛苦。儿子心疼他爸爸，求爸爸不要那么拼命，他不听，下大雪的晚上还出车。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儿子等到天亮他也没有回来。早晨，医院打电话通知我，我去时已经晚了……“我和儿子相依为命。儿子很争气，今年又考了个全年级第一。我相信，儿子一定会有出息。为了供他上大学，我必须努力攒钱。我下岗了，年龄这么大又没有文化，只好到天桥摆地摊儿。有一天被我儿子的同学看到了，他们就取笑他，儿子为此和我大吵一顿把东西砸了个稀巴烂。这是从他爸爸去世之后我们第一次发生争吵，我理解儿子为什么那么大火气，可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那次我和儿子路过王府井，他要吃麦当劳，我狠狠将他批评了一顿。他没有反驳。回到家临睡觉前，他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说，妈，今天我不对，我不应该要什么麦当劳，您别生气，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吃麦当劳了……”
“星巴克”的音乐婉转得近乎令人肝肠寸断，如同聂桂兰伤心的呜咽。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残忍的母亲？”聂桂兰问。
“不，”我摇头，“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做。”
她笑了，那么满足地。然后，她问我：“你愿意帮我做一件事情吗？”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什么事？”我看着她。
聂桂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到我面前。
这是一张病历诊断书。上面清晰地写着：聂桂兰，子宫癌中晚期。
我的眼前一片混乱。凭我所了解的医学常识，我知道聂桂兰得的是一种绝症！我想在看到诊断书的一刹那我的表情一定是僵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