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比方说，在第欧根尼俱乐部。”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俱乐部。我不由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歇洛克·福尔摩斯把表掏出来看了看。
“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最古怪的一家俱乐部，而迈克罗夫特又是这家俱乐部里最古怪的一个人。每天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他总呆在那里。现在六点，你要是有兴趣在如此美好的晚上出去散散步，我会把这古怪的俱乐部和古怪的迈克罗夫特介绍给你的。”
五分钟后，我们到了街上，向摄政广场走去。
“你一定有些奇怪，”我朋友说，“迈克罗夫特为什么不把他的能力用来搞侦探。事实上，他当不了侦探。”
“可你刚才还说……”
“我是说过，他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确实比我强。如果侦探这门艺术，自始至终只需坐在安乐椅上就行了，那我哥哥肯定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但他既没有干这行的兴趣，也没干这行的时间，他甚至宁愿自己的推理是谬论，也不想花点力气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我经常请教他，他指点给我的，事后又总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案子提交到法官或陪审团之前，需要出示案情细节时，他就无能为力了。”
“那他干的不是侦探？”
“根本不是，侦探是我谋生的职业，而在他只是业余爱好。他有超群的数学才华，常常在一些政府部门查账，迈克罗夫特住蓓尔美尔街，每早步行去政府上班，傍晚回家，每天都这样。没有别的活动，也不到别的地方去，唯一的去处就是他住处对面的第欧尼根俱乐部。”
“我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俱乐部。”
“你可能是不知道。你知道吗？伦敦有很多生性羞怯或愤世嫉俗的人，他们不大合群。但他们并不反对到舒适的地方去坐坐，看看最新的杂志什么的。第欧根尼俱乐部就是这些人成立的，它所有的会员都是伦敦城里最孤僻、最不爱交际的人。会员们互不打听彼此的情况，除了会客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员之间都不准交谈。如果有谁违规三次，引起了俱乐部委员会的注意，谈话者将被开除出去。我哥哥是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我也觉得这俱乐部的气氛很好。”
我们边走边说，从圣詹姆斯大街的尽头一直走到蓓尔美尔街。福尔摩斯在离卡尔顿大厅不远的一个门口停了下来，提醒我别再说话，然后领着我进了大厅。隔着门上的玻璃，我看到了一个宽大豪华的房间，里面各人坐在各人的位置，一个个都在看报。福尔摩斯领着我进了一间小房屋，从这里可以看到蓓尔美尔街。然后，他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带了个人进来，我知道这个人准是他哥哥。
迈克罗夫特比他弟弟要高，也比他壮实。他很胖，脸庞虽然蛮大，但也有着他弟弟所特有的那种鲜明醒目的轮廓。他浅灰色的眼睛透着一种奇特的光芒，好像在冥思苦想似的，这种眼神，我只在他弟弟全神贯注时才见过。
“很高兴认识你，先生，”他边说边向我伸出他那像海豹掌一样宽阔厚实的手，“自从你给歇洛克作传以来，我无论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提起他。顺便提一下，歇洛克，我还以为你上周会来找我商量曼诺庄园的案子呢。我当时想，你可能有些力不从心。”
“不，我已经解决了。”我朋友笑着说。
“是亚当斯干的吧？”
“当然是他。”
“我早知道是他。”他俩在窗旁坐了下来。迈克罗夫特说：“对于想研究人类的人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地方，这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比方说，向我们这边走过来的那两个人。”
“你是说那个台球计分员和他旁边那位吗？”
他们所说的两个人在街对面站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背心口袋上有些滑石粉的痕迹，这是我看到的唯一暗示台球的标志，另外那人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帽子在后脑门上扣着，腋下夹了好几个包。
“我看他是个老兵。”歇洛克说。
“才退伍不久。”他哥哥说。
“在印度服的役。”
“是个军士。”
“是皇家炮兵队的。”歇洛克说。
“他是个鳏夫。”
“但有一个孩子。”
“不止一个，我亲爱的弟弟，他不止一个孩子。”
“得了，”我笑着说，“你们说得未免太玄了点儿。”
“你来看，”歇洛克说，“这人有点当官的气势，皮肤又被晒得黑黑的，说明他当过兵，而且不是普通士兵，而且他从印度回来不久。”
“你看他还穿着大家所说的那种炮兵靴，这表明他退伍不久。”迈克罗夫特说。
“他的走姿不像骑兵，他习惯戴帽子——这从他眉毛上方的皮肤颜色较浅可以看得出来。何况他的体重又不像个工兵，所以，他是炮兵。
“他脸上那悲恸的样子说明他失去了某个亲人。从他自己出来买东西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失去了妻子。他那些东西都是给孩子买的，那个拨浪鼓说明其中一个孩子还很小，并且表明他妻子是在产后不久去世的；而他腋下还夹了本小人书，说明他还惦记着另一个孩子。”
我这时才明白我朋友为什么说他哥哥的观察力比他自己还要强了。歇洛克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迈克罗夫特从一只玳瑁盒取出鼻烟，又用一块红色大丝巾把落在衣服上的烟灰揩掉。
“我说歇洛克，”他说，“我这有件事很适合你干。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虽然这给我提供了进行推理的好机会，但我又没时间把它追查到底。如果你愿意听……”
“我亲爱的哥哥，我非常愿意。”
迈克罗夫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匆匆写了几个字，按了一下铃后，把纸条交给了侍者。
“我已经让人去请梅拉斯先生了，”他说，“他就住我楼上，我们比较熟悉。他一有麻烦就来找我。据我所知，他有希腊血统，是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他靠在法院当译员，并给那些住老桑伯壮街旅馆的有钱的东方人当向导为生。我看，还是让他自己把他那奇特的遭遇讲给你们听吧。”
几分钟过后，一个矮小壮实的人走了进来。虽然他说起话来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但他那橄榄色的脸和漆黑的头发都表明他是南欧人。他热情地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握了握手，听说这位专家很想听自己的遭遇，他那双黑眼睛不由闪烁出欣喜的光芒。
“我说的事恐怕连警察都不信，真的，”他忧愁地说，“这样的事他们从没听过，所以他们也不信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我明白，如果我不弄清那个脸上贴胶布的可怜人的结果，我的心是无论如何都平静不下来的。”
“你说吧。”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现在是星期三的晚上了，”梅拉斯说，“嗯，这事发生在两天前，星期一的晚上。也许你哥哥告诉你了，我是个译员，能够翻译所有的语言——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的语言——但因为我生在希腊，而且取了个希腊名字，所以主要翻译希腊语。多年来，我一直是伦敦很不错的希腊语翻译，每个旅馆都熟悉我的名字。
“经常有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请我去当翻译，或者因为一些外国人遇到了麻烦，或者因为一些游客到得比较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星期一晚上，当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拉蒂摩先生找到我家，请我陪他坐马车外出时，我一点儿也不意外。他说，他有位希腊来的朋友找他有事，这位希腊朋友只会说希腊语，所以他只好请我当翻译。他说他在肯辛顿住，离这儿有段路。他看起来很急，我们一到街上，他就飞快地把我推上马车。
“我上马车不久就有了怀疑，我发现我坐的不是一般的四轮马车。它比伦敦街头常见的那些寒碜的四轮马车宽敞得多，里面装饰旧是旧些，但挺讲究。拉蒂摩先生在我对面坐着，我们穿过查林十字广场和谢夫特斯贝里大街，来到了牛津街。我刚想说这样去肯辛顿是兜圈子，但我同伴的奇特举动打消了我的念头。
“他掏出一根模样吓人、灌了铅的圆头短棒，来回舞了几下，好像是试试它的分量和威力。然后一声不作地把短棒放在他座位旁边。接着，他拉上了两边的窗子。为防止我看到外面的情景。我惊讶地发现窗子竟蒙着纸。
“‘梅拉斯先生，很抱歉挡住了你的视线，’他说，‘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们去哪里，否则，我们可能会有些不便。’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我听了后有多吃惊。他是个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年轻人，即使他没有拿武器，我也根本不是他对手。
“‘拉蒂摩先生，你怎么能这样做，’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得告诉你，这样做是非法的。’
“‘这有些失礼，’他说，‘但我们会给你补偿的。我得先警告你，梅拉斯先生，今晚不管什么时候，要是你企图报警或做任何不利于我们的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请记住，没人知道你在哪里，不管是在这辆马车还是在我家里，你都逃不出我手心的。’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刺耳，听起来挺吓人。我默默地坐着，揣测他究竟为什么要用这种奇特的方式绑架我。但不管怎样，我是反抗不了的，只有任人宰割了。
“马车跑了两小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去哪里。有时，马车碾过石子时发出的声响表明我们是在石子路上；有时，马车不声不响地向前行驶，表明我们是在柏油马路上。除了这些声音上的变化外，再没其他东西能让我猜出我们在哪里。两边的窗子蒙着纸，根本不透光，马车前面的玻璃窗也拉上了蓝色窗帘。我们是八点十五离开蓓尔美尔街的，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时，已经十点五十了。拉蒂摩拉开窗帘，我看到了一个低低的拱形大门，上面亮着一盏灯。我匆匆跳下马车时，大门打开了，我走进院子，模模糊糊地看见那里有块草坪，旁边还有好多树。但我不能断定那是私人花园住宅还是真正的乡下。
“屋里有盏彩色的煤气灯，拧得很小，屋子倒是很大，墙上挂了好多画。昏暗的灯光里，给我们开门的是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长相委琐，两肩向前佝偻着。他转身向着我们时，有道亮光闪了闪，我才发现他戴了眼镜。
“‘是梅拉斯先生吗，哈罗德？’他问。
“‘是的。’
“‘好，好！梅拉斯先生，我希望你没对我们产生坏印象，我们需要你。如果你和我们合作，我们会报答你的。但你要是想耍我们，那就走着瞧吧。’他说话时显得很紧张，声音颤抖着，还夹有格格的干笑声。不知怎的，我觉得他比那个年轻人还要可怕。
“‘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问。
“‘你只要向那位拜访我们的希腊绅士问几个问题，然后把他的答复告诉我们就行了，不过，你得照我们所说的去做，不然……’他又格格地干笑了一声，‘我们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他边说边打开了一扇门，带我走进一间摆设异常豪华的屋子，屋内用来照明的却是一盏拧得很小的灯。这是个大房间，铺着软绵绵的质地很好的地毯。几张蒙着丝绒的椅子，一个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壁炉台，壁炉台的一侧还有一样像是日本铠甲的东西。灯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那个年纪大一点儿的示意我坐到那把椅子上去。年轻人出去不久，突然从另一扇门又进来了，一个身穿肥大睡衣的人跟着他慢慢向我们走来。当这个人走到昏暗的灯下时，我才看清他的长相，这一看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他的脸死人一样苍白，神色憔悴，一双鼓鼓的明亮的大眼显示他尽管体力不支，但意志却很坚强。比他虚弱的身体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脸上很可怕地贴着横七竖八的胶布，他的嘴，更是让一块大胶布给封上了。
“‘石板拿来了吗，哈罗德？’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见那个怪人有气无力地瘫坐到椅子上，大声叫道，‘松开他的手了吗？把铅笔拿给他吧。梅拉斯先生，你来问问题，让他把答案写下来。你先问他是否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那个人的眼睛里立刻喷射出怒火。
“‘决不！’他用希腊文在石板上写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按那个恶棍的话问道。
“‘除非我亲眼看到她在一位我认识的希腊牧师的主持下结婚。’
“年纪大一点的那个恶棍又阴险地格格笑了笑。
“‘那么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什么都不在乎。’
“‘上面只是我们这种奇特的半说半写式问答的一些片断。我被迫一再问他是否愿意妥协下来，在文件上签字，而他一次次愤怒地拒绝了。但是，很快，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开始在每个问题后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话。我开始只加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想看看他们能否察觉出来。当我发现他们毫无察觉时，我就玩起了更危险的游戏。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
“‘你固执下去是没好处的。你在伦敦有亲人吗？’
“‘我不在乎。我在伦敦举目无亲。’
“‘你得把命运抓在自己手上。你在这儿多久了？’
“‘随便它吧。三个星期了。’
“‘这财产永远不属于你了。他们怎么折磨你？”
“‘决不能让它落到恶棍手上。他们不给我东西吃’
“‘你签字就有自由。这是哪里？’
“‘我不会签字的。我不知道。
“‘你也不为她想想？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听她亲口对我说。克拉狄德斯。’
“‘你签完字就能见到她。你从哪里来？’
“‘那我就甘愿不见她。雅典。’
“要是再给我五分钟，福尔摩斯先生，我就能在他们眼底下弄清一切事情，或者我的下一个问题就能问个大概了，可就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走进来一个女人。因为光线太暗，我没能看清她的长相，只觉得她个子很高，体态优雅，一头黑发，穿着件宽松的白色睡袍。
“‘哈罗德，’她用蹩脚的英语说道，‘我一天也不能呆了。这里太孤独，只有……啊，上帝，是保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