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威廉·巴雷特
莱里和我都是煤气厂里的低级管理员，也就是一般职员。我和莱里面对面地使用同一张双人办公桌，凡是报表、文件一类的东西都送到这张桌子上来。城里的总部发给我们一堆堆多得难以应付的指示、规章，要我们贯彻执行。
在厂里，除了墨西哥工人以外，谁也不把我们低级管理员放在眼里。对于这些工人来说，我们是遥远而神秘的雇主的化身。我们被称为“帕罗（英文：发放工资的名单）先生”。这些墨西哥人很能干。他们中间最有贵族气派的是司炉，他们在蒸馏器的酷热之下不折不扣地干八个小时：他们用大铁锹铲起煤，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向小小的炉门投进去。煤就像从高压喷嘴冲出的黑色的水流一样，被从铁锹上甩出去，从来都不偏离狭小的炉门。司炉们光着膀子干活，他们感到自豪和尊严。只有不多的人才能胜任司炉的工作，他们就在这“不多的人”之中。
公司一个月只向雇员发两次钱：每个月的五日和二十日。对于一个墨西哥人来说，这简直荒唐。什么人能用手里的钱维持十五天？如果谁花了三天以后还有剩钱，那他就是小气鬼。而且，先生，什么时候西班牙人的血液在小气鬼的血管里流淌过呢？因而我们的司炉们有个习惯，每三四天就要来领取他们的工钱。
公司的规章有一定的灵活性。莱里和我把一些必要的表格送给总部，就收到一笔预支的工资。后来，有一天，城里发给我们一份便函：“鉴于有许多人滥用预支工资的特权，特此决定，从今以后，除非发生真正紧急情况，任何雇员不得预支工资。”
我们刚把通知贴出来，司炉朱安·加西亚就来了，他要求预支工资。我让他看那张通知。他一字一句慢慢地读了一遍，然后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真正紧急情况’？”我耐心地向他解释公司是好意的，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每隔几天就发工资的确是个麻烦事儿。如果有谁病了或由于其他合情合理的原因急需用钱，那么公司可以给他个例外。
朱安·加西亚用他的一双大手把帽子揉来揉去：“我拿不到钱吗？”
“到下次发工资的日子来吧！朱安，到二十日再来。”
他默默地走了出去。我感到有些羞愧。我看了一眼坐在桌子对面的莱里，他避开了我的目光。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又有两个司炉走进来，读一遍通知，要我们给解释一遍，然后严肃地走了出去，接着就没有人来了。我们不知道，朱安·加西亚、皮特·曼多札和弗朗西斯科、贡沙列兹已经把话传开了，此刻，工厂里的墨西哥工人们正在彼此解释着这个指示。“现在非要等妻子生病、孩子要吃药的时候才能拿到钱。”
第二天早晨，朱安·加西亚的妻子生命垂危，皮特·曼多札的老母亲几乎活不过这一天了，孩子们中间流行着真正的“流行病”，唯一不同的花样是：有一个生病的老父亲。我们一直怀疑那个老头是否真的病了，要不是有这件事儿，哪个墨西哥人也不会想起他来。不管怎么说，没有人雇佣我和莱里调查别人的个人生活。我们造好表格，专列一栏写明这些“紧急情况”，这些工人得到了他们的工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新指示，简单明了：“从今以后，只在每月五日和二十日向雇员支付报酬。除非雇员辞去本公司的工作，不得有例外。”
通知贴到了通知板上，我们严肃地解释这条新指示。“不行，朱安·加西亚，我们不能给你预支工资。我们知道这对你老婆、你堂兄妹和你的姑妈、姨妈不好，不过这是新规定。”朱安·加西亚走出去，把这事儿考虑了一番。他和曼多札、贡沙列兹和阿亚拉一起把这事考虑来考虑去，然后，到了早晨，他又回来了。“我要离开公司到其他地方工作。可以发我钱吗？”我们劝他，说这是一个挺好的公司，公司对待它的雇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过到后来我们还是给他发了钱，因为加西亚辞去工作了。贡沙列兹、曼多札、奥布雷根、阿亚拉和欧台茨，等等，这些无法取代的最好的司炉，都辞职了。
我和莱里面面相觑：我们知道再过三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每天大清早坐在等候雇佣的一排队伍前，雇佣临时工去顶替一群出色的工人。凡是有力气一跤不跌地走过来要求找活儿干的，我们都要。
监工每天都绝望地绞着手问上帝，是否得由他亲手来铲这该死的煤；而同时，在那一排呆头呆脑地耐心等待的队伍里面却站着熟练的工人——加西亚、曼多札，还有其他的人——等待受雇。当然，我们雇他们。没别的办法。每天我们都有一队司炉辞职，同时又有一队司炉要求工作。我们的表格工作变得很复杂。在总部，他们气得上蹿下跳：记录着朱安·加西亚一次又一次地辞职和受雇的表格像游行队伍一样往他们那儿涌，使他们难以忍受。有时候，总部有人填写加西亚的辞职记录慢了一些，在工资表上就同时有了两个加西亚。我们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
我们宽容、耐心地解释着：“如果一个人要辞去工作，我们也没有办法。厂里需要司炉，如果有司炉，我们就雇佣他们。”
混乱之中，总部又发布了一个指示。我读了一遍，吹了声口哨。莱里看了看，说：“这儿马上就要安静下来了。”
指示说：“从今以后，辞职的雇员在三十天内不得重新受雇。”朱安·加西亚又到了辞职的日子了，他走进来的时候我们把指示指给他看，向他解释说如果他今天辞职，那么明天他站在队伍里面也没用了。“三十天可是挺长的时间哪，朱安。”这是件严重的事，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贡沙列兹、曼多札、阿亚拉和欧台茨都花时间考虑了一阵，但最后他们都转回来了——全都要求辞职。
我们尽力劝说他们，我们为他们的离去感到惋惜。这一次是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庄重地和我们握手道别，表示和我们相识他们感到很高兴。他们走后，我和莱里面面相觑，我们都知道我们俩谁也没有促使总部赢得这场决斗。这是令人沮丧的。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重又站到队伍里来了。朱安·加西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是一个司炉，要求工作。“不行，朱安，”我说，“过三十天再来吧。我警告过你的。”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的眼睛。“你搞错了，先生。”他说，“我是马尼埃勒·荷南代兹。我在普韦布洛和圣菲，还在许多别的地方干过司炉的活。”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想起了他生病的妻子和需要吃药的孩子、住院的丈母娘，以及许多次的辞职和重新受雇。我知道在普韦布洛有个煤气厂，而圣菲没有煤气厂。但我凭借什么去和一个人争议他的姓名呢？司炉就是司炉。
所以我雇佣了他。我也雇佣了贡沙列兹，他赌咒发誓说他的名字叫加莱拉；还有阿亚拉，他毫不羞愧地变成了“史密斯”。
三天后，辞职又开始了。
不出一个星期，我们的工资表读起来就像一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面的人都有：洛佩斯和奥布莱根、维拉、迪亚斯、巴蒂斯塔、戈麦斯，甚至还有圣·马丁和博利瓦尔。到最后，莱里和我对这套为熟悉的面孔填写陌生名字的手续感到厌烦了，我们去找主管人，告诉他事情的前后经过。他好不容易才忍住笑，说道：“真是胡闹！”
第二天，这些指示被撤回去了。我们把我们最出色的司炉们招到办公室来，把通知板指给他们看。现在什么规定都不见了。
“下次我们雇佣你们这些鬼家伙的时候，”莱里严肃地说，“使用你们最愿意使用的名字，因为你们将要以那个名字留在名册里面了。”他们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通知板，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他们第一次露出白色的牙齿笑了。他们用西班牙语说：“是，先生。”
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