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做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2年1月8日）先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
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
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
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以知县用。
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乡兵勇五百人前来，号楚勇。
此后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诸战役，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较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
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坚决支持。
罗泽南亦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
此时罗借着举人身分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悍将。
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对他的知遇之恩，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
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时，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
当时身为举人、做乡村教师的左宗棠役军做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
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
这时，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
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制，别人会耻笑。
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须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会有巨大磨难，甚或办理不善，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
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
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
张亮基又命郭嵩杰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
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了母忧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主动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王的意见。
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
现在，有恭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
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煮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现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
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
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展鸿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
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
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
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
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
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
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
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
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尽忠国家。
6.与同僚相处
“英雄所见略同”，大致是讲凡群英都有高远之见，也惟有群英荟萃，才能万事功倍，易成。
（1）人以类聚，事以助成
曾国藩在同僚相处上，还有一个原则，即是与人为善。
取人为善、投桃报李，连环相生。
曾国藩帮助僚属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
僚属部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
于是湘军这个大群体则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
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
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与人为善。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这种首先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才使得曾国藩摆脱了在家守制时的不利局面。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
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于咸丰七年五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
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
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方面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
到咸丰八年（1858），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
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
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
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
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
”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
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
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非要回家守制。
他曾想给咸丰帝上书，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
但是，湘军在曾国藩家居的一二年内，虽然顺利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是由于太平军上层领导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
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曾国藩是湘军统帅。
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仍起到遥制作用。
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
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
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州发起攻击。
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上奏。
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
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谕旨。
曾国藩六月三日接旨，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初七日便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的身边无人，而更主要是得利于曾国藩的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这一绝好时机。
所以曾国藩《御经》日：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
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
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
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
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拒注，故善源不竭。
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2）一手萝卜，一手白莱
有作为的人大多有棱有角有性格，在他做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
一心想当和事佬是成不了大事的。
但如何与怨恨自己、且又有能力的人相处，曾国藩也有妙法。
曾国藩主张不断绝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
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
当然，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
因为人性的弱点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无异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再度出山以后，他首先奔赴长沙，去见骆秉章与左宗棠，商量出师计划。
而左宗棠此时在曾国藩心中即是一个怨恨他的人，并且曾国藩对他也很不满，去年曾国藩弃军奔丧时，左骂得最厉害，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怒。
但认真想想，左宗棠骂得也不错，自己的确不该在那时负气离开湘军，向皇帝伸手要官的行为既不符自己的初衷，也徒取其辱，所以自己一定要以老子的“大柔非柔”，以屈求伸的态度处理好与左宗棠及诸文武官员的关系。
此时，四十七岁的左宗棠还是以举人的身分在骆秉章的幕府中襄理军务，虽然如此，他的名声却很高。
早在三年前，左宗棠在家自办团练之时，其名声已誉满三湘，御史宗稷辰向朝廷推荐人才，左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
咸丰打听了左宗棠的情况，记下了他的名字。
后来咸丰帝召见郭嵩焘，君臣又议论了左宗棠，当皇帝知道左宗棠常以未中进士感到遗憾时，便宽慰他：“不必非要以文章功名建功，而要在国家用人之际立业。
”
曾国藩到了长沙，在骆秉章的预先传话之后，随即会见了左宗棠。
曾国藩以无比真挚的态度与左宗棠交谈，毫无掩饰之情，使左宗棠很是感动，左不免疑虑：自己骂得他那么厉害，对方却屈驾造访。
一下子消解了左宗棠心里的疑块，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于是又和好如初了。
他们谈了很久很久，从用兵谈到做人，从做人谈到学问。
左宗棠那气冲牛斗的气概，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凛然正气，也不时感染着曾国藩。
但此时的曾国藩已不再是一年前的曾国藩了，那种儒道溶糅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连左宗棠也感到曾国藩的再次出山，已今非昔比了。
考察曾国藩一生的处世与为人，曾国藩这一举动却也并非偶然。
他是一个在很多场合都讲究忍让的人，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
迪庵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
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
在用人问题，曾国藩也主张一种“包含”，他说：
用绅士不比用官。
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力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在平时生活上，曾国藩也主张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认为这样则荆棘少矣。
（二）朱元璋笼下妙法
人生如棋局，就看怎样布局自己的人生。
棋语有云：“一着走错，满盘皆输”。
其实任用、驾驭下属亦如此，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都关系一生事业的兴、衰、成、败，而朱元璋在这一方面，就做了最好的诠释。
1．随才所用，是立业之基
当初朱元璋听到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和李善长论述的平定天下之道，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
他初步看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道路，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读书人的重大作用。
此后，便开始注意网罗人才，向他们垂询治道，请他们出谋划策。
他曾对人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
”这话绝非是他的自我吹嘘，而正是他招揽英才的真实写照。
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攻占滁州以后，儒士范常到军门拜谒，朱元璋热情款待，留置幕下，有了什么疑问就向他讨教，范常也尽心尽责，只要朱有问题，他必然会详加剖解。
龙凤元年（1354年）六月，渡江攻取太平后，耆儒李习、陶安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次日召见他们，谈论天下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