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9月3日，太阳刚刚升起，阿尔弗雷德沐浴着晨光，怀着一种朝圣者般虔诚的心情，踏着花岗岩台阶拾级而上，仰望着雄踞于岩堆石累高台之上巍峨的瑞典王宫城堡，一股四海飘零一朝还乡的游子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他微微地喘息着，站在宫墙旁边，俯视台地下面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广场周边矗立的王族宫宇和歌舞剧院等建筑群，披着灿烂的霞光，显得金碧辉煌。京城的景观在他的目光扫视下不断地拓展，这座古朴典雅的北欧城市，从马拉湖畔一直延伸到海边，城区里镶嵌着大片大片的树林和草地，整个城市就像一个由星罗棋布的游览区所构成的大公园。
诺贝尔的目光顺着一条狭窄的通往郊区的石铺小路望去，路的尽头有一片林木掩映的房舍。那里有他的父母老诺贝尔夫妇居住的平房，院落里花草繁茂，清香四溢。在父母住宅旁边有一幢简陋的房舍，那就是他新购置的研制硝酸甘油炸药的实验室。
此刻，一位名叫卡尔·埃里克·赫茨曼的年轻化学师和诺贝尔的小兄弟奥斯卡·埃米尔，正在一位打杂的协助下，小批量地生产硝酸甘油炸药呢。往常他总是亲自率领手下人一道工作的，因为这种研制炸药的生产很危险，稍有差错就会酿成大祸。
这次他是为了与J。W。史密特先生谈生意专程到城里来。想到他刚建成的实验室和在那里进行的危险实验，他的游兴顿时消失了，决定立即回去。
就在这时候，突然，在视线焦点的林木上空腾起一股翻滚着火团的浓烟，把朝霞染成酱紫色……“出事啦！”他发出一声闷声瓮气的惊叫，疯狂地奔下台地。
一路上，他头脑里交织着绝望和侥幸，交替地构想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有人预先发现了火警，及时地把实验室的人叫了出去，没有人员伤亡，只损失一些药品和仪器；另一种是，事先谁也没发现危险的征兆，突然一声雷鸣般的爆炸，在场人员连同仪器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虽然基于他对那种烈性炸药性能的深刻理解，他断定前一种可能性很小，然而他依然希望事情能存在着意外的侥幸。不过，尽管人们在对危难的预测中，经常虔诚地祈求于侥幸，但是，侥幸却是个冷酷无情的吝啬鬼，它从不对苦难者寄以同情。残酷的现实宣布阿尔弗雷德的希望破灭了。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那天早晨，阿尔弗雷德的父母正在饭桌前进餐，忽然一股热浪把房门掀开了。两位老人抬头一看，只见大火从实验室里迸出，接着是一声雷鸣般的巨响，霎时间，整个实验室化作一个烈焰滚滚的火盒子。阿尔弗雷德的母亲卡罗琳拼命地拉住要扑向火海的丈夫，她知道心爱的小儿子和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救了。
这时，邻居们纷纷地提着水桶等救火工具赶来，但因火势太猛，加以又担心再次爆炸，所以都不敢靠近火场。众人眼睁睁地看着大火把实验室烧个精光，而后才动手清理现场，在冒烟的废墟里扒出四具烧焦的残骸，年轻的化学师卡尔·埃里克·赫茨曼、阿尔弗雷德的小兄弟奥斯卡·埃米尔、那个打杂的人和一个倒霉的过路人。
阿尔弗雷德赶到出事现场时，救火的人早已走散了，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冒着淡淡余烟、散发着焦腥气味的废墟。他轻轻地推开家门，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老父亲和衣躺在床上，两只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天棚；从厨房里传来母亲断断续续的啜泣声。无须多问，一切都清楚了。
阿尔弗雷德像被定身法定住一样，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屋里。他对弟弟和助手们的不幸遇难感到悲哀，他对突然发生的横祸感到愤慨。
他素有迁怒于他人的脾气，尤其是遇到危难和灾祸时，总是立即由远及近地寻找灾难的根源，以便及时发泄怨气，否则他会憋死。但当他发过脾气后，不管别人有多大过失，他都把事故的责任完全揽在自己身上，不了解这一点是很难理解他应急时的言行的。
当时，阿尔弗雷德首先埋怨父亲，怪他一生醉心于铤而走险，从而把儿子们都引导到去干同火药玩命的勾当。接着，他又从头至尾检查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找出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他发现有一处可能出现问题，那就是实验者们在忙碌中忘记了查看温度计。当温度超过25℃时，实验品硝酸甘油就会爆炸。他认定这是不幸事故发生的原因时，一股无名的怒火又发泄在老父亲身上。
他认为，只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专家在场，这种由于疏忽而造成的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他进城洽谈生意时，父亲本可以担当现场指挥的角色。可是，由于父子在实验方法上存在分歧，儿子的实验方案胜他一筹，他便觉得脸上无光，耍小孩子脾气，对儿子们的实验置之不理。若要是父亲肯帮忙的话，就绝不会出现这场悲剧的。
硝酸甘油的爆炸事件，在全城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了市民们的惊恐和骚动，夸大其词的报道四处传播，耸人听闻的谣言不胫而走。说是新炸药的威力强大无比，谣传那场毁掉整个实验室的爆炸，只是由一点点炸药引起的，若是有一千克的炸药爆炸，足以把全城变成废墟。蛊惑人心的宣传，惶惶不可终日群众性的恐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警方出面干预，调查事故发生的经过和细节，以便确定其中是否存在着刑事上的犯罪和过失。
在诺贝尔家面临着被绳之以法的紧要关头，有两家大公司出面讲情了。一家是瑞典铁路公司，他们为了开凿苏德曼姆山隧道，完成通向斯德哥尔摩的铁路工程，急需硝酸甘油炸药；另一家是瑞典矿业公司，一年前阿尔弗雷德曾为那里的矿工们演示过硝酸甘油的爆炸威力，使在场参观人员对那种炸药的威力惊叹不已，当场签订了订货合同。实验室爆炸事件发生后，两家公司争相向有关当局疏通，极力为诺贝尔家开脱罪责。他们说，在试制炸药过程中，事故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说生产执照的签署人（阿尔弗雷德的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负有玩忽职守罪的话，那么在这场不幸的事故中，他痛失幼子，也算得上对这位老人过重的惩罚了等。
尽管有这两家公司从多方面为诺贝尔家排解，但是，司法检察机关依然没有放过他们。自从惨遭横祸后，阿尔弗雷德的父亲一直卧床不起。不久，检察院便发下传票传讯他的父亲，他便慨然代替父亲出庭受审。
在审讯中，阿尔弗雷德一口咬定，虽然他利用父亲制造爆炸物的旧执照进行生产，但因硝酸甘油是属于他自己的专利，因此他个人应该承担生产事故的全部责任。
阿尔弗雷德的父亲为儿子敢做敢当的行为所感动，为报答儿子袒护他的宽宏大量，他也为儿子作了书面辩护。他在辩护书中写道：
因为没有一人幸存，我只能根据亡儿在遭灾前几天对我说的话来推断，这次爆炸是由于他企图简化制造炸药油的方法而造成的。
从简短的辩护词中不难看出，他把发生事故的过失完全推给死者。可怜那奥斯卡·埃米尔，他还只是个21岁未谙世事的大学生，不仅在突发灾祸中断送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在黄泉之下还蒙受不白之冤，承担肇事罪责。这也许是老诺贝尔最终无奈的选择。
最后，警方做出决定，禁止在城区继续生产硝酸甘油。阿尔弗雷德被迫把生产设备装置在一艘驳船上，并将船开至湖心，继续进行这项十分重要同时又非常危险的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