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崔可夫与蒋介石会晤后，潘友新还是坚持要中共主动与蒋介石会晤，中共不同意，他就自己抱病来到蒋介石官邸，进一步探问何以会发生皖南事件。
当时的一回一答是这样的：
潘大使：今日会见，欲有所陈。贵国中央军队与新四军之冲突与斗争，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
蒋介石：关于此次事件，本欲与贵大使一谈。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完全在整饬军纪之一点上……绝非政治问题，更非党派问题。必须在军队能树立森严的纪律，维持统一之指挥，否则，军不成军，国亦不国，何能抗战？何能革命？四年以来，贵国及各友邦对于我国始终援助，原期我国抗战胜利，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革命成功。唯一旦军纪废弛，命令无效，必无以抗战，更无以答复友邦援华抗战之盛意。
潘大使：闻此次新四军系被顾司令长官所部大军包围。
蒋介石：此与事实完全不符。新四军首先进攻邻近之友军……
潘大使：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
蒋介石：新四军之违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贵大使如欲知其详，余当派贺主任详加说明。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季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军一再宽容，冀其终能觉悟……
潘大使：请问委员长今后如何把握大局？
蒋介石：我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直至最后之胜利为止。
潘大使：请问今后新四军在江北之部队，将如何处置？
蒋介石：新四军已经解散，再无新四军问题可言。余已为贵大使言明，此绝非政治或党派问题……总之，更无损及抗战力量之顾虑，此乃余所能自信者也。
蒋介石还是将屎盆子扣在了新四军头上。
但苏联对事件的反应仍很强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及外贸部长米高扬拒绝出席1月17日晚由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举行的招待晚宴。这是他到任后的第一次宴会，本来苏外长已答应出席，但到下午4点忽来电话说有重要公务，改期再来。这在外交惯例上是没有的事，对邵力子来说也是晴天霹雳。他立即驱车去苏联外交部，按重庆来电解释皖南事变。邵力子富有正义感，对此事也觉难以自圆其说，勉强措辞，刚一说完，苏外交次长洛佐夫斯基就不客气地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件高兴不高兴？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的事。”
邵力子左右不是，又按重庆的电报意思说了几句：“对于新四军的处置，不得不严明赏罚，以利抗战，对于其他政治及党派，绝无关系，请勿系念。”
苏方为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向来不对中国大使提及有关中共及其军队的事情，但这次却不顾及，洛佐夫斯基对重庆政府的做法一再追问：“如果真的不扩大与妥善处理，就能不影响抗战的把握吗？”
邵力子不好回答。这时重庆外交部、侍从室给他的电报很多，为的是真反共而又伪亲苏，想继续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邵力子聊以自慰的是，事变后苏联并未提出减少援助的话。
苏联对中国的事情渐渐谨慎起来，是有点自顾不暇。它获悉德军将于6月进攻苏联的情报，其中包括中方提供的情报后，乃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这个声明显然是有害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参加日苏中立谈判的日方代表是松冈洋右。他自诩这是他“力学外交的杰作”：当他从柏林到莫斯科时，先在有名的强手斯大林心目中造成一个谜：他特意去列宁格勒游玩，以消磨时间，而他早就决定了回东京的火车时间。当他一回到莫斯科，便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了协议。他认为他这种疾风迅雷般的“物理学”手法，而且没有超越限度，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政府立即于第二天发表声明：苏日的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外交部也致电邵力子，切实摸清苏方对华态度。莫洛托夫说：“此次苏日订约基于苏联保持和平，并不涉及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继续抗战问题，毫无变更。”邵力子从英美驻苏大使处得知“日苏此次未另有密件”，所谓日苏间另有两项密约的传闻不确。同时，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亦于4月19日向蒋介石说明，日苏条约与中国无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始终一贯，并不改变。蒋介石担心的还是怕失去苏联的援助，所以不想造成反苏的印象，连报上也不许刊登反苏言论。他自己则对部下解释说：“条约嘛，对苏有利，亦可谓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对日本嘛，则有害无利……”他怀中揣的另一本账是，德国不久将进攻苏联，日苏德关系不久亦将有所变化，他决定维持对苏关系，对苏日中立条约也不予理睬。
1941年6月22日，蒋介石亦喜亦忧的事发生了：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蒋介石喜的是德苏交恶，祸水引向了欧洲；忧的是，万一苏联不支，德日打通欧亚战场，与中国又甚为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