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草绿了，天高云淡。
毛泽东的窑洞里多了一位客人：塔斯社驻华记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他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共区的联络员，从1942年5月起，一直住在延安。
1942年8月30日晚上，毛泽东邀请彼得和另一位苏联人到他那里去。会议刚散，窑洞里烟雾弥漫，到处是香烟屁股。从政治局委员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刚开过会，而且会开得绝不是很平静。委员们对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苏联局势吃紧时，中共的对苏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老实说，毛泽东对斯大林在抗战以来对中共的援助持保留态度，尽管他不愿在外人面前表露。三个月前，他曾对初来延安的彼得大声疾呼：“请告诉斯大林：我们需要武器！我们要用来打日本人！”而斯大林却担心，如果再援助中共，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然而在当莫斯科成为德军进攻的首要目标，斯大林更担心日军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攻势之时，他却勉为其难地请求中共出兵。据苏方资料，斯大林于1941年6月和9月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抽调军队与国民党政府军队联合行动，防止日军集结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构成对苏联的威胁。毛泽东回电说，采取这一行动比较困难，因为中共力量一集结，目标就大了，会遭到袭击、围剿，而且中共军队武器差，无法同日军进行大会战。另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1941年11月至12月，当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又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毛泽东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
上个月，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斯大林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共帮助。第一次是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到内外蒙边境，其武器装备由苏方提供。毛泽东回电：武器自然需要，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的飞机会截击。斯大林又提议中共分批派出小型游击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小批量武器，这一方案亦被毛泽东否定。第三次，斯大林建议抽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一线，牵制日军以免去苏军的后顾之忧。这一次毛泽东答应了，他先告知彼得：“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没有必要担心，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我已经命令对日本法西斯做好战斗准备。让他们来侵犯苏联边境试试！你们不用担心。八路军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调整。”毛泽东说到做到，随即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进可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依据抗日根据地，以免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只有这点本钱。”毛泽东说着，关切地问起两位苏联同志的健康和需要，要彼得坐在通常留给贵宾坐的皮靠椅里，然后亲自端来饭、酒和茶。江青搬来了躺椅，毛泽东就挨近彼得坐下。警卫员递给他一杯酒，江青塞给他一把花生米。
苏联人还在关心自己的国家，他们问毛泽东，对日本可能进攻苏联怎么看，中共对这场战争将抱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当然，我们会对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的。”
毛泽东似乎更关心延安正在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此不解，甚至反对；毛泽东多次给莫斯科发电解释，但一切枉然。他对彼得说：“凡属不利于团结的事情都必须消除。我们必须去掉阿谀奉承，严厉指责这种不健康的作风。”
彼得不解，不知毛泽东有何所指。坐在他左边的是康生。他戴着眼镜，头发向后梳，薄薄的嘴唇紧闭着。
毛泽东也不说话了，叫人把红辣椒拿来。他指指彼得，一盘红辣椒便首先递给了他，另一盘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停地吃着红辣椒，一口一只，然后在椅子里舒舒身子，问道：“斯大林喜欢吃红辣椒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椒……”他喝了口酒又说，“亚力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欢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辣椒的……假如你是一个革命家，那就请吃吧！”
毛泽东夹起一只只辣椒，和着酒吃下去。不一会儿，毛泽东的脸就变得像红辣椒一样红了，“咝咝”地吸着凉气。彼得极为佩服。
康生在一旁狂热地谈论着毛泽东。他坐不安席，满面堆笑，大声地吸着粗气。
———这一时期，重庆政府和延安，与苏联的关系都不景气。
中共已挣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在仍然拥护苏联的旗帜下，更广阔地与外界结交朋友。
对于斯大林在战时表现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此十分不满。按照毛泽东富于挑战的性格，他是决不会屈从任何压力的。然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却没有当众表露不满。如果说这是一个谜的话，后来在吴冷西《忆毛主席》中，披露了真情。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道：我平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三篇是悼词。这三篇文章，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笔者：毛泽东一直认为过一次生日少活一岁，祝寿实际上是“促短”寿命）。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七十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
这篇讲话，无疑是毛泽东对待战时斯大林态度的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