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贠冬鸣
一个人的不朽，缘于后人的景仰。
关于名望，学者章诒和说道：“有学者把形形色色的名望，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天名望，如一个人占据着一定的位置，或拥有一定的财富和头衔以及血统等等。这些带来名望的东西，都独立于个人之外。一类是个人的名望完全是由自己来体现，靠长年累月积累而成。”从这种意义来讲，辛甫老两者兼而有之。
辛甫老淡出画坛已二十七个春秋，却仍在河北公众视线里洋溢着生命气息……
红色美术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河北美协”，或者说是政府美术官员的重要职能，是以绘画这一独特艺术门类来改造社会，进而影响底层民众奋发向上。不仅要全面清除旧社会遗留的糟粕，还力图创建一个崭新且红彤彤的社会结构。这一政治性的艺术活动，是与国家意志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意志高度一致的。它也从一方面巩固着新生的国家政权自身的社会基础，鼓舞民众投身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强劲发展。
在开国大典前夕，也是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的1949年7月2日，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大文化大军胜利会师于北平。辛甫老身作为来自解放区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弥散着硝烟的全部23期《冀南画报》，亦随着编者辛甫老一道，目睹了“诗人兴会更无前”的伟大历史转折。此次大会历时17天，会议“明确了今后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指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表现工农兵生活，为工农兵服务。”自此，直至“文革”开始的整整十七年，辛甫老一直不折不扣地实践着毛泽东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
巩固共和国新生的政权，势必要向民众宣传新的施政主张。在普遍文盲的乡村，张贴辅以国家方略的新年画，便是最快捷也是最佳的手段。辛甫老身体力行，创作诸多年画，如《一亩泉》《妈妈买来新花布》《劳动归来》《苹果丰收》《毛主席和青年农民谈话》等作品，有的还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而年画长卷《五公村全景》和山水画《建明公社图卷》（建明公社，其前身为穷棒子合作社。1952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在带头人王国藩的带动下，组成一个由二十三户贫雇农和三条驴腿组成的农业合作社。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有关王国藩合作社的按语和论述，并称穷棒子社系“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编著者注），就是在深入生活和写生基础上完成的。及至晚年，辛甫老仍保持画速写的习惯。日记曾记载：为重画《青纱帐赞》，到郊区西里公社高庄村写生，并取走高粱一棵。
无论是政权初定就任的省文联美术部长，稍后的省文教厅文化处美术科长，还是1953年至1956年供职的河北省美术工作室主任，其工作范畴都以上述职能为主线。为培养美术人才，他们先后在保定大慈阁举办三期全省美术培训班，每次为期一至俩月。后来当选第一届中国美协河北分会副主席的赵信芳和钟志宏先生，就出自该班。当时电影在农村尚属奢侈品，那么利用便捷经济的幻灯片，来推行党的方针政策又成为河北美术掌门人田辛甫的份内事。这举办美术培训班初衷之一。河北省专门建立供应社，可见画稿来源的窘况已迎刃而解。足见该班学员出道之快。
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当时称中国美协河分会，1993年更为现名。编著者注）第一次员代表大会，于1980年4月29日至5月2在石家庄市召开，推选田辛甫为主席，王怀琪、齐捷、赵信芳、费正、鲁艾（前期兼秘书长）、韩羽、钟志宏（1981年增补为兼秘书长）为副主席。
事实上，河北美协早已有之——1951年即成立河北省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委会，由田辛甫任筹委会主任。成员有张泊生、阎素、陈因、郭钧、刘振业、夏一平、慈旭、古守一、王祖植等。但该机构无经费无编制，亦无专职人员，只是空壳，无力开展正常活动。而辛甫老的本职工作，则是省文联美术部部长，主要职责，是大力抓年画创作和培养作者。河北画家古一舟（后调入北京。编著者注）荣获全国年画甲等奖，乃是辛甫老此项工作成果之一。时隔不久，辛甫老又履新职——省文教厅文化处美术科科长（后改为文化科）。筹委会尚未分娩，便在腹中夭折。翌年的1953年，辛甫老又被委以河北省美术工作室主任要职。此阶段的河北美术，只能划入党的喉舌层面。从学术角度评判，则是依附政治和服务性的，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美术的普遍现象。
1954年暑假过后，44岁的辛甫老以调干生身份，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直至1956年岁末。是年，河北画报社成立，辛甫老被任命为总编辑。但直到第二年春，《河北画报》才批设18人的编制，并开始筹备出刊，8月，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河北画报》创刊号出炉。自此，辛甫老主要职能便转到《河北画报》编辑出版上。1958年，因天津市划归河北省，省会迁至天津。辛甫老又随河北画报社举家迁至津门。此间，画报社与河北省美术工作者协会，一套人马两套用，仅仅是刻制了协会图章。1964年，再度筹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翌年更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很长时间，辛甫老乃空头主席。直至1964年初，才增设刘宏声为专职人员；翌年，美协专职人员调整为鲁艾。尽管如此，仍于1959年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河北省美术作品展览”，此后于1962年和1964年，隔两年举办全省性美术作品展览。期间，还组织两次全省数十位画家到各地旅行写生，并在结束后举办了展览。最为红火的活动，则是1965年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的盛况空前的“华北区年画、版画展览”。
期间，辛甫老当选第二届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委员，与会期间多次提交建立河北省美术展览馆和加强美术组织机构的提案。此间，《河北画报》更名《河北美术》，又于“文革”爆发前夜，恢复原刊名。因为《河北美术》作者队伍遍及全国，且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中国美术界有“第二《美术》（《美术》，中国美协机关刊物，当时亦是国内最权威美术杂志。编著者注）”之说。
自1966年《河北美术》停刊，1971年又重新筹备复刊，1972年正式发刊，此次更名为具有“文革”色彩的《河北工农兵画刊》。内容由中国画、油画、版画和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为主的期刊，变成以图片新闻为主的摄影类期刊，几乎彻底“改名换姓”。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只是由《河北工农兵画刊》更名为《河北画报》，再更名为《河北艺术》，以后又酿名《生活画报》并再次改为《河北画报》。其办刊宗旨，与创刊伊始已大相径庭。
1979年5月，辛甫老曾撰写回忆文章《沉痛悼念远千里同志》，追忆了蒙冤逝世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诗人远千里对《河北画报》以及更名的《河北美术》的鼎力支持：
……记得当时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不少省份都出版了以图片为主的大型开本画报。到1961年，因为某种原因，不少大型画报都先后停刊了。这时，在河北省委和远千里同志的大力关怀和领导下，为了保留这个美术园地、美术编辑和创作队伍。在这样具体情况下，将《河北画报》改为《河北美术》继续出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要提高刊物质量，适应我省广大的美术工作者和美术爱好者的需求。因此，改为《河北美术》后的特点有：1.美术理论文章增多了（括各个美术专业和民间艺术论文）；2.专业美术作的作品和艺术欣赏性作品增多了，减少了图片；3.物作者的范围扩大了。《河北画报》时期，作者队主要在省内。改为《河北美术》后，刊物质量和通美术理论文章对美术活动和创作的指导，作者队伍省内，扩大到省外……《河北美术》自1961年7月创刊到1964年12月，共出版36期（1965年改为双月刊《河北美术》到这时候，就有了“第二《美术》”称号……
字里行间，尽可窥见老人对该刊的深情，毕竟过十月怀胎的幸福与分娩的阵痛。而今“婴儿”又多任保姆哺育，虽长大成人却仅有血缘而形同陌路矣1981年7月8日，年逾古稀的辛甫老因被任命为“北画报社顾问”，屡次“上访”的原因，盖源于此
灰色时期
辛甫老的画，以情动人。而这种情，飘散着沁
的庄稼气息，观者似乎能听见嘎巴嘎巴的拔节声。作品取材的，大都是冀南寻常百姓家赖以糊口的庄稼如壮硕的玉米、高粱，金灿灿的麦田；以及农舍随可见的菜蔬，如冬瓜、丝瓜、南瓜、白菜和萝卜，有农家院落伸手可摘的仙桃、葡萄、柿子。农人松土施肥、浇灌，辛甫老依然。他不过是将这一谙熟麻的劳作过程，移至案头，移至具有渗透力的宣纸纸面从高粱地渐次走向画坛，较之从书斋的起步，固然少了书卷气而多了泥土气。这也是辛甫老绘画艺术显著特征。
辛甫老和近现代已故大家一样，同样经历过“师古”、“师自然”、“师心”的艺术阶段。论师承，他得白寿章和齐白石、李苦禅大师指授。不仅潜心研习虚谷、吴昌硕笔墨，在已出版的画集中，还曾有临摹虚谷作品的记载。“文革”期间，其年龄恰恰中国画家艺术创造的盛年。但运动伊始，辛甫老作为河北美术界的“走资派”，或者说是文艺黑线人物代表，先是被揪斗，旋即又被关进牛棚，又以执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罪名，遭多次批斗。不久，又被遣送到郊区参加高强度农业生产劳动。但辛甫老这位老革命，即使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大幅降薪，甚至一度仅发基本生活费，仍排遣痛楚潜心绘事。政治身份被划入另册，美术家的角色也随之边缘化，故辛甫老此间的艺术创造，完全是消遣性的。没有资格紧随毛泽东的文化“战略部署”，反倒成全了辛甫老的艺术掘进。期间，应友人王晓初之邀，为外贸出口绘制国画小品。在那个年月，他在作画送好友李运亨，竟然作如下题跋：“进前院后，满架瓜蒌，发家致富，农副兼顾。”
1974年，64岁的辛甫老再度被发配到河北汉沽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工资又降为文艺十级。因拒绝前往，又被扣发文艺十级20%工资。此间，间或参加保定地市美术活动，譬如，给美术青年举办中国画讲座、参加美术创作草图观摩会。逍遥中创作的系列作品《百花齐放》，为他复出后再度崛起画坛备足了“粮草”。
很多杰出美术家，在政治的特定绘画语境中，如鱼得水。譬如，曾获得全国年画甲等奖的古一舟而“文革”结束，迎来艺术家情感可自由奔泻的时光便一筹莫展乃至全面失语。辛甫老在50、60年代依然在创作版画和连环画的闲暇，挥毫泼墨。据知者告诉笔者，河北省会在天津时期，作为画报总编辛甫时常将办公室紧闭，偷偷在案头施彩泼墨。在个年月，花鸟画这一画种属于封资修产物，是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辛甫老的谨饬，可与此不无关联。
我想，这种潜意识的习惯，缘于早年白寿章先指授，不啻为吸食鸦片般难以戒除。这种下意识的性，成就了曾经的杰出版画家石鲁，也成就了年画连环画家田辛甫先生。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十七年辛甫老的见缝插针操弄笔墨，为他日后真正为河北美术领头人奠定了学术根基，也为其日后大意艺术大厦的构建，夯实了基础。
“文革”期间，有中国画参加的两次重要全国术作品展览。其一，为1972年5月23日在中国美馆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其二，为“庆祝中华人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时间1974年10月1日。还有一次规模很大的“全国中国画连环画作品展览”，展出地点都在中国美术馆。那年代，传播渠道除了中央的“两报一刊”，就是基党报。而唯一的专业期刊《美术》杂志的复刊则是1976年3月。辛甫老的新山水画《麦收颂》《丰收颂等力作，其艺术水准较之凭借讴歌祖国新貌讴歌革命圣地，而蜚声画坛的钱松岩先生并不逊色。倘若这些佳作及早面世，或者说在上述三次大型展览亮相，其影响将更为广泛。
同样为中国美协理事的钱松岩先生，解放前为了养家糊口，往返各地多所中小学校教书、卖画，仍难以维持一家生活。而辛甫老则抛家舍业，为民族独立而浴血疆场，随后又在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而钱松岩先生正因为笔下源源涌出《红岩》《梅园新村》《延安颂》《遵义会议旧址》，以及毛主席诗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和以样板戏唱词入画的《泰山顶上一青松》等一批革命题材力作，才确立画坛崇高地位，并因此成为“四人帮”猖獗时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而辛甫老经典作品《麦收颂》，仅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书画》以及地方媒体《河北画报》刊登；作品《胜似春光》入选级别平平的“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因此，其传播渠道的狭窄，以及艺术语境的陡变等等因素，都使得辛甫老声名未能更大范围远播。不仅是辛甫老的遗憾，更是河北画坛的遗憾。
以恩师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