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获得快乐
经济学家罗杰·巴伯森
每当我发现自己对眼前的景况感到沮丧时，我可以在1小时之内抛弃所有的烦恼，使自己成为一个高高兴兴的乐观者。
下面就是我的办法：
我走进书房，闭上眼睛，走向专放历史类书籍的书架前。我仍旧闭着眼睛，随手取出1本书——我根本不知道我拿的是普里斯科特写的《墨西哥征服史》，还是史东尼所著的《恺撒传》。我仍然把眼睛闭上，随便翻到1页。然后，我睁开眼睛，读上1个小时。我越往下读，就越能体会到这个世界总是痛苦不断，人类文明总是濒临毁灭的边缘。历史上充满了悲剧故事：战争、饥荒、穷困、瘟疫、惨无人道。
在读了1小时的历史书之后，我就会明白，即使是目前这么恶劣的情况，实际上也比以前好许多。这使我能够正视我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明白这个世界正在不断地进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上述方法值得用一整章来做特别介绍。读读历史吧，试着将你的眼光扩展到1000年以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将会发现，“你的”烦恼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
《撒哈拉之风》、《先知》的作者R·V·C·勃德莱
我于1918年离开我所熟悉的世界，前往非洲西北部，和阿拉伯人住在撒哈拉这个“阿拉的乐园”。我在那儿一待就是7年，掌握了那些游牧民族的语言。我穿着他们的服装，吃着他们的食物，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我成了羊群的主人，睡在阿拉伯人的帐篷里。同时我还研究了他们的宗教——事实上，我后来写了一本有关穆罕默德的书，书名为《先知》。
和这群流浪的牧羊人在一起的那7年，是我这一生中最安详、最满足的一段时间。
我的生活本来就多姿多彩，有过丰富的经历：我的父母是英国人，而我却出生在巴黎，在法国待过9年。后来，我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学院和皇家军事学院上学。然后，我以英国陆军军官的身份在印度待过6年，我在当地打马球、打猎，并到喜马拉雅山探险。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时，我被选派参加巴黎和会，当了一名助理军事武官。我在当地的所见所闻，令我深感震惊和失望。我在西方前线的4年战斗中，深信我们是为了维护人类文明而战。可是在巴黎和会上，我却亲眼目睹了自私自利的政客，是他们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导火线——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争夺土地，在各个国家之间制造仇恨，并再度掀起秘密外交的各种阴谋活动。
我开始厌倦战争，厌倦军队，并厌倦这个社会。我生命中第一次难以在夜晚入睡，对于我该从事哪种行业感到烦恼。好友利弗·乔治建议我从政当官，我考虑接受他的劝告，可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它改变了我后来的7年人生道路。这件事全发生在一次不到4分钟的谈话中——这次的谈话对象是“泰德”劳伦斯，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富浪漫色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曾同阿拉伯人一起住在沙漠里，他还建议我也这么做。起初，这个建议听起来十分荒诞奇异。
不过，我已经决定离开军队，所以必须再找一份工作。私人老板可不希望雇用像我这种从正规军队退伍的军官——尤其当时求职的人多如牛毛。所以我听了劳伦斯的建议，前去和阿拉伯人住在一起。
我很高兴我能这么做。因为他们教会我如何克服忧虑。他们相信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上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阿拉的圣言。因此，当《古兰经》上说“上帝创造了你，以及你所有的行为”时，他们也就完完全全地接受下来。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安详地生活，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也不发雷霆怒火的原因。他们知道，早已注定好的事情是早就注定好了的，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改变任何事情。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在面临灾难时只坐在那里发呆。
为了方便起见，我想把我住在撒哈拉时经历的一场炙热暴风的事情告诉大家。那场暴风连着刮了三天三夜，风势强劲而猛烈，甚至把撒哈拉的沙子吹到了法国的隆河河谷。那次的暴风酷热难耐，我觉得我的头发似乎全被烧焦了，喉咙又干又痛，我的眼睛热得发痛，嘴里全都是沙子。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玻璃厂的熔炉前，被折磨得几近疯狂，但还勉强保持着清醒。不过这些阿拉伯人并不抱怨，他们只是耸耸肩膀说：“麦克托伯！”
暴风过后，他们立即行动开来，杀所有的小羊羔，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小羊反正都不能活下去了，同时杀死小羊还可以挽救母羊。在杀死小羊之后，他们就把羊群赶到南方喝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分冷静的状态下完成的，他们对于自己的损失没有任何忧虑、抱怨或哀伤。一位部落酋长说：“这还算不错的。我们本来也许会损失拥有的一切，但是感谢上帝，我们还留下了40%的羊群，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我们乘车横越大沙漠时，有一只汽车轮胎爆裂，而且司机又忘了带备用胎，所以我们的汽车只剩下三只轮胎。我又急又怒，烦躁不已，问那些阿拉伯人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对我说，着急也无济于事，只会让人觉得更加燥热。他们说，车胎爆裂是上帝的意思，别无办法可想。于是，我们就靠三只轮胎又开始往前走，没过多久，车又停了下来——原来汽油没有了。但酋长只说了一声：“麦克托伯！”他们并没有对司机所带的汽油不足而向他大声怒吼，反而保持冷静。后来，我们只好徒步到达目的地，一路上高歌不停。
我和阿拉伯人住在一起的7年时间，使我相信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精神错乱、疯狂和酗酒，都是由于我们所讲的那种匆忙、烦扰的文明生活所导致的。
只要我住在撒哈拉，我就不会有烦恼。我在这个“阿拉的乐园”找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和肉体上的健康，而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努力寻找却难以找到的东西。
许多人讥笑宿命论。也许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是又有谁知道呢？但是，我们大家一定可以从许多事情上看得出来，我们的命运是早已经注定了的。例如，如果我不在1919年8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和“阿拉伯的劳伦斯”交谈3分钟，那么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也许将完全不同。现在我回顾过去，发现我的生活一直受到许多我无法控制的事情的影响。阿拉伯人认为，这就是“吉斯米特”——阿拉的意旨。你可以按照你的方法来称呼它。它对你的确存在奇异的影响。我只知道，在我离开撒哈拉17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保持着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生活乐趣：愉快地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人生哲理，可以说比服用上千支镇静剂还能安抚我的紧张和不安。
也许你和我都不愿成为宿命论者。但当猛烈而酷热的狂风吹进我们的生活中，而我们又无法躲避时，那么我们不妨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然后再收拾残局也不迟。
克服自卑的心理
美国参议员艾玛·汤玛斯
在我16岁时，经常遭受烦恼、恐惧、自卑的折磨。当时我的身高相对我的年龄来说，实在是太高了，但我却瘦得像竹竿一样。我身高6.2英尺，而体重只有180磅。虽然我长得这么高，但身体却很瘦弱，一直都不能和其他小男孩在棒球场或田径场上竞争。他们嘲笑我，叫我“瘦竹竿”。为此我十分忧愁，非常自卑，几乎不敢见人。而我确实也很少与人见面，因为我们的农庄离公路很远，四周全都是茂密的树林。我们的住处离公路有半里远，所以我经常是一连七八天都看不到任何陌生人，见到的只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如果我完全被动地让这些烦恼和恐惧打击我，那我可能终生都是一个无用的人。每一天的每一小时，我总是在忧虑自己那高瘦虚弱的身体。我为此而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我的忧虑与恐惧如此严重，以至于难以描述。我母亲知道了我的感觉——她曾经当过学校老师——所以她对我说：“孩子，你应该去接受高等教育。你应该靠你的大脑生活，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好。”
由于我父母没有能力送我去读大学，因此我知道自己必须努力奋斗。有一年冬天，我去打猎。我独立铺设陷阱，捕捉负鼠、臭鼬、貂和浣熊。到了春天，我卖掉这些兽皮，得到了4美元，然后用那些钱买了两头小猪。我先用流质饲料喂养小猪，然后改用玉米。第二年秋天，我卖掉两只猪，得到了40美元。我带了这笔钱，到位于印第安纳州丹维市的中央师范学院。我每周的伙食费是1.4美元，房租每星期是0.5美元。我身上穿的是母亲给我缝制的棕色衬衫。我也有一套西装，不过这本来是父亲的——父亲的衣服我穿不合身。我脚上穿的那双鞋也是父亲的，同样不合适——那种鞋子两侧有松紧带，你一拉紧它们就松开，但是父亲那双鞋的松紧带早就没了弹性，加上前端又很宽松，因此我一走起路来，鞋子就会从我脚上掉下来。我觉得很难堪，不敢和其他学生往来，所以独自一人关在房里看书。当时我最大的欲望，就是有能力买一些衣服，既合我身材，也不会使我感到羞耻。
没过多久，发生了几件事，它们使我克服了忧虑和自卑感。其中一件事不仅给了我勇气、希望和信心，还完全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我简单描述一下这几件事。
第一件：在我进入师范学院8个星期之后，我参加了一项考试，获得一份“三等奖”，这样我就可以在乡村公立学校教书。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份证书的期限只有6个月，但它可以使别人对我有信心——这是除了我母亲之外，第一次有人对我产生信心。
第二件：一所位于“快乐谷”的乡村学校的董事会聘请了我，我每天的薪水是2美元，月薪40美元。这表明有人对我更具信心了。
第三件：在我领到第一份薪水之后，我从商店里买了衣服，穿上它们之后，我不再觉得羞耻。如果现在有人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像当初花几美元买那些衣服那么兴奋。
第四件：我生命中真正的转折点——我克服忧愁和自卑的第一次大胜利，发生在印第安纳州班桥镇每年举行一次的“普特南郡博览会”上。我母亲鼓励我参加一项将在博览会上举行的演讲赛。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幻想。我甚至没有勇气当着一个人的面谈话，更不用说面对一群观众了。但我母亲对我的信心，几乎令人心酸——她对我的前途有很大的期望，她是为她的儿子而活的。她的信心使我决定参加比赛。
我选择了我唯一有资格演讲的题目——《美国的自由艺术》。老实说，我刚开始准备这次演讲稿时，并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艺术。不过，因为我的听众们也不懂这些，所以我将我那份辞藻华丽的演讲词全部默记下来，并对着树木和牛练习了不下一百遍。由于我想在我母亲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因此我一定是带着深厚的感情作那次演说的——不管如何，我获得了第一名。
我不禁呆了！听众中间响起一片欢呼。而那些曾讥笑我、称我为“瘦竹竿”的男孩子，现在却拍着我的背说：“艾玛，我早知道你能行。”我母亲拉着我，高兴得哭了起来。
现在我回顾过去时，可以看出，我那次演讲比赛获胜，是我人生当中的转折点。当地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报导，预言我前途无量。
在那次比赛中获胜，使我在当地声名鹊起，我成为人尽皆知的人物。而最重要的是，这件事使我的信心增加了上千倍。现在我很清楚，如果我不是在那次比赛中获胜，恐怕我一辈子也进不了美国参议院，因为这件事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明白自己具有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潜在能力——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在那场演讲比赛中得到的第一名奖品，是中央师范学院1年的奖学金。
那时，我渴望多学一点东西。因此，在以后的1896年～1900年4年当中，我把我的时间分为教和学两部分。为了支付我在迪保大学的费用，我曾在餐馆当过服务员，看过锅炉，剪过草，当过记账员，暑假还去麦田和玉米田工作，并在公路上挑石子修路。
在1896年，当时我只有19岁，但我已作了28次演说，呼吁人们投票选威廉·杰宁斯·布利恩当总统。为布利恩竞选拉选票的经历，使我产生了从政的兴趣。因此，在我进入迪保大学之后，就选修法律和公开演说两门课程。在1899年，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和巴特勒学院的辩论赛，这次比赛在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举行，辩论题目是《美国参议员是否应由大众选举》。另外，我又在一场演讲比赛中获胜，成为班刊和校刊的总编辑。
从迪保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我在柯累斯·葛里黎的建议之下，去了西南方。我来到一个新地方俄克拉荷马。当基俄格、康曼奇、阿帕奇的印第安人保留区公开放领之后，我也申请到一块土地，并在俄克拉荷马的罗顿市开设了一家法律事务所。我在州参议院干了13年，在州下议院干了4年。在我50岁那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大愿望：从俄克拉荷马州被选入美国参议院。从1927年3月4日起，我一直担任该职。自从俄克拉荷马和印第安区合并成为俄克拉荷马州之后，我一直获得了该州自由党的光荣提名——先是进入州参议院，然后进入州议会，最后进入美国议院。
我之所以讲这些往事，并不是在炫耀我的成就。如果我真有这种用意，大概人们不会产生兴趣。我这样做只是希望给那些目前受烦恼和自卑感所苦的可怜小伙子们增添一些勇气和自信心。想当初，在我穿着父亲的那身旧衣服，以及那双几乎要脱落的鞋子时，那种难以言表的烦恼和羞怯，以及自卑，几乎毁了我。
编者注：有件事十分有趣，艾玛·汤玛斯在年轻时，因为衣服不合身而大为苦恼，但他后来却被选为美国参议院着装最佳先生。
——戴尔·卡耐基
从艰苦中受益
陶乐丝·迪克斯
我曾经历过极其严峻的贫困和疾病。有人问我是如何度过那些难关的，我总是回答说：“我既然已经度过昨天，今天也不会难熬，我不会让自己去猜想明天将发生什么事。”
我深知什么是需要、奋斗、焦虑和失望。我经常会以超乎自己的能力拼命地工作。我回顾自己以前的生活，觉得像是一个战场，它充满了破灭的梦想、残败的希望和残缺的幻想。在那场战斗中，我的获胜机会非常小，经过一场战斗，我全身是伤，手脚残缺，显得苍老了许多。然而，我没有为自己哀怜，也不为过去的烦恼而哭泣，也不嫉妒那些不曾遭遇我这些苦难的幸运女性。因为我确实生活过了，而她们只是一种简单的存在。我已饮尽了生活的苦酒，而她们只是尝到上面的一层泡沫。我所经历的一些事，她们一辈子也不会理解。我经历过她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只有泪水洗净了眼睛的妇人，视野才能开阔。
我从这种困苦的环境中，学到了一些宝贵的生活哲学，而这是那些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女人所学不到的。我学会了珍惜每一天，不必因为担心明天的来到而自寻烦恼。恐惧只会令人懦弱。我将恐惧感从自己身上排除出去，因为经验告诉我，当我害怕的那一刻来临时，我自然而然地会滋生勇气和智慧去应对它。那些小的不愉快不再对我有任何影响。当你经历过这种极度的不幸之后，即使是仆人服侍不周，或者是厨师弄坏了一锅汤，你也不会再恼怒了。
我已经学会不要对人期望太高，因此当有朋友对我不忠，或是有人说我的坏话时，我也不会介意，仍然乐于和他们交往。除此之外，我还学会了运用幽默，因为让我哭笑不得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当一个女人遇到烦恼时，如果能不焦急，反而能变不利为有利，那么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任何不幸可以伤害她的心了。
对于遭遇那么多的困难和艰苦，我并不觉得遗憾，因为通过这些东西，我可以彻底接触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这已经值得我为之付出一切代价了。
勇于面对现实
C·F·穆勒公司工厂主任吉姆·勃德索
当我17年前，在弗吉尼亚州的布莱克斯堡军事学院上学时，是人人皆知的“弗吉尼亚烦恼大王”。我的烦恼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经常生病。事实上，由于我常常生病，所以学校的医院经常为我保留一张病床。每当护士看到我又上门时，就会立即跑上前来为我注射一针。
我对任何事情都很烦恼。有时我甚至会忘了自己究竟在烦恼什么。我会担心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学校开除，我的物理学和其他科目考试不及格，我知道我的平均分必须维持在75～84分之间。我还担心我的健康：急性消化不良、失眠。我担心我的财务状况。我还会因为不能经常买礼物送给我的女朋友，或是带她去跳舞而烦恼。我担心她会嫁给另外一位军校学生。我整天整夜地担心，因此日益消瘦。
在绝望之下，我向杜克·巴德教授倾诉了我的烦恼。巴德教授是企业管理学教授。
在我去见巴德教授的那15分钟，对我的健康及幸福的帮助远远要超过我在大学4年所学的一切。“吉姆，”他对我说，“你应该坐下来，面对现实。如果你能把你用于烦恼的一半时间和精力，用于解决你的问题，那么你将不会再有烦恼。而你以前只学会烦恼这一项不良习惯。”
他为我订了三项规则，来帮我消除烦恼。
第一，正确查明烦恼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第二，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
第三，立刻进行一些建设性的行动，以解决问题。
在这次会谈之后，我拟定了一些积极的计划。我不再因为物理考试的不及格而烦恼，而是反问自己为什么会不及格。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天资愚笨，因为当时我已经当上了校刊的总编辑。
我发现我之所以不能通过物理考试，是因为我对这门功课没有什么兴趣。而我之所以对它不感兴趣，是因为我认为对我将来从事工业工程师来说，它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我现在的态度改变了。我告诉自己：“如果学院要求我们通过物理考试才能取得学位，我怎么能对他们的智慧产生怀疑呢？”
所以，我又埋头研究起物理学来。这一次我通过了考试，因为我不再花时间去想物理多么多么的困难，改而专心致志地学习。
我还以打工的方式——例如在舞会上推销果汁——解决了我的经济困难。同时我又向父亲贷款，毕业后不久就还清了贷款。
我还解决了我的爱情难题：我向自己所爱的女子求婚——我当初很担心她会移情别嫁。现在她已是吉姆·勃德索夫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我当时的问题在于不愿去寻找烦恼的原因，并勇敢地面对它们。
我曾是“烦恼大王”
国家搪瓷与打印机公司南加州代表泰德·艾利克森
我以前是个糟透了的“烦恼大王”。不过，现在情况可不同了。在1942年夏天，我有过一次经历，它使我的忧虑烦恼全部消失了——我希望今后也能永远如此。那次的经历，使我所有的烦恼在相比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
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能在阿拉斯加的一艘渔船上工作一个夏天。因此，在1942年夏天，我签约之后，上了阿拉斯加科地亚克的一艘长32英尺的鲑鱼拖网渔船工作。这艘船上只有3名船员：船长负责督导，另外一个副手协助船长，剩下那一个则是日常打杂的水手，这通常都由北欧人担任，而我正好是北欧人。
由于用拖网捕捞鲑鱼必须配合潮汐进行，因此我经常要连续工作24小时。有一次，我这样工作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我干的是其他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洗甲板、保养机器、在小船舱里用一个烧木材的小炉子做饭。小船舱里马达的热气和恶臭令我作呕。我还要修船，把鲑鱼从我们的船抛到另一艘小船，将它们送去制成罐头。尽管我穿着长筒胶鞋，但两脚总是湿漉漉的。我的胶鞋里面经常有水，但我却没有时间倒水。
但上述这些工作跟我的主要工作比起来，只能算是游戏。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所谓的“拉网”——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你只需站在船尾，把渔网的浮标和边线拉上来即可。我的工作就是这些。但是，由于渔网太重了，当我想把它拉上来时，它却怎么也拉不动。我本想把渔网拉上来，但实际上却把船给拉了下去。由于渔网拉不动，我只好用尽全力，沿路拖住不放。我这样做了好几个星期，累得浑身酸痛，而且一连痛了好几个月。
最后，当我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时，我就在一个临时拼成的柜子上放好我那潮湿的被褥，倒头就睡。我浑身上下无处不疼，但我却睡得烂熟，像服用了安眠药一样——其实，极度的劳累就是我的安眠药。
我很高兴当初能吃那些苦头，因为它们使我不再烦恼。现在，如果我遭遇了困难，我不会再烦恼，我会反问自己：“艾利克森，还有什么会比拖网更辛苦的吗？”我总是回答说：“不，没有事情会比它更辛苦！”于是，我振作起来，勇敢地接受这项挑战。
我认为，偶尔体验一下痛苦的经历是件好事。我很高兴自己能做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它使得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在这种比较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