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为何会发生？为此问题寻找正确的答案，成为今天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重大任务。
歌德曾经说：“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同样的道理，要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就必须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作全面深入的检讨。正如柏金斯所言，中国的现在是中国过去的延续；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的历史依然映照着中国的今天，“过去”的影子可以见诸众多方面。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
一、“脱亚入欧”：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
在过去一千年中，江南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江南也一直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保留了最为丰富的经济史文献。因此之故，江南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拥有特别的地位，同时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江南是研究最深入的地区。中国经济史中许多有影响的理论模式都来自江南经济史研究，或者以江南经济史研究作为这些理论的主要的经验研究基础。江南的情况往往被当作中国的“典型”或者“代表”，从中得出相关的理论模式。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江南”地区，通常指的是长江三角洲。但是对于长江三角洲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则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即我过去界定的“江南”的范围，大体包括东起今天的上海、西北至南京和西南至杭州的三角形地区。而晚近政府规划部门、经济学界和媒体所说的长江三角洲为广义的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南通、绍兴、常州、台州、嘉兴、扬州、镇江、泰州、湖州和舟山16个“市”（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范围比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大得多。大致而言，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可以说是广义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而广义的长江三角洲则是狭义的长江三角洲的放大。由于今天的经济统计多以广义的长江三角洲为单位，因此本文所说的江南地区也指的是广义的长江三角洲，而非我过去所界定的狭义的长江三角洲。
依照2002年的数字，江南地区面积大约为10万平方公里，实际居住人口为8228万；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823人，为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江南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达52.63%，并拥有上海、南京、杭州三个特大城市和苏州、无锡、宁波等大城市。
至少从宋代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尽管如此，在1979年经济改革以前，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国家。在1979年后的30年（特别是在1992年以来的近20年）中，江南经济发展迅猛。到了今天，尽管这个地区的面积和人口仅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和5.9%，但其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到全国的17.8%，高达8786亿美元，而1978年仅为443亿美元，1992年也仅为654亿美元。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江南扮演着领头的角色。
由于这个超高速增长，江南与西欧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在过去20年中迅速缩小。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江南1978年为大约1200美元，不到当年法国（9424美元）的1/8或者英国（5727美元）的1/5，仅及西欧最穷的国家葡萄牙（2349美元）的一半。然而到了2009年，江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上升到11600美元（依照官方汇率计算），比1978年几乎增加了十倍。由于西方经济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对西方主要货币的实际汇率被严重低估，因此依照官方汇率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通常也被认为估计过低。为了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国际上通常使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来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使用PPP方法计算2009年江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出的结果是为21190美元，相当于当年英国（352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0%，法国（32800美元）的65%，而与葡萄牙（21800美元）持平，而大大高于新近加入欧盟的匈牙利（18600美元）和波兰（17900美元），以及前世界超级大国俄罗斯（15100美元）。换言之，江南与西欧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呈现出了“江南紧追西欧”的情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江南的经济成长还保持着10%上下的速度，而西欧经济则还将长期低速成长甚至出现停滞。因此，江南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赶上英法等西欧主要国家，并非可望而不可即之事。
作为这个“赶超西欧”的经济奇迹的一个表现，江南的经济中心上海，也正在成为世界新的经济中心之一。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海港，但就港口货物吞吐量而言，1980年上海在世界各海港中仅名列第160位，但是自2006年起，已稳居世界第一的宝座。在1979年以前，上海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但是最近20年中，上海金融业发展迅猛，在国际金融业中的地位也迅速提升，以致张五常等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在未来几年中，上海将发展成为与纽约、伦敦鼎足而三的国际金融中心。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到了今天，江南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正在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换言之，正在实现先辈们“脱亚入欧”的梦想。
二、造就江南经济奇迹的因素
造就今日江南经济奇迹的因素，当然很多。按照一般的看法，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1979年的经济改革、外资与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大量引进等。这些因素确实极为重要，倘若缺乏其中任何之一，江南的经济奇迹都不可能发生。但是，仅只是这些因素，尚不足以解释江南经济奇迹的发生，因为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江南，而且也存在于全国许多地区。事实上，在1992年以前，江南之外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广东和福建，从这些因素中受惠比江南更多。广东和福建不仅享有更为优惠的政策以及在吸引外资方面更为有利的地缘优势，而且上交给中央财政的税款也远低于江南，从而拥有相对较多的资源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相对而言，江南在上述方面与中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处于颇为不利的地位。由于江南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地，中央政府对江南经济的控制也最为严格。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策者也不愿把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作为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改革开放的实验之地。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江南地区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远比广东和福建慢，外资及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引进规模也远比广东和福建小。因此之故，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江南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低于全国平均速度。与广东和福建相比，差距就更大了。特别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人口与江南大体相当，面积则比江南大得多，自然资源也更为丰富。由于广东享有更优惠的政策和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因此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江南。但是到了1992年以后，江南获得了与广东、福建相似的政策，于是江南的经济表现即超过了广东、福建和中国其他地区。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江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广东多出50%～60%。由这个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造就今日江南的经济奇迹的，不只是上述因素。
当然，1979年的经济改革（就江南来说，特别是1992年的进一步改革）是导致今日江南经济奇迹的直接原因或触发点。没有这些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奇迹。然而，从学理上来说，究竟什么是改革的要义？雷蒙徳·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关键词——文化和社会的词汇表》（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指出，“改革”一词，在早期大部分的用法里，意为“恢复原来的形状”以及“制造一个新的形状”，以“将某事物变得更好”或“恢复较早、较不腐败的状态”。约翰·奎金（John Quiggin）对此进行诠释说：“从18世纪到1970年代，改革一词通常用来形容温和左派所青睐的政策，一方面反对革命的鼓吹者，另一方面则反对保守和反动的鼓吹者。自1970年代到20世纪末，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政策变化转了向，但是改革一词仍然继续在使用，尽管其所描绘的政策包括废除先前的改革”。
上述解释颇为符合江南的实际。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否定了以往的历次改革中所推行的合作化、公社化、集体化、国有化、计划经济、城乡隔离、自给自足等政策，因为事实证明这些政策严重阻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在1979年以前的30年中的江南，传统的家庭农业和私营工商业被视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加以铲除，代之以“先进”的集体农业和集体及国营工商业，对外贸易也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强调的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但是到了1979年以后，家庭农业得到恢复，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逐渐消除，对外贸易也受到鼓励，出现了一种被某些人士视为“倒退”的情况。然后这种“倒退”的结果，是江南经济一改1979年以前长期的停滞不前的状况，出现了高速增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江南的经济奇迹，是在新的条件下，把传统经济中有效的因素加以利用的结果。
简言之，由于拥有长期而发达的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经历，江南比中国其他地区更适应近代经济成长。1979年的经济改革给了江南一个机会，于是江南所蕴藏的潜力就得以释放，导致了江南经济奇迹的发生。这个奇迹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也证实了马克思的话：“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由于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在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任凭人们凭主观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
然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以往对造就中国以及江南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的探索中，却被学界的传统看法所屏蔽。
三、西方中心论框架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
本文中所说的“近代早期”，大致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终于清道光末年，即大约自1550年至1850年的三个世纪。之所以作这样的划定，主要原因是就江南而言，这三个世纪是近代经济最早出现的时期。同时，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离不开与西欧进行比较，而在西欧这个时期（the early modern times）也是近代经济出现的时期。因此之故，我们用“近代早期”这个名词。
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没有变化的“木乃伊式的国家”。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重大变化。此时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并未停滞，相反倒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这种理论很快成为学界的主流看法，并且又衍生出“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制”等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如果没有外力（即西方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介入，中国仍然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越南战争后，西方出现了“近代早期中国”论，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在明清时期不仅出现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西方在近代早期出现的变化颇为相似。在我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虽然政治观点和学术取向与西方史学有巨大差异，但是在对于过去几百年中国经济状况的整体看法上，却与西方主流观点颇为一致，即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已限于停滞甚至衰落，到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强调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有颇大发展，而且这个发展并非西方“冲击”所导致的“回应”。换言之，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动力在内部，按照其发展逻辑走下去，中国经济将来一定会走上与西方相似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之路。
“资本主义萌芽”论与西方的“近代中国”论彼此颇有类似之处，它们比起过去形形色色的“明清停滞”论，无疑是大大向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两种理论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中国（特别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并未自行出现近代工业化，从而发展成为与西欧相似的近代经济。研究者们将未能如此归咎于各种内外因素，例如明清国家专制而腐败，不仅未采取措施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打压工商业的发展；统治阶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剥削残酷，占有他们全部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并将剥削所得全部用于挥霍靡费而非扩大社会再生产；明清中国的法律制度不保障产权；儒家价值体系和教育制度抑制发明创造精神；明清（特别是清代）人口暴增，导致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明清中国不可能出现近代经济成长，即使曾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必定夭折或者永远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和“近代早期中国”论反对先前的“中国停滞论”，结论依然与后者并无大异，都证实了黑格尔的看法：中国处于“世界精神”之外，不可能出现近代经济发展。在这些理论的构建方面，江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理论主要依据的是江南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换言之，江南经济史研究是这些理论的主要实证研究基础。
然而，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存在以下重大的问题。
首先，这些理论的基石都是西欧中心论。这种西欧中心论实际上是把西北欧一些国家（主要是英国）的经历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正常”模式（有人将其称为“斯密—马克思模式”），并把资本主义视为近代以前经济演变的最终归宿。将这种西欧中心论用作江南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构架，导致了诸多问题。例如，新近的研究已经证明，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中，工业革命绝非普遍现象。相反，在这些地区中，大多数地区的发展方向，更加类似荷兰和江南的经历所体现的方向。事实上不仅英国的经历绝非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常”模式。持有西欧中心史观的学者，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江南经济史中“应当发生什么”，而较少真正关心江南经济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建立在“斯密—马克思模式”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构架，对于江南经济史研究来说并无很大意义，因为在江南，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很晚，而且是外源性的。
其次，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由于研究的结论已经事先被确定，学者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理论的实证基础是以往对于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其中一些关键性的结论，如技术停滞、制度僵化、人口危机、国家和统治阶级竭力阻碍经济发展等，导致了明清中国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不可能出现近代经济成长。然而，这些看法并未得到充分的证实，有些甚至只是一种“神话”，而新近的研究表明其中许多是不能成立的。由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说，上述理论构架限制了江南经济史研究，使得江南经济史研究建立在许多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
因为理论基石和实证依据都有问题，因此这些理论的可靠性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往在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些“定论”正在被动摇。例如，以往居于主流地位的“宋代高峰论”后来已逐渐被摒弃，现在我国经济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大大超过宋代，达到更高的水平。这些新的看法的提出，也使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检讨明清江南经济的状况和特点的工作更加有必要。
四、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
上述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各种理论，一直是国际（包括中国）学界关于明清中国（特别是江南）社会经济的主流看法。但是自1970年代以来，这些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这些学者通过他们在不同领域里的研究，明确地指出：不能以欧洲的经验为出发点来看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历史）。他们也推翻了以往学界对明清中国的许多看法，指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并未停滞、国家作了不少努力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社会福利（例如鼓励农业、兴修水利、放宽对工商业的限制、维持国内正常的贸易秩序、消除国内贸易障碍、保障人民基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赈灾、减免赋税等），这些举措导致了工商业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机制变得更加有效，人民生活水平有相当的提高，教育日益普及，社会流动加强，社会也变得更加平等，等等。
到了1990年代后期，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兴起，对以往的主流看法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属于该学派的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在人口史、社会史、经济史等不同的领域中，对近代早期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看法的新视角，使得我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特别是看待近代早期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他们的观点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目前正在兴起的挑战先前由西方支配的“世界史”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史观的重要内容。由于加州学派的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书中，因此“大分流”也就成为了加州学派观点的代表。
加州学派指出：在近代早期，中国（主要是江南）与西欧之间，在人口行为、劳动生产率、生活水平等方面，差别并不如过去所想象的那么大。用《大分流》中的话来说，在18世纪，欧亚大陆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核心区，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日本的关东平原、西北欧的英国和尼德兰、印度次大陆的古吉拉特等，它们共同拥有某些重要的特征（例如相对自由的市场、普遍的手工业、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而这些特征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某种形式的近代经济成长，彼此的经济发展水平在1800年前后也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但是自此之后，一个“大分流”出现了，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走到了前头，而其他地区则落到了后面。像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虽然未能出现工业革命，但还是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为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近代经济成长做了更好的准备。
对于江南经济史来说，上述观点使江南经济史研究得以摆脱以往的西欧中心论的束缚，从而避免了把江南的实际削足适履地塞入西欧历史经验的模式之中，为江南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
上述观点的基础，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的新成果，这些成果推翻了以往理论赖以建立的许多前提，并揭示了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真实状况。近来的研究已证实，明清中国人口增长并不比同期西北欧人口增长快，由此而言，以往的“清代人口暴增”之说根本不存在；明清中国在技术与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进步，劳动生产率也有相当的提高；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地租和贷款利率大大低于以往所认为的水平，并未成为经济成长的严重障碍；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相当的提高，可与当时的西欧富裕国家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扮演的角色，并非都是负面的，在许多方面是积极的；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人均赋税所在的水平很低；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人口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都在加强，在一些方面比同时期的西欧更加进步；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国内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导致了全国市场的出现与发展；等等。而在所有上述这些方面，江南都表现得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好。
以这些更加可靠的研究为基础，学界也作出了更加可信的中西比较。一个最新的研究是我与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新近完成的19世纪初期江南与荷兰的经济的比较。这两个地区都属于近代早期欧亚大陆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直到19世纪，这两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高。荷兰虽然已经落后于英国，但是其人均GDP依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江南也尽管落后于日本，但是其人均GDP也仍旧高于日本之外的任何亚洲地区。
正如德·弗理斯（De Vries）和范·德·伍德（van der Woude）在其《第一个近代经济：荷兰经济的成功、失败与坚持，1500—1815》（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1500—1815）一书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在1815年以前很久，荷兰的经济就已是“近代经济”了。
对于什么是“近代经济”（modern economy），学界一向有不同的理解。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的看法是“近代经济”不必具有20世纪工业经济的外观，而是包含了那些使得上述外观成为可能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中最重要者如下：
●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市场，都相当自由和普遍；
●农业生产率：足以支持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从而使得意义深远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
●国家：其决策和执行都关注产权、自由流动和契约合同，但同时对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的物质条件则漠不关心；
●技术与组织：一定水平的技术和组织，能够胜任持续的发展和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以维持市场导向的消费行为。
他们接着指出：在用近代经济概念分析一个历史上的经济并将其与其他的近代经济进行富有成果的比较时，上述特征是很必要的。这些特征可能也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或者地区，但是荷兰经济由于其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和在建立经济近代性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因此可以称为第一个近代经济。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荷兰不仅是欧洲的商品集散地，而且也有最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之故，麦迪森称荷兰为“领先国家”，最为接近当时欧洲的技术前缘，并为决定这个技术前缘做了最多的贡献。直到18世纪末，它的这种地位才被英国取代。
自1400年以来，荷兰经济成长在欧洲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自1579年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之后，荷兰更进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创造出了经济史上的“荷兰奇迹”。史密茨（Jan。Pieter Smits）、德·荣（Herman de Jong）和范·阿克（Bart van Ark）认为17世纪的荷兰在生产率和技术上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麦迪森则指出自1400—1700年间，荷兰的人均收入增长领先于欧洲各地，而自1600年至1820年，荷兰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是欧洲最高的。这个经济发展，使得荷兰经济已转型为“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然而，与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近代经济不同，荷兰的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之上的，正如德·弗理斯所说：“从一种国际视野来看，荷兰的经历表明：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依然继续依靠前近代的、农村/农业的技术，以根据其经济环境调节其人口”。这种依靠前近代技术的近代经济，也就是我在拙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中所说的那种“早期工业化”的经济。
与荷兰相似，自16世纪后期开始，江南经济日益商业化，城市化水平也明显提高。到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也已发展成为“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所归纳出来的“近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在16世纪以来的江南也表现得很明显。由于近代早期江南与荷兰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众多的相似，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的说法把1500—1815年的荷兰经济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把同时期的江南经济也同样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之一。
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19世纪中叶，西欧发达国家人士来到江南时，并未将其视为一个落后的地方。例如1845年法国政府派遣拉萼尼（Lagrené）使团来华，其中有丝织业代表耶德（Isidore Hedde）。他游历苏州之后，称之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并说：“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特别是苏州更是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魅惑人的东西应有尽有。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这里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这里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的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这个评语是来自当时西欧发达国家的观察家对江南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表明了江南经济绝非一种与西欧近代经济截然不同的落后经济。
在19世纪初期，江南与西欧先进国家荷兰的经济的相似性如此明显，因此完全有理由说此时的江南经济也是一个“近代经济”。江南和荷兰都未能自行发生工业革命，但是后来荷兰逐渐追赶了上来，而江南在20世纪最后30年也出现了快速的追赶。本文前文所说的江南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脱亚入欧”或者说与西欧的“大合流”，正是这种追赶的结果。先前的“大分流”，对于解释后来的“大合流”为何会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五、从昔日的“大分流”到今日“大合流”
如前所述，在江南与西欧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三个世纪以前出现了“大分流”，而今天则又出现了“大合流”。要把这个“大分流”和“大合流”联系起来，关键是说明什么是近代经济成长。
关于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主要种类和变化，费维恺从理论上作了总结。他认为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有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斯密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成长（growth a la Kuznetz或the Kuznetsian growth）三种。广泛性成长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斯密成长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库兹涅茨成长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就中国历史上的情况而言，广泛性成长是宋代以前的主要经济成长方式，斯密成长出现于宋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至于库兹涅茨成长，则是到19世纪后期才在中国少数地区开始出现。
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成长转变的过程中，江南走在最前面。国内大多数明清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到了明代后期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我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同意“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江南经济在明代后期（大体上是嘉靖中期到崇祯初期）出现了一系列由商业化推动的重要的变化。商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正是斯密成长。斯密成长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包括生产过程的分工与专业化，以及生产的地域分工与专业化），而这种分工与专业化一直要到明代后期在江南才变得比较明显，而且成为此后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换言之，只有到了此时，斯密成长才成为江南经济成长的主要方式。
斯密成长和库兹涅茨成长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方式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
第一，这两种经济成长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在上述三种经济成长方式中，广泛性成长是外延性扩大，主要通过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数量的增加，因此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斯密成长和库兹涅茨成长都有内涵性扩大，不仅有总量的增加，而且还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成长和库兹涅茨成长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方式。
第二，虽然斯密成长和库兹涅茨成长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但是二者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斯密成长依赖的是近代以前的和农村为主的机制和技术，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而库兹涅茨成长则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的基础之上。由于这两种成长方式在上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许多学者不承认以斯密成长为动力的经济也是近代经济。
第三，由斯密成长所导致的早期的近代经济不会自发地引起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只能由库兹涅茨成长导致。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那种早期的近代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即使是英国，如果没有另外的条件，亚当·斯密时代的工业发展也并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因为斯密成长和库兹涅茨成长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之间无必然联系，因此并非所有经历了斯密成长的地区都会出现库兹涅茨成长，反过来说，一个地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成长，但却可能成功地经历了斯密成长。
第四，从历史上来看，库兹涅茨成长首先出现于英国，尔后传播到西欧其他地方和北美，资本主义也同时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而在西欧（及北美）以外的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一直是斯密成长，但是并未有资本主义相伴，江南就属于这样的地区。库兹涅茨成长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架构，在研究江南经济史方面并无很大意义，因为在江南，库兹涅茨成长和真正的资本主义是很迟才从外部引进的。
然而，尽管斯密成长和库兹涅茨成长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仍然有某些关联，因为二者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某些“经济近代性”（economic modernity）同样存在于这两种近代经济中。从近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济现代性”表现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这里，姑列举市场、人力资源、经济结构等几个方面以言之。
第一，斯密成长将会导致一个整合的和功能完好的全国市场，而这个市场对于库兹涅茨成长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库兹涅茨成长只能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出现和发展。在中国，这个全国市场开始出现于16世纪中期，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运作良好的全国市场。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江南处于中心地位，从而也从中受惠最大。斯密成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推动，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又只能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充分发展。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到来之前的三个世纪中，中国经济表现良好，而江南更能在中国各地区中独领风骚。
第二，在西欧的斯密成长时期，发生了“勤奋革命”（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这个革命创造了一支勤劳苦干、容易培训和遵守纪律的劳动力大军，以及一大批具有事业心的企业家、专业人才以及精明的商人。这也正是库兹涅茨成长必需的人力资源。中国人本有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的传统和商业才能，这都是近代经济成长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特点。而在中国各地区中，江南一向以其人力资源之优良而著称。到了近代早期，江南的人力资源更是在整个东亚也属于最优秀之列。
第三，斯密成长会导致一个工业和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经济，而广泛性成长却只会导致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的经济。库兹涅茨成长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因此很难直接从一个农业经济中脱胎而出。而如我近来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江南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就已是一个工业和服务业占主要的经济了。
这些近代性因素，虽然并不能导致从斯密成长向库兹涅茨成长的转变，但是如果这种转变真的出现，它们却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与欧亚大陆（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其他许多地区相比，江南在上述方面享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江南一旦得到适当的机会，就比其他许多地区更加容易出现库兹涅茨成长。
那么，为什么江南在近代早期没有出现库兹涅茨成长呢？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斯密成长和库兹涅茨成长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由于库兹涅茨成长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的基础之上，因此所需要的条件也与主要依赖近代以前的和农村为主的机制和技术的斯密成长有很大的不同。库兹涅茨成长的必需条件很多，本文不能一一列举出来。这里仅只提出其中之一，即能源和金属矿物。能源和金属矿物对于库兹涅茨成长至为关键，以致雷格莱（Edward Anthony Wrigley）认为“近代工业化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向以矿物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过程”。但是在近代早期的江南，能源和金属矿物极为匮乏，仅仅这一点，就使得在近代早期的江南并不具备出现库兹涅茨成长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因此江南出现库兹涅茨成长是不可能的。
然而，如果这些要素一旦获得，经历了充分的斯密型近代经济成长的江南，比未经历过同样成长的其他地区，当然更加容易出现库兹涅茨成长。这种可能性自19世纪后期以来逐渐变为现实。江南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斯密成长，这个经历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乃至欧亚大陆大多数地区所无法相比的。这就是为何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近代工业化方面，江南比中国其他所有地区以及欧亚大陆其他大多数地区表现更为出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世界的经济近代化的实际过程中，这种经济近代性对于后发国家或地区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其他因素具备，一个斯密成长充分的经济转变为库兹涅茨成长相对比较容易。
斯密成长与库兹涅茨成长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自19世纪后期近代技术与制度从西方传入后，江南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表现得比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地区更好。江南本身从以前长期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基础，使得江南比其他地区具有一种特别的优势，从而为以近代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经济发展做了更好的准备，从而也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也解释了江南与西欧经济在19世纪初期以后的“大分流”以及近来的“大合流”。从此而言，我们可以确信“大分流”史观对于江南经济史研究确实非常重要，同时江南经济史研究对于“大分流”史观也至为关键。
在中国所有地区中，江南为近代经济成长所作的准备最为充分。这种柏金斯所说的“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prior。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在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已经进行了很久，形成了坚实的传统，以后长期的战争、内战、国内动乱乃至1949年以后一系列激进的“左”的政策，虽然严重地破坏了这个传统，但是未能摧毁之。而在江南，这个传统最为深厚，成为1979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的经济起飞的主要基础之一。
六、结论：从新的视野出发研究近代早期的江南经济
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正确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就必须真正认识江南经济在长期的历史经历中所创造的历史基础；而要真正认识江南经济的过去，关键是正确认识江南在西方到来之间的经济状况；而要正确认识江南在西方到来之间的经济状况，又必须抛弃西方中心论，从新的视野出发研究近代早期江南经济史。这对于改进我们关于西方到来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的看法具有重要意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要救国，只有向西方学习，仿效西方，进行变法、维新乃至革命，“脱亚入欧”，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发展西方式的近代经济，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社会。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努力学苏联，力图把中国建成苏联式的近代社会。在这个学西方和学苏联的过程中，中国人也逐渐接受了当时西方和苏联盛行的西方中心论，把中国自己的过去看得一片黑暗。由于这种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近（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盛行，“传统”一向被当作陈旧、过时和落伍的代名词。这种对传统的蔑视和敌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被冠以“四旧”之名而尽力铲除。但是历史是割不断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全盘否定中国历史所创造出来传统的结果，只能是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盛行。就江南经济史研究而言，这些错误的看法导致了前述近代早期江南经济停滞落后、与近代经济发展无缘的结论。
今日长江三角洲的地域范围近年来国际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如何用新的眼光来看工业化以前（pre。industrial）的经济。随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的深入，我们过去对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经济的许多看法也应当改变。当然，要做改变，就需要克服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史学家的“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不能“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我们需要为社会提供关于中国过去的经济表现的尽可能正确的知识，这也是中国经济史学者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