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学派之一。它所发动的史学变革，被称为“法国史学革命”，影响至广至大，对世界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说：“他们（年鉴学派学者）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而美国历史学家斯托扬诺维奇则说：“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团体能够望其项背”。这些评价并不是夸大。
年鉴学派因《年鉴》（Annales）杂志而得名。该杂志由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于1929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当时刊名《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936年刊址迁到巴黎。后来几经更名，1939年更名为《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1942年再度更名为《社会历史综合评论》（Melanges d’histoire sociale），1946年更名为《年鉴：经济、社会与文化》（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1994年又改为《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以后一直沿用至今。以此杂志为中心，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汇集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派。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在该学派创立之初，它不过是传统史学“汪洋大海中的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此外，这个学派也产生了像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样的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并使得巴黎因此而得以成为世界史学的重镇。
年鉴学派自创立至今，已历时近七十年。在这一时期中，该学派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仅从最初的一个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几位学者为主的小学术群体，发展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性的史学变革运动，而且在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乃至学术贡献等方面，也较前有颇大差异，以至于第二代学术领袖布罗代尔公开宣称：第三代学者主持下的《年鉴》杂志所宣传的史学理论，与第一、二代学者的思想已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尽管如此，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学者群，仍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群体，换言之，从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学派。用今日年鉴学派领袖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话来说，在该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大致而言，该学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对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大略地看到该学派的发展轨迹。
第一阶段（1929—1945）是创立阶段。在此阶段中，主要的领导者和学术领袖是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在该学派创建之前，他们都已在新建立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有鉴于传统史学中的种种问题，他们创办了一份新风格、新内容的史学杂志，以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这份杂志即《年鉴》杂志。该杂志一反以往史学期刊之惯例，务求超越各国史学之局限而达成国际学者合作之局面。他们首次提出了“总体史”的新概念，号召将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引入历史学，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们的努力逐渐获得法国学术界的承认，因而费弗尔于193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布洛赫也于1937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年鉴学派的重心也随之而转移到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学派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杂志几经改名，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被迫中辍。主要学术代表人物布洛赫更因从事抵抗活动而被纳粹捕获，并于其学术的黄金年龄被杀害，从而使得年鉴学派蒙受了严重的损失。
第二阶段（1945—1968）是极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年鉴学派复兴，并有了巨大发展。战后不久，年鉴学派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以费弗尔为中心的《年鉴》杂志领导班子作了改组，并将杂志的名称由原来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更改为《年鉴：经济、社会与文化》，标志着该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第二件事，是经费弗尔的努力，法国政府终于同意于1947年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内设立了独立的第六系（即经济和社会科学系），由费弗尔任主任。他为这个系所确定的方针是，跨学科研究、向全世界开放、以探讨问题和集体调查为基础、历史在其中起鼓动和带头作用，等等。这些也正是《年鉴》杂志的宗旨，因此这个系也就成了年鉴学派的大本营。费弗尔于1956年逝世后，由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继任该系主任，并且他还在罗伯尔·曼德罗和马克·费罗的辅佐下，主持《年鉴》杂志的出版工作。布罗代尔是该学派第二阶段的旗手和领袖。在他领导之下，年鉴学派达到了巅峰，不仅逐渐成为了法国史学的主流学派，而且影响波及全世界，他也因而被称为法国和欧洲史学界的“教皇”。在年鉴学派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三种时段”说、“结构的历史”说等，都是布罗代尔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发展完备的。计量史学的兴起（即史学中的“计量革命”）、历史人口学和人口史学的重大发展、区域史与系列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都发生于这一时期。
第三阶段（1968—）是分化与扩散阶段。1968年，法国发生了被称为“五月风暴”的大学潮。布罗代尔在此时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由该学派第三代传人雅克·勒高夫、勒·罗伊·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接任。1972年，布罗代尔又辞去担任了20多年的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系主任，由勒高夫继任。到了1975年，第六系改组成为法国国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勒高夫任首任院长。因此，尽管一直到1985年逝世之前，布罗代尔在西方史学界仍然盛誉不衰，但是年鉴学派的领导权，已由第三代学者执掌。为了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新的史学潮流的冲击，新一代的学者力求突破学派的局限，将学派扩展为运动。由于这一根本性变化，此阶段的年鉴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已背离了早期的传统。到1978年，勒高夫正式提出“新史学”这一名称，并主编了《新史学》百科词典，来阐明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联系与区别。因此之故，有的学者将此阶段的年鉴学派称为“年鉴—新史学”学派或“新史学”学派。“新史学”的特点是“新”：提出了新问题，采用了新方法，从而革新了历史的传统领域。此外，还将历来属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也变成了史学研究的对象。“新史学”打了几次大胜仗，使得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基本地位得以确立，调查和集体研究的方法得到采用，史学向其他人文科学的开放进一步扩大。“新史学”还特别重视将人类学作为优先联系对象，并且为政治史、事件史研究恢复了名誉，同时也把精神状态和感觉映像的历史作为一条重要战线，从而改变了早期年鉴学派学者那种太过偏重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局面。这些变化，使得原先主要以西欧大陆为基地的年鉴学派，与英美史学的主流学派相互接近和交融，从而导致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坛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国际化。
“静止等于死亡”（勒高夫语）。自创立伊始，年鉴学派就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演变过程之中。正因不断变化，所以也才能够一直保持活力。因此，对于年鉴学派，我们不能用一种孤立的、僵化的或静止的观点来看待之，而应当将其视为20世纪世界史坛上的一种重要思想潮流，从而正确地认识这个学派及其贡献。附记：这里简略地说说这篇简介的来历。这篇文字与我的经历颇有关系。我自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以来，虽然一直渴求了解国际学术主流，但是在1989年之前，虽然也读过一些“洋书”，但都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史的著作。我很想知道在“汉学”之外的广大学术世界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进行第一手的实地了解。1989年我应邀去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学，乘此机会，向法国同行请教，他们向我推荐了Peter Burke的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1929.89.通过此书，我得以初步了解年鉴学派及其代表的史学思潮。后来我在美国购得布罗代尔的巨著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阅读之后，获益良多。回国后，应朋友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对年鉴学派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该文发表到今天已近20年，而在这20年中，年鉴学派学者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已译为中文出版了，我国史学界对该学派已不再生疏。但奇怪的是，在谈到该学派时，许多中国学者却仅知其名而对于其大致情况仍一无所知。因此之故，我觉得这篇短文在今天还有一定意义。至少，让那些没有时间读更多介绍的学人，可以对这个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潮流之一的年鉴学派有个起码的了解。
本文刊出后，年鉴学派继续在发展，现在已到了第四代，代表人物是雅克·莱弗尔（Jacques Revel）、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安德烈·布尔基埃尔（André Burguière）等。他们一方面继承年鉴学派的跨学科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挑战本学派前代学者所建立的典范，研究范围逐渐从经济史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