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两者兼而有之。我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也从马克思的话中得到鼓舞：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就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我知道，生产主要靠科学技术、靠知识。我坚信知识总会有用，其实，即使没有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我也自信不会前途无望。不过在当时知识一分钱也不值。我１９７２年回城进厂，不久厂里一台从日本进口的精密磨床使用不好，需要翻译说明书，设备科的人请一位学过日语的技术员翻，他们居然不知道说明书是英文！我利用工余时间花一个礼拜就把厚厚的一本说明书翻好了，交给那个只会日语的技术员，没有一个人来谢一声，更不用说考虑发挥我的一技之长。
但更深层的动力是精神上的，我当时认识很明确：搞“文革”的那帮人想把所有的人都弄成愚昧无知，成为机械服从的工具，他们才好统治，我必须自救。我曾和一些朋友激烈地争论，我批评他们不看书，不学知识，我话说得很过分，我说，喜儿被黄世仁凌辱了还要反抗，要报复呢，我们被剥夺了受教育和求知的天生权利，难道就任意给搞成白痴，怎么一点血性都没有？其实，他们也有所追求，他们认为，“文革”把人弄得残忍、互相仇视，他们追求善与美，没事就聚在一起听音乐，看风景，说窗外河边的树丛像苏里柯夫笔下俄罗斯的白桦林等等。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也不错，但那总带有“享受”的味道，我觉得求真更难，要与自己的惰性过不去。后来恢复高考，他们中有人惊呼我有先见之明。我的追求被这么实用性地理解与表扬，真使我哭笑不得。
学无止境
徐晓：对许多新三届学生来说，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大学生活是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一个新起点，是一个大熔炉，许多人在这里锻炼成才。我采访过许多人，他们回忆起当年岁月就激情满怀、感慨万千，你的感觉如何？
徐友渔：我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当然，那时的政治生活是很令人兴奋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批改革的思想先锋在大声疾呼，首批出国考察的人带回关于南斯拉夫和东欧改革的信息，关于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还有卢新华的《伤痕》引起的轰动，等等。也有很多琐屑的事情，比如新学生进校后瞧不起原先的工农兵大学生，双方不断摩擦、冲突，还有就是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地位大变，想抛弃在农村或原单位的配偶，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当时看过一篇小说，好像叫《杜鹃啼归》，就是写这类事情，很真实感人。我那段时间，只觉得累，疲倦得要命。进校前小孩刚出生，马上大病一场，我日夜守候，进校后整日精神恍惚，上课只想瞌睡。二是功课重，国家急需教师，学校决定把大班变成快班，三年学完四年课程，用最难的教本，派最好的教师，很多人跟不上，他们上学前在本单位都是骨干，感觉良好惯了，一下子变得悲观苦闷。当然，我对大学本科期间感受不深，主要是我只读了一年就报考研究生，第三学期既要跟上功课，又要准备新的考试，小孩又住院动手术，只觉得累得天昏地暗，心力交瘁。
徐晓：你的专业是数学，怎么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
徐友渔：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大学报的是生物化学，差点落榜，弄了个走读。但我本来就极喜欢数学，所以接受既成事实一点不痛苦。我自学数理逻辑，第一年研究生这个项目较多，第二年基本上没有，我于是改选相关学科。
你知道，我后来的专业是研究罗素的哲学，没有数学基础是不行的。考研究生时，我觉得自己的兴趣、把握不限于一两个科目，对于一直苦心准备的人来说，社会条件稍一松动，机遇就有的是。我考研时的选择，以及进去后具体专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深思熟虑，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我觉得，对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可以做的事很多，我认为改变思维习惯很重要。普通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来自文学艺术、人生体悟，而不是科学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义的、野狐禅一类的东西泛滥，我后来在一部专着中说，中国人应该学习和养成缜密地思维、精确地表述的习惯，清除那种海阔天空、以气势和文采而不以把握问题实质取胜的论述习惯。基于这种考虑，我研究当代英美哲学，目的是想弥补中国传统思想科学理性的不足。
徐晓：你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还是十分高兴吧？
徐友渔：心情很复杂。这个结果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从１９６６年起周围的人都不学习时从未中断过学习，但又像在意料之外——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好消息往往是假的，而坏消息却是真的。有亲友祝贺我时不无遗憾地说，你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社会”两个字就太好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积几十年之经验，搞社会科学危险。当然，我更明白，不少人对社会科学是否真是科学，深表怀疑。尤其是哲学，在不少人心目中，不过是耍嘴皮子，为任何一种政策作论证。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同一些人，证明大寨道路唯一正确可以，证明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也可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搞哲学，往往强调自己大学念数学。如果有人挖苦说，哲学就是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我只好谦卑地声明，我力争当一个例外。当然，我内心深处没有一点自卑情结。中国人很封闭，他们不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哲学是一大套学问，受人尊敬，并不是宣传。
徐晓：你念研究生时情况怎么样？
徐友渔：简单一句话：乏善可陈。三年研究生期间，研究生院还没有盖起来。哲学系八十个学生，租了通县一个大车店两层住在那里。唯一正规上过的课，是每周逻辑专业的同学上两次数理逻辑课，我也去参加，上了一年。当然，说到底哲学不是靠别人传授知识学得来的，虽然没有课程拘束，我可是抓得相当紧。当然，我很不情愿始终是“自学成才”，很想上课。研究生院总部设在北师大内，借了别人一点房。那里开的外语课极好，我去上过两次，但每次单程要花近三个小时，我只好恨恨地作罢。我恐怕是命中注定什么都得靠自学，而且学一点东西要花极大的代价。我毕业拿到学位后，觉得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不到外国去看看怎么行，于是搞英语听力和口语。别人都送到外院去培训了，偏偏我去不成。于是，买个黑白小电视，每天听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学到１９８５年，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学者在所里主事，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搞出国名额公开，凭考试竞争，我通过了本所竞争和教育部统考，去了英国牛津大学。
徐晓：你似乎很乐意在书海里泡，在知识的崎岖小道上攀登。
徐友渔：可能是性格，也可能是对运气不好的过分反应。我看到许多人靠灵感写作，靠自学艰苦卓绝地思索，但不是才气早夭就是走到旁门左道，终究不成正果。我在牛津待了两年，后来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待一年，我深感花大力气打基础开始耗费太多时间，拿出成果很晚，但最后会感到受益无穷。我可能是在四十五岁之后才不追求像学生那样学习。我认为，灵感和勤奋，缺一不可。
为人与为学
徐晓：你觉得自己十分勤奋吗？
徐友渔：一直不，直到１９８５年秋天被派到河南去支教，社科院各所的人住在一起，我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同样是科研人员的人，竟把许多时间用在聊天、买菜做饭、打牌和跳舞上面。直到有人说，和我在一起很感不好意思，我才意识到自己比有些人勤奋。讲师团工作结束时开总结会，大家关系不错，意见提得很坦率。
我记住了别人对我的批评：工作那么认真居然不是党员，而且不写申请！我也坦率地对别人提了一种希望：既然进了社科院，就相当于运动员给选拔进国家队，恐怕大运动量锻炼是免不了的，在国际学术竞技场上，就靠我们去进球了，过小日子的习惯怕是不行的！客观地说，我很想勤奋也勤奋不起来，生活条件太受限制。
每天上午拎着菜篮子上街，洗菜切菜做饭，每天千篇一律，只好安慰自己：权当是调节脑子吧！
徐晓：你是不是觉得生活条件太差？
徐友渔：当然差，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心甘情愿。我１９８２年毕业，睡办公室，住鸡毛小店，后来一家人住仓库改装的平房，每天都痛感为留在北京工作付代价，住房问题十年之后才基本解决。但相比而言，北京的科研条件、文化气氛是全国最好的。我１９９５年当正研究员，工资说出来别人都不信，说我骗人。但我想，自己在下乡时、当锻工时发过愿，万一有一天能天天看自己想看的书，只要有基本生活条件就能满足了。实际上，我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比当时设想的好，而学习和研究条件大大超出了当初的想象。只不过一般人得到之后又会要求更高，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个人可以抱“君子固穷”的态度，但从政策角度，并不赞成把搞基础研究的人弄得如此穷酸。我１９９４年底到海南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单位经费花光不能报销旅费，我自己掏钱坐火车、汽车，单程就要花四天，而那些当工作人员的小姑娘都是飞来飞去的。１９９５年去西安开会，又说报销不了旅费，我急了，我说，说实话这点钱我出得起，但堂堂社科院是不是太没脸面了？后来好不容易弄了个特批。就个人而言，我很欣赏“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这些处世格言，去争什么东西，很累，而且显得自己在计较什么。如果能够双手一挥，痛快地说一声：“我什么也不要，由它去吧！”那是很解恨的。但中国几十年总是斯文扫地，有时因为政治，有时因为经济。你不从每件小事上去认真计较，只图安贫乐道、洁身自好，那就只能听任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了。
徐晓：你是不是有“学术至上”的倾向？
徐友渔：学术与其他东西相比，例如政治的冲击，金钱的诱惑等等，我承认有学术至上的倾向。许多年来，我们似乎可以扞卫各种各样的尊严，但很少提到扞卫学术的尊严。学术尊严很难做到，学人的尊严也很难做到。记得我刚到北京时，曾有过短暂的精神危机。我以前多多少少把社科院想成雅典的学园，里面的人虽然不会个个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总应该有点仙风道骨吧，谁知到这里一看，简直不是这么回事，而且往往截然相反！当然，我现在不便细说，而且不一定是社科院的人的过错。我第一次出差，去开全国学术讨论会，一个女同事和她丈夫闹离婚，从办公室追到车站，大打出手，火车为此晚点十多分钟，乘客们议论说：
“还是社科院的呢！”我羞愧极了。你现在到我们院里去看看，墙壁上全是卖粉丝、海米的广告，或“款式新颖，厂家直销，欲购者到×所×楼×号房间”。我不信不搞开发就做不了学问。
徐晓：你是如何看待学者使命的？
徐友渔：表面上我做得还可以，专心致志，专业和兴趣从未变过，但内心一直有些矛盾。这是“独创”和“教化”的矛盾。一方面，研究工作的本质应该是新颖性和独创性，你应该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把属于自己的那点独特的东西端出来，留给后人；另一方面，有时我想，即便是学术，个人那点东西又有多么了不起？如果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都很低下，如果整个学术界水平都不高，你一花独放又有多大意义呢？特别是看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东西满天飞，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导师在那里误人子弟，你会觉得普及是当务之急，提高是下一步，应该让人先掌握基本的概念和知识。这时你会有老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心态，把开启民智、介绍新知放在第一位。当然，有时会产生委屈了自己智慧的感觉。
徐晓：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新三届这段经历的？
徐友渔：像许多人一样，那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结束了绝望和期待混杂的状态，为今后能达到的高度和成就找到了一个起点。当然，对我来说，它并不意味着展现了一个知识和思想的新天地，但对于后半生的学术生涯，它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入口。我理解，对许多人而言，那是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但我不赞成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荣辱得失作为判断历史的标准。中国要臻于理想境界，还需要不止一次的更深刻的变化，那一段拨乱反正时期，说到底也就是结束荒唐岁月，较为恢复了常态和理性。我担心，这一次变革的受惠者许多已经功成名就，满足于现状，他们开始现身说法，用赞歌和自誉代替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我想，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成就能不能在历史上值得书写一笔，还得看。
原载徐晓主编：《洗礼岁月》，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