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文化热”的另一面就是匮乏与挣脱。把环境理解为处境与经历，把意识理解为文化与本能；什么是人的有限与偶然，什么又是基于改革开放这一现实目标与忧患意识而反省的哲学心态？
开始筹划一套丛书，我写的就是《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
文化与对文化的超越
当喧嚣一时的“文化热”又渐渐冷却下来的时候，一批“文化人”已在认真考虑如何突出文化之重围了。
“热”是一种表面现象，“热”的后面是“欠缺”，是“危机”；“文化热”就是“文化危机”。
“文化革命”后出现“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导致“文化热”，这似乎顺理成章。
但“文化热”并不是对“欠缺”的填充或补偿，也不是对危机的扭转。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前段时间的“文化热”主要不是建设性的，即不是从正面展开的，而是一种反省、批判、自我认识或自我扬弃。如果说它同样属于一种文化建设，那也是作为一种结果从反面获得的。
所以，“文化热”的本质是摆脱。“文化热”这一表面现象所掩盖着的是中国人对“文化危机”的摆脱。
感到了危机，同时也就感到了那种想摆脱的冲动或欲望。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它并非是在响应谁的号召，而是因为危机已成为一种处境，一种感同身受的处境，所以才需要摆脱。
近十年来，改革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改革就是一种摆脱。
整个国家、民族在摆脱中挣扎。与以前的任何变革比较起来，近几年的一个最大特征在于这种摆脱不再是国家的或民族的事情，而成了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只属于他自己的处境问题。当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种处境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有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摆脱方式。招工、考大学、参军、当个体户、开公司、出国留洋，在一个角度上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摆脱处境的方式。这种骚动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种空前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自我的意识就是对自我的处境的意识。
自己就是一种处境，我是在某种处境中意识到我的。
所以自我意识不是一种心平气和或洋洋自得的心境的产物。意识到处境从来就不会是件轻松愉快的感觉，因为它必然伴随着摆脱。
但所要摆脱的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文化。
人面对自我，本身就等于面对着一种文化或一种“文化背景”。“自我”是文化的产物。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自己这种文化。人就是文化。人的处境归根结底就是文化处境。
所以文化（也许说成“文明”更恰当）从来就是一种历史中积淀下来并拖住你、构成你的处境的东西。
任何文化活动不在长期积累中成为一种固定下来的观念、一种风俗习惯，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明；而这样固定下来的东西又一定是需要摆脱的。但作为一种哲学意识，现在所要处理的不是某种具体的观念或风俗，而是文明本身。
哲学是本身之学。在哲学家眼中，人问的是人本身，文明问的是文明本身，处境问的是处境本身，而不是具体的人、具体的文明形态或某种具体的处境。
中国哲学传统中缺乏的就是这种真正的形而上学意识或哲学意识。《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历来被视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最高抱负。现实太紧迫，救亡的目标太有限，也无法使思想以其自身为目的，无法确立一种思想自由的精神原则。
但现在不同了。
当人面对的就是自我，想摆脱的也是自我，而“自我”无非是一种文化、一种处境时，它就超出了“改革”、“救亡”等有限的社会目标或政治、经济目标；也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忧患意识，而上升为一种真正的哲学意识。
真正的哲学意识一定是一种困惑中的意识，一种陷于“二律背反”或“两难处境”中的意识。因为哲学作为对思想的思想，它所想摆脱的那个自我、那种文明或处境，也就是思想本身。
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思想一直被认为是最本质的存在，是怀疑到最后不可再怀疑的万物的前提。这些过去被认为只属于上帝的存在，现在让位给人的思想或理性。这就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精神的最本质的特征。
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人并不就是思想。还有情感、欲望、冲动和爱。
于是，被思想的逻辑（比如在黑格尔那里）所构造出来的世界的完整性或统一性被打破了，人发现了自己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偶然比必然对人来说更有价值，因为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那人就谈不上自由。承认偶然性是对人的解放，这正是青年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所要阐明的一个观点。那正是一个从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转折的过渡时期。
如果世界并不可能被逻辑所取代，那么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就大可怀疑。
于是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有限性。
人承认自己的有限，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还不仅仅是个世界可知不可知的问题。人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过于相信科学、技术、理性、社会制度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今天都能看到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各种各样表现人堕落或腐败的社会现象，其中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活动。至于化学武器与原子武器的威胁，更使人们意识到如果说从前的人类还不具有完全毁灭自身的能力或手段的话，现在则已经具有了。
马克思看到了人的腐败，但他把这归咎于某种制度。他依然是乐观的，相信某种制度可以拯救人类。这正是他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哲学或现代西方思潮所不同的地方。
但我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人，已远远没有马克思当年那么乐观了。
制度依然是一种文化。现在的问题是要从根本上对人、对人的处境、对文化重新反省或重新认识。
这种重新反省或重新认识不再只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恰恰相反，认识的目的在于超出认识。人精神活动本身所具有的超越功能就是这种“超出”之所以成为可能的本体论上的依据。
叔本华、尼采这些人可视为第一批想在传统的认识论模式（认识的根据或原因还是认识）之外重新建立一种非认识的本体概念的哲学家。这一思路正如海德格尔在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就像树的本质不会是树一样，技术的本质也不会是技术的东西。同理，纯技术的、纯理性的、纯认识的东西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成为技术的、理性的或认识的本质。
这就是说，文明的本质（根据或原因）也不会是文明。
２０世纪以来哲学的最大特征就表现为在对传统认识论模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为认识或文明提供“非认识”或“非文明”的根据。
于是，各种具有非理性主义形态的生命学说，意志学说或有关人的本能、原欲的学说应运而生。
从对理论的怀疑进入对文化的怀疑，从对世俗生活态度的思索进入对超出文明价值之外的终极关切或终极价值的思索，从对生的思索进入对死（非生命的生命本质）的思索，中国的一代哲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无论从思想感情还是从思的深度上（尽管不免粗糙）都跨过了西方哲人们在几十年乃至近百年间所经历的那种嬗变。
当人们的目光都聚集在意志、生命、本能、原欲这些非理性、非认识（在一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非文明、非人为）的存在时，另一种同样被认为是超出人的认识、人的文明之外的存在出现了，这就是西方宗教传统中的上帝。
科学传统或理性传统与宗教传统共同构成西方文化的两大血脉。
当理性传统在自我否定中走向非理性主义时，宗教传统又开始出来拯救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了。
在基督教看来，对人的失望或绝望正是上帝拯救的开始。
当人对自己的理性或认识感到失望时，本来也就可以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本能地放纵和把自己托付给信仰。
作为两种超出人的认识的存在，一个在下，一个在上；一个在后，一个在前；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说，这种差别就像弗洛伊德的爱力（ｌｉｂｉｄｏ）与柏拉图的爱欲（ｅｒｏｓ）的不同一样，前者作为“混沌的、未分化的，本能的能量源泉”是一种“来自后方的推动力”，而“爱欲则完全与可能性相关联，这些可能性在前面牵引着我们，它是对融合的渴望，是关联新的人类经验形式的能力”，“它完全是目的性的，它永远朝着超越自然的方向前进”（《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９-９０页）。
这就是我们在“摆脱”中所可能去向的所在。
但这又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中国的新一代人才有了那种可称之为奇遇的经历，因为周遭的一切都不再是外在于我的环境而就是我的处境，就是我想摆脱而又摆脱不了的东西。只有这样，意识才能达于它的极限，人才能在有限中体味到无限的存在，才能超出一切审美、伦理、意义、目的等价值而达到对人的生存的基本体验，即：“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环境：人，处境，经历。
意识：文化，本能，上帝。
在这样的思索中，我们已不知不觉地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是自愿背起的。它既不是得救的信号，也不是忍受苦难的象征，而只标志着一种涉入存在的深度，一种要加以摆脱而又摆脱不了的处境，一种对生存本身所不可消解的悲剧性结构的意识。
原载《社会科学动态》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