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马丁·布伯看来时间并不是一个充满因果性（因果性否认飞跃、质变或超越）的不可递转的序列，但他也并不认为存在着独立于时间序列之外的“现在”或“此刻”。他所着力反对的是空间化了的时间观。在他看来，静止、迟滞、中断、僵化、凝固等等都是一些属于经验对象的用词，而它们实际上都只滞存于已逝的过去之中。现在之所以是永驻的，并非因为它自身可以凝固下来，而是因为生命或精神在此刻的相遇具有永驻性。并非是人只生活于现时或此刻，而是现时或此刻会永驻于人的精神的相遇之中。比如当我们与孔子或苏格拉底相遇时，此刻就是永驻的。精神的相遇永远只表现于此刻或当下，而且超出任何外在刻度化了的时间序列。布伯说：“祈祷不在时间之中，时间却在祈祷之内。”没有祈祷就没有时间。这里的时间就只指祈祷的现在或此刻，由于它依附于精神在此刻的相遇，所以它是真实活泼、沛然充溢的此刻，离开这种相遇关系，时间是无所谓此刻的。当海德格尔强调时间的外在开放性时，马丁·布伯强调的则是时间的内在超越性。他们都强调时间的现时性，但当海德格尔发现此刻是由未来赋予意义时，马丁·布伯却看到了此刻自身所具有的那种永恒的属于“未来”的意义，这里的“未来”只能在此刻呈现出来，即有序世界（我-它）瓦解后的精神相遇（我-你）。
８．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马丁·布伯，他们都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而这种态度或方式又都根源于人存在本身的状态，根源于人面对自身存在状态所能作出的选择。但海德格尔基本上承继的是希腊理性传统，而马丁·布伯则要求把这种基于理性的生活态度转变为爱。他们都承认人的沉沦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并不把沉沦理解为“坏事”。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又只有面对某种真正意义下的“坏事”即承担起存在虚无的一面（ｔｈｅ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才能揭示出人存在的本来面目，让承受本身去开启真理和唤醒人的自由意识。他强调的是人的能以及这种能所具有的主动姿态。但马丁·布伯却把这种具有主动姿态的能改变为貌似被动的“能忍受”和“能祈祷”。在他看来，人仅讲承受或承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只能对路人过客承担义务、责任，而对亲人挚友却奉献亲近爱心。”宽恕是绝对必要的，哪怕在“我-它”这一“坏事”中，我们也不仅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且要施与更炽的爱心。没有这种爱心，任何理性或冷静的分析都不能回答希望和信仰所提出的问题，都不能引人走出虚无主义（ｎｉｈｉｌｉｓｍ）的峪谷。布伯说，爱是不为理性所限的。理性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充斥着目的和阻障的世界，一个可称之为“宿命”的世界，它必以其不可抵抗的力量压垮人的所有希望，而爱给人的则是一个可称之为“必然”或“命运”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自由与命运彼此许下了庄严诺言，共同汇融入意义”。所以信仰才有价值，人也才“因信而相遇”。由此来看，基督教的爱是与宽恕、体让紧密相连的，而这一切又都以人对自身有限性的彻悟为前提；正因为有这一前提，才有信仰和皈依，才有宗教意义上的乐观主义。
９．现在，我们涉及海德格尔与马丁·布伯学说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分内容了，这就是良知呼唤的可听性或可言说性问题。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的后记中说，上帝存在的问题是一个无法证明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所追问的并不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精神相遇或称之为对话的关系。但谁能拿出有过与上帝对话的证据呢？谁也拿不出来。但马丁·布伯又反问道：谁又能否认确有过那种“精神若微风吹拂我们，飘然步入我们的心扉”这一基本事实呢？这种“灵感”或“相遇”绝非言语所能描述，但言语却又正是因为有此“灵感”或“相遇”才从你的嘴中流出。所以人只能领受和感恩于这种精神微风的吹拂而不能追问其来由；人只能站在语言当中向外言说而不是人站在“外面”说语言。语言不属于人，它只昭示某种精神关系的存在，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我们去说，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说去领会说后面的那不可言说的意蕴。当我们每个人想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都应该想到这种表达为语言所限、所遮蔽、所扭曲的一面。所以语言的表达和交流只能理解为在追求确定性（准确性）中对某种完全无法确定而又存在着的东西的昭示或带出。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五十六节《良知的呼声性质》中指出，良知的呼唤就是要把人从丧失于常人的境况中唤起此在本身，所以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声音，不是某种劝告或看法，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交谈方式即沉默来进行言说的。
海德格尔说，把人从闲谈中唤回到生存的能在中去的，是缄默。一个人一旦不说话了，就表明他可能倾听到了良知的呼唤，“良知在而且总在沉默的样式中言谈”。只有能沉默的人才能去听，而听要比说有意义得多，因为人只有在听中才能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领会自己，即“准备着能被召唤”。人在倾听良知的呼唤时体会到自由的本质，因为它本身就表明人还能去听，还能准备着被召唤。
从“说”进展到“听”，自然而然就可以引申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追问存在也就是追问语言；追问语言首先是听语言。人是在倾听中被语言召唤“回家”的。没有语言的言说，存在永远也不成其为问题；但说语言，所说出的一切又与说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正如Ｄａｓｅｉｎ与ｓｅｉ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样。因此，沉默才是斩断一切流俗之说和常人闲谈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从倾听所说出的一切中去倾听“说”本身，让所说出的一切都成为对“说”本身的敞亮，第三步是思的运作。听也就是思。无思的听毫无意义。唯有思才能引我们穿透思想的帷幕而达于思本身的存在，这正如唯有诗才能使死去了的说烂了的语言再回到语言本身一样，都是存在对我们的捐赠和敞亮。由此，海德格尔说：“一切思着的思都是诗的活动，而一切作诗则都是一种思。”正是通过“思着的诗”或“诗化的思”，存在才在语言中进入敞亮，走向澄明。
不管海德格尔如何把诗与流俗的文学、艺术等范畴区分开来，不管他如何不再把诗认作一个美学范畴而理解为存在这一真理的敞亮，也不管他如何强调诗（思）的运作过程而非其成品或结局，他所谓的“诗意人生”总不免“审美人生”的意味，而且多少有些相信那种与存在本身迷狂同一的境遇。这是沿着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路下来的。他们都在揭示人生沉沦和痛苦这一面的同时，又拿出满腔热情投身于现实之中。也正是为了使这种投身同时能成为一种高雅的逃避（即不至于身陷沉沦而毫无所知），才走向审美人生的。而在马丁·布伯看来，审美或诗化依然视对象为经验世界，依然称谓“你”为“它”，依然免不了有以精神自娱为享乐手段之嫌。他的结论是：一切有关“沉浸”、“没入”或“化合”的学说最多都只能指向体验而不能进入人生。
但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又是一致的，即哪里有危险，哪里才有救。正因为唯有语言才可敞亮存在，也唯有语言才使得存在如此晦暗，所以他们才差不多同时都转向了对语言的诗境或原初词“我-你”所具有的意蕴的关注。这体现出当代哲学的一个最具本质性的特点，它把传统的对认识或知识的考察推进到语言本身的性质中去，而且所要探究的又是语言的自在状态或“我思前的我”所能昭示给我们的一切。这种对“未解释前的实在界”（ｐ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未有逻辑前的种种有效性”（ｐｒ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ｉｅｓ）、“未反省前的经验”（ｐ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或“未回溯前的意识”（ｐ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追踪，一方面是反传统的主客二元论模式，反知识论或心理主义的；另一方面又是对整个形而上学思维惯性的挑战，尽管谁也无法在两面完全彻底。但无论怎样，海德格尔通过自己在遣词用句上的卓绝努力，使得语言本身成了真正富有意味的形式。他想清理人类的语言以完成对人的语言（也就是思想）的引导。这是一种守护语言本身的纯洁性的卓绝而富有成果的努力。正如一张椅子、一双鞋子能带出其在世界中存在的完整意蕴一样，乔治·斯坦纳说海德格尔的语言也倾向于凝结成块，就像一堆粗厚的油漆那样，让人去感受其形成过程中的动力和养料，“而不是它的逻辑或结局”。
所以过程或经历就是一切，而本来意义上的“回家”也就成了一个充满感激之情的趋向，一种向前（ｔｏｗａｒｄｓ）的朝圣或礼赞。这使得很多人从海德格尔哲学那里看到了人生旅途中的宗教形象“以及对超验物的宗教冥思般追求的明喻”，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早已融汇在虔诚主义、经院哲学和路德的赞美诗等语言之中。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海德格尔特有的隐喻说明的方式及词义的神奇转换，他的神秘主义沉思和对人日常生存的本性的细微体察，都透露出某种真正的宗教精神。
所以乔治·斯坦纳也认为海德格尔的在（ｂｅｉｎｇ）几乎完全适合于用上帝来替代。
他说，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社会学、诗学以及政治学（在某个不明显的水平上）体现和表现出一种“后神学”。斯坦纳说，这种“后神学”（也许称之为“元神学”〔ｍｅｔ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ｙ〕或“基础神学”〔ｆｕｎｄ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ｌｏｇｙ〕更恰当）构成了现代西方思维中最活跃的因素，其主要企图就是想在上帝陨落之后立即为人类经验建立起新的模式。保罗·利科（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在其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Ｍ犪犻状犜狉犲状犱狊犻状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一书的最后也说，每一种哲学潮流、每一种科学都是要证明某种人本主义观点。２０世纪的哲学和科学是在“上帝之死”这一背景下为自身寻求基础的人本主义，但在这种寻求中，至少有一部分哲学家认为“只有当思想和生命与最终神圣者连在一起时人本主义才能有基础”。不管海德格尔本人是否承认，看来他就属于这类哲学家中的一位权威性的代表——尽管他可以对“最终神圣者”作出全新的理解，但其与人的精神性联系总是不容抹杀的。这就是我们在读海德格尔与马丁·布伯时为什么总有一种相似之感的原因，也是我们必须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中更加注重各种神学学说的原因，因为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学问，而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或生活方式的重新体悟。在这种体悟中，无助或感激之情，孤独或眷恋之意，以及希望、信念等这些属于全人类最细微而又最共通的宗教情绪总是会萦绕于怀的。当我们想提供一种解释或说明时，也总不免会一再地遇到海德格尔和马丁·布伯。
１９８９年６月于武汉
原载《德国哲学》第９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