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用中文和法文，在中、法两国同时出版了我的一本小册子《家》，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后记”。
敢问“家”在何方？
“我们企图保护树木，却忘记了正是树木在保护我们。”
“死去的亲人就葬在我们心里，可我们总是喜欢去墓地。”
敢问“家”在何方？
一千三百多年前，唐玄奘西天取经，在印度一住十七年，最后携带由二十多匹马驼着的佛教经典六百余部回国，在长安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欢迎。
余后二十多年，他谢绝了唐太宗要他入朝做官的邀请，全身心地投入经书地翻译，并通过有选择地翻译与注解，与他的弟子窥基一同创立了佛教法相宗（唯识论）。
按说，“唯识论”就已是中国人的创造了，无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人看问题的烙印；但仍被认为是“照搬印度的一个佛教宗派”，由于不合中国人的口味（国情），在玄奘死后不久便黯淡下来，在以后一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几至于熄灭。玄奘当年为求“正宗”、“原版”的印度佛法而历尽千辛万苦，到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却仍是一种“中国化”了的、经过“修正”了的佛法，特别是禅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我的朋友邓晓芒在其专着《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１９９２）的“前言”中重提这一思想史上的“公案”，为的是探讨一下有无“正宗”、“原版”的“西方思想”，以及“正宗”、“原版”的西方思想为什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的道理；他说，真正让人吃惊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唯识论”竟能死灰复燃，成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等一大批新思想代表人物手中的旗帜。
再后来，又有不少的人注意到了“唯识论”与“现象学”之间的相似关系。复旦大学的张庆熊教授就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为题，获得了弗里堡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Ｆｒｅｉｂｕｒｇ）的博士学位。他在“前言”中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都关注于人的意识结构，也都认为意识就总是对某物的意识，而且也都强调直觉，特别是反省的直觉在哲学认识中的重要性；两人的不同，在于熊十力更看重认识活动与道德修养的相辅相成，而胡塞尔则持理智主义的立场，“只注意到从理性出发研究伦理问题”。
他们的说法对不对，有无道理，都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唐玄奘的心中有无“家”的观念。
小时候看《西游记》，就知道唐玄奘不近女色，也不想结婚，再加上执意要到西天取经，所以想来是不愿有“家”，也没有“家”的观念的。但对于出家人来说，寺庙是不是他们的“家”呢？
当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时，有一首主题歌，名为“敢问路在何方”；那么对唐僧等四人来说，“家”的问题难道真的可以不予考虑吗？“路”，自然问的是去“西天”的“路”，回不回来的问题似乎不成问题，因为既然是去“取”，“回来”也就是一定了的。
真的必须回来就一定能回来吗？难道人就只能有一个注定了的“家”？如果一定回来，又到西天干什么？取经又是为了什么？我的另一位在法国的朋友这些年专门研究中国百余年来图谋“自强”、“振兴”的问题，似乎中国人外出留学、取经、经商、从政，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了回来把自己的“家”搞好，而且也一直纠缠在“体与用”、“家与路”的矛盾之中。想不到一千多年前唐僧去西天取经所带出来的“回家”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并使我们越来越有了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这种感觉与农村插队时回不回城的感觉不同：那时要安顿的是“身”，吃饭问题；现在要安顿的是“心”，吃饭的方式问题。
唐玄奘在印度一住十七年，不能说那里没有一个“家”；回到长安，住在大慈恩寺（大雁塔），那里当然也就成了他的“家”。我曾去过无数次的大雁塔。小时候那里无人管理，随便爬上爬下。我曾问一个和尚，唐僧当时住在哪一层；和尚答道，想来那时候在塔下另有一座寺庙，他不会住在塔里。
“住”，也就是安顿了身体；心灵呢？唐玄奘住在印度时，身在那里，心也在那里吗？心不在，何能取得真经？心在了，又何以想到回家？
《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智真长老对他说，这里留不成你了；智深便问：“师父教弟子哪里安身立命？”到第九十九回，智深和尚擒得方腊后，宋江要引他奏闻朝廷，还俗为官。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
“安身立命”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还是一种“心已成灰”后的状态？
只要有追求，就谈不上安身立命；而心已成灰，安身立命又有何意义？
启蒙者，投身社会运动者，为国为民，只能承受心灵的动荡不安；专门以学为业，不问政治，不知民间疾苦，自己消失在自己的思想中，自然也是一种活法，但又谈何容易？也许宗教之所以永远需要，就在于它能安顿人的心灵，让人既活得有意义，这意义又不对象化为社会效果。当年的教父奥古斯丁（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曾把好公民与好基督徒区分开来，认为好基督徒高于好公民，也就是心灵的安宁高于身体的安顿，至善高于守法。到以后的启蒙运动，善成了自己的事，公民只要求守法，于是也便有了“善”的相对主义。但靠法是永远也收拾不住人心的，于是，为了一个公正合法的社会，也就有了似乎永无止境的“社会革命”和对“人心”的收拾运动；“收拾”到最后，就只剩下了“收拾”。
“收拾”什么？“收拾”欲望（只要有想象，就有欲望），“收拾”自由（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就叫自由）。看来根子在想象，或干脆就是一个“想”字，什么事都和“想”
有关。人之为人，不就是会想、能想吗？
一切都过去了，也许人在旅途，只问路在何方，想就想路，还是不想家的好。
但那给了我们无尽梦想的童年，却永远与家联系在一起；除非我们真的没有了童年。再说，哲学，说到底，不就是一种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找“家”的旅途吗？
既已上路，只好在对“家”的想（想象、向往）中走下去。
看来唯一能让我们在“上路”的同时又永在“家”中的，就只有童年的梦想和我们今天的想象了：在对“家”的想象中唤醒童年的梦想。
想象的力量，才是我们心中唯一本源性的力量。人不可能只生活在想象中，就如人也不可能一直在家一样；但有了想象，人也就有了“根”，有了“家”。想象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引发更多、更丰富的想象，所以它也不需要外在的对象化了的“社会效果”。还是让“家”只在自己心中好。
“家”确实主要是一个情感性的而不是认知性、论证性的概念。问题只在于如何使“家”这一概念在个人情感上重获意义；而重获意义的前提，就在于意识到心中的“家”对我们无形的束缚。如此看来，如海德格尔所言，只有语言才是存在的家了。其实只要我们谈论着“家”，这本身就是“回家”的一种形式。我们就在“家”
中，只是对它的束缚和所可能给予我们的新的意义关系无所意识而已。
意识到了，也便知道了“回家”，就是尽可能丰富的言说和守护，那也是一种权利，一种生来就有的权利。
法国思想家加斯东·巴什拉（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说过，房屋是我们在世上的一角，是人的第一个世界，它是一个大摇篮，从房屋开始，人立即成为了一种价值。他还说，母亲和家，这是同一诗句中两个可以互换的原型；母亲是一切原型中最伟大的原型，而“家”，则使我们可以重返童年，重返想象的童年；童年永远是不可言传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状态。而人只要属于自己的童年，也就属于了一方水土，属于了一个“家”。在他看来，下面这两句诗，就无比清晰地突出了回归母亲和回归家宅的情怀：“我说：我的母亲，噢，家宅，我想的是您！我童年时代幽暗而美好的夏日的家宅。”（安德烈·巴利诺：《巴什拉传》，中译本，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５８页）最后，我想引用巴西诗人卡洛斯·安德拉德的两句“格言”来隐晦曲折地表达（恐怕只能这样）人与家的相互关系：我们企图保护树木，却忘记了正是树木在保护我们。
死去的亲人就葬在我们的心里，可我们总是喜欢去墓地。
《家》后记，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犇犲狊犮犾é犲犱犲犅狉狅狌狑犲狉，法文本，２００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