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终于回到了托克维尔，对我而言，这里似有某种必然性，但又是一种令人感到泄气的无奈。回到英国哲学中的苏格兰学派（休谟、亚当·斯密等），回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吉伦特党人，回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雷蒙·阿隆，回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这一切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仅仅是我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与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的改变，还是某种依据学理上的论证而推导出来的结论？或者，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它只是时代在我身上的某种折射？我并没有他们那些人的显赫出身（黑格尔和阿隆似乎也并不显赫），也对社会下层民众的贫苦生活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感，但，又为什么在学说上会站在自己以前所厌恶、至少是想自觉与他们保持距离的这些貌似贵族的有产者一边呢？我把他们归为一种“保守主义的造反派”（见《书评周刊》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７日），这完全是我自己生造的一个称谓，似乎是想表达个人的某种伦理、政治抑或现代性反思中的价值取向。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下乡插队落户，也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个转折，我总会把它记述下来的，而且想努力做到“将事件糅进思想，将历史哲学融入历史本身”。
读赫尔岑、爱伦堡、布罗茨基、桑巴特、洛维特等人的回忆录，我真为我们自己感到羞愧，就像我们白活了一样。
“将事件糅进思想，将历史哲学融入历史本身”
——读托克维尔的《回忆录：１８４８年革命》
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日，总共也就不到四年十个月的时间；但法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多少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事件啊；我曾无数次想通过列表的方式把这一段历史梳理清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那些先后担任过政府首脑的大人物如基佐（Ｇｕｉｚｏｔ）、梯也尔（Ｔｈｉｅｒｓ）、巴罗（Ｂａｒｒｏｔ）、莫莱（Ｍｏｌｅ）、拉斐特（Ｌａｆｆｉｔｔｅ）、佩利耶（Ｐｅｒｉｅｒ）、布罗伊（Ｂｒｏｇｌｉｅ）和那些彼此在相互争斗中又不断联合的政治派别，如正统派、奥尔良派、共和派、新山岳党人、秩序党人、左翼反对派、右翼激进派等等还是把我搞糊涂了，因为这些人名与派别对我来说还是生疏了一些，他们所要维护的价值在概念上也很抽象，不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几乎无法搞明白它的实际含义与具体所指，就与现在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们听到“文化大革命”时的“联动”、“井冈山”、“八·一八”、“北斗星学会”、“省无联”、“湘江风雷”、“百万雄师”时的感觉一样。
托克维尔是一位极为敏锐、深邃的思想家，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本书不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着”，而且无疑会被人们长久阅读下去，就如他自己所说：“倘若我要在世上留下自己的某些痕迹，这主要得靠我的写作而非我的行动”——尽管他参与了这一段历史的全过程，而且一直是议会议员，还担任过外交部长。当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也点到了他的名字：“可是，这些议员又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这里引用“某一派”议员的报告人托克维尔的这一声明，这一声明在全部事件中有何意义，这在下面再说；这里只指出这样一点：在《马恩选集》第一卷中，马克思共有四篇文章讨论的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它们分别是《六月革命》、《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其中又包括四篇文章）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的许多最为重要的观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比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国家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生活在同一时期，关注的是同一问题，写作的时间也相差无几；所不同的只是托克维尔是当事人，马克思是旁观者，也许真的是“旁观者清”。但不管怎么说，当事者的回忆（托克维尔极其注意对细节、人物性格及自己当时的心情的描写）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相互参照和比对的文本；而且，我们并不大在意对具体事件如何进展的记述，我们更关心的是事件后面的观念（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时，也应作如是的清理）。事实上，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也都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要求的那样，做到了“将事件糅进思想，将历史哲学融入历史本身”。
马克思的思想与历史哲学已如上述，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就这同一时期、同一事件而言，托克维尔作为一个当事人又表达了怎样的思想与历史哲学。
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只写到１８４９年６月新内阁诞生（他就任外交部长）后的一些活动，不包括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日的路易·波拿巴政变（但书中已有对这一结果的暗示）；而且，相比较于马克思的论述，托克维尔无疑低调得多，他说这本《回忆录》只能在他死后出版，而且，他要反复说，这本回忆录“记忆之描述仅为我自己”，“它绝不是我为公众创作的一幅画。对此，即便我的密友也将一无所知，因为我要自由地描绘自我和他们……”他想让这本书作为一面镜子，“我乐意在镜子中注视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
更准确一点地说，他就是要在镜子中注视出现于各种事件中的“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
不说以后，仅就１８４８年后两年而言，发生的事件就太多了，从君主立宪、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到七月王朝的崩溃、二月革命、六月起义、路易·波拿巴上台到各种政治派别间的争斗、共和国的诞生与失败等等，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在托克维尔笔下，糅进了他深思熟虑的思想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件平时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请客吃饭；在当时，这被称之为“宴会运动”。
成了“运动”，可见频繁，而且显然具有了政治意味；这意味其实就是针对着当时不准举行公共聚会这一法令而来的。
不准公共聚会，更不能示威游行，那么，请客吃饭总可以吧？于是，所有赞同选举与议会改革的人就开始不断“请客吃饭”，“在看来颇有节日气氛的名流聚会上，主张改革的人士围坐在长长的餐桌旁抒发政见，抨击官方，为共同的改革目标干杯。据统计，至１８４８年２月革命前夕，法国各地共举行过７０次这样的聚会”。
在社会名流频频举杯，抒发政见后面，有着人们在宴会桌上所看不见的社会底层的涌动，有着远远大于这一数字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革命激情，有共和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他们不是在抨击政府，而是想推翻暴政；他们也并不想改革议会或推翻某个内阁，而是要改变现今社会的整个基础，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托克维尔自己并没有参与这种“宴会运动”，尽管他也常常会去参加各种盛大舞会，但并不愿意在这种场合“抒发政见，抨击官方，为共同的改革目标干杯”。是害怕吗？显然有危险，但他并不是因为害怕。在一个舞会上，他见到了“宴会运动”组织者之一的奥哈纳（Ｈａｕｒａｎｎｅ），就对他说：“鼓起勇气，我亲爱的朋友，您在玩着一局危险的游戏。”这位朋友的回答是：“请相信，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再说，确实应冒些风险，不经受如此考验就没有自由的政府。”托克维尔说：在我们这个除了人们狂热追求私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激情的时代里，无私与真诚是两种罕见的优点。他对此表示敬佩，但依然不会参加。
为什么？
他承认自己的理由有些站不住，而且认为这只是自己个人的独特感受，但他坚持这样认为：“宴会运动在政治上是拙劣导向，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产生了这种独特的感觉。”为什么？
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表达了自己下述的思想。
复辟时期的法国，“在这个如此组成、如此运作的政治世界中，最为缺乏的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在后期尤其如此。政治生活不大可能在一个宪法所划定的圈子里诞生，也无法在内维持下去，旧制度下的贵族阶级被征服，人民被排斥。由于一切事务均根据唯一一个阶级的利益，按照它的观点，在它的内部成员之间，人们无法找到各大党派可以相互论战的战场。立场、利益，由此而导致的观点等的异常一致，支配了基佐称之为合法的国家，剥夺了议会辩论的全部的独创性和全部的现世性，从而失去了全部真实的激情”。
这是总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利普正是利用了对手所犯或不得不犯下的一些“低级错误”（比如举办“宴会运动”）开始在国家事务中获得了优势。他公开指责说宴会运动的发起人是一些被盲目或敌对激情所煽动的人，于是他就使得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代表着“秩序”，“为了不与成功失之交臂，就绝对不能过分背离这位亲王的思想”，这样一来，议会中的辩论也就只能化作了字面上的纷争，而全体国民又十分厌烦听到他们的声音；上层的颓废、无能、停滞、无聊，与下层政治生活中开始显露的狂热的、不稳定的迹象，就把法国划分成了两个完全不等的区域。国家机器均匀而平静地运行着，国王深信只要他不步路易十八的后尘，不把手放在这个美丽的国家机器上面而让它自行循规运行，就可免于一切灾难。“他一心只顾保持它正常运转，按自己的目的使用，相信“革命的激情就会逐渐湮没在对物质享受的贪婪之中”（作者说，这是路易·菲利普亲王毕生的理念）。“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支撑这台精巧机器的社会本身；就好像一个只要钥匙还装在口袋，就拒绝相信有人已放火烧他的房子的人。”谁在放火烧社会这座“房子”？当然是社会的下层民众，是那些既不会在宴会上高谈阔论，抨击时政，也不可能在议会辩论中说些颓废、无能、停滞、无聊的话的人。
托克维尔是在写完《回忆录》后三年才动手写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但我们相信在《回忆录》中，他就已经对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有了一个确定的认识，这就是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就是因为社会中的两大集团无法沟通，并分别生活在仇恨与懵懂不知之中。在他看来，社会已然被划分为上层与下层；上层就应该包容全国的政治生活，通过它们来体现下层的政治诉求和对这种诉求的有效限制（这正是当今西方社会两党制的社会基础）；而下层民众本身呢？托克维尔无奈地说：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他们不久前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也不配自由的生活”，因为“他们依然如故，依然浮躁，依然不动脑筋，依然如他们的父辈一样，面对儆戒无动于衷，在危险面前鲁莽轻率。时代非但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而且把严肃的大事，如同过去把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草率地留给了他们”。
在托克维尔的话语系统中，“不可能也不配自由的生活”就指的是“不可能也不配享有政治生活”，他们需要有人代表；事实上，经过了“二月革命”的巨大社会动荡后，无论托克维尔多么厌恶身边的政治家，也无论他已经意识到前面的路多么凶险，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加新的选举，并在大约十二万位投票者中获得了十一万七百零四张选票。他相信他就可以代表他的家乡民众．在议会中发出他们（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他对民众自己的声音一直心存疑虑。
但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与马克思截然相反的理想化了的、精英主义立场；它也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共和，都是精英圈子里的运作，我们只能从他们代表了哪个阶层的利益来作出归属的判断。
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最可怕的就是当它被切成两块时，一无所有的人因欲望而结成一体；略有资财的人则因恐惧而结为一体，于是争斗就不是发生在议会中，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它也就显现出一切革命即将逼近的迹象。
法国大革命就是因此而爆发的，它取消了一切特权，废除了一切专权，但却让其中的一个残存了下来，这就是所有权。
托克维尔认为正是所有权才为社会筑起了一道围城，包括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没有人想逾越这一界限；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围城。
事实上，当１８４８年２月革命临近时，深入社会下层民众心灵的学说“都以否认所有权为主要特征，至少，都旨在限制、削弱、废除它的行使”。
追随马克思的学说就不细说了，比如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１８４０年出版）一书中就断言“财产即盗窃”。托克维尔的许多言论其实都是在抨击类似的说法。
在他看来，“人们向这些可怜的人们断言富人们的财富几乎都是从他们的身上窃取的，人们向他们断言，财富不均既有悖于伦理、社会，又与天理相悖。在需求和激情的推动下，许多人对此信以为真。这种含糊、错误的法律概念，与暴力混为一体，把某种潜能、某种韧性以及某种纯粹的武力永远不能具备的威力注入其间”。
托克维尔为什么如此看重所有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