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713年）十月，李隆基利用在渭滨出猎的机会，特召睿宗朝被贬在同州（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吏的姚崇，欲拜为宰相。姚崇不失时机地向李隆基提出：精简刑法，行仁恕之政；疏远佞臣，不听诬陷之词；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减轻苛税，以利民生；待臣以礼，不任意屠戮无辜；奖励群臣进谏，做到虚怀纳诲；禁绝营造佛寺道观，防止挥霍浪费国家财帛；严防边将轻动干戈，勿穷兵黩武；在外臣子，不谙礼制或诤谏而触讳犯逆者，不予追究；外戚专权危及社稷，应书之史册，永为殷鉴。这十条为政措施，切中时弊。李隆基听后，大感赞同，姚崇才同意被任命为相。（《资治通鉴·考异》）除了提拔贤能之外，李隆基还花费了大力气整治吏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第二，确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李隆基便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唐太宗时期，李世民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但武则天主政后，提拔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这些人认为有的事不便公开，因此废除了这种制度）。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李隆基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他经常会亲自出题考核县官，加以适当的任免。
经过唐玄宗李隆基及其治国班子的努力，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格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同时，唐朝人口大增，即便是到了盛世衰落后的天宝末年也还有五千多万，与隋朝最盛时相持平，比唐初增长了近二十倍。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又使大量荒地被开垦成良田，无数的水利、农田等属于基本建设的大工程遍布全国；科学技术、商业、手工业皆发展飞速，令人咋舌。至于文学、艺术、绘画等方面，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燿。
如此璀璨的辉煌，《旧唐书》对开元时期的这段历史也忍不住以大量的篇幅加以赞叹，书中记载，李隆基即位后，“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收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绺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于时垂髫之儿，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这段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一个励精图治的唐玄宗的风貌已是跃然纸上，一个太平安乐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难怪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要写诗赞叹：“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拥有一个富裕强盛的国家的君主自然容易志得意满。李隆基一边治理内政，一边急欲开疆拓土，向周边王朝炫耀自己的富足，展现自己的能力。开元十一年（723年），李隆基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意图增强军力，为玄宗王朝的扩张计划奠定厚实的基础。
大唐王朝初期曾继承北朝（如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府兵的来源主要从自耕农和地主中挑选，也有贫民。一经加入府兵，60岁时才解除兵役，每三年选拔一次。府兵的日常任务是轮班到京城担任护卫职责，有时也出征和戍防。大唐的府兵制严格执行集权管理制度，其调遣由兵部直接掌握，地方官及中央设立的十二卫均无调兵权。战时由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高级将领则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以防将帅领军乱政。大唐的府兵，是不脱离乡土和农业生产的，只是冬季时进行集中军事训练，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府兵所用的兵器、装备、军粮都要自备，而这正好成为这种兵役制度的致命弱点：府兵制要求服兵役的农民必须有土地有收入，要以均田制为前提；一旦农民失去土地或土地不足，就无力负担。大唐后期，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到贵族手中，农民大量逃亡，均田制解体；这样一来，府兵兵源就枯竭了。
为了充沛兵源，李隆基于骊山之下讲武，“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新唐书》）。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但是，西域地区的政权恢复却没有那么容易了。
首先是原为唐属国，又是吐蕃通往四镇的交通要道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归属了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因此“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中断了对唐朝的贡献，“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
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李隆基任命大将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步骑一万进讨小勃律。当时步兵皆有私马相随，于是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经过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进入握瑟德（今新疆巴楚东北），再经过疏勒（今新疆喀什），翻过葱岭（今帕米尔），过播密川，抵达小勃律特勒满川。
一举攻下驻有千余吐蕃精兵的连云堡（今阿富汗境内），随后，一路狂撵，又斩五千多首级，生俘千余人，得骏马千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自平定了小勃律国之后，“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高仙芝，出生于当时为唐属国的高丽。史书记载，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是个才貌双全的人物。他从小跟着父亲高舍至安西从军，当他父亲因为军功升职到游击将军的时候，高仙芝也拜了将军，军职与高舍相当，那时他才二十多岁。四镇节度使夫蒙灵察很欣赏他，屡次加以提拔，至开元末年，高仙芝已升任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平定小勃律国之后，玄宗李隆基大喜，就授高仙芝为鸿胪卿、摄御史中丞，甚至为了防止高仙芝的老上司夫蒙灵察束缚了他的手脚，而将夫蒙灵察征入朝，让高仙芝代替夫蒙灵察成为了四镇节度使。
此后，高仙芝一帆风顺。他又于天宝九年（749年）率大军讨伐亲附吐蕃的石国（今巴基斯坦北部），大获全胜，俘其国王而归。两番征伐，使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威望达到顶峰，也使高仙芝本人的威名响震西域，连吐蕃和大食帝国也赞称这位唐朝大将为“山地作战之神”。而后，唐朝拜高仙芝为开府仪同三司、右羽林大将军，并于天宝十四年封其为密云郡公。
不过，高仙芝并不是玄宗朝以军功升职最快的人物。就在高仙芝快速升职的同时，有一个胡人以更快的升职速度凌驾于高仙芝之上，他从40岁到49岁，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也依然从一方节帅发展到了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恩宠至极，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
这个人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安禄山，一个让大唐王朝由盛至衰的关键性人物。安禄山，营州柳城（治龙城，今辽宁锦州）杂胡，小名轧荦山。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安禄山随其母到突厥部落不久，该部落发生内讧，部众四散逃生。安禄山与其继父哥哥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到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他先经营小生意，后来因懂得六种民族语言，很快就当上了互市牙郎（贸易居间人）。任互市牙郎期间，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时恶少争斗，因此不久就以勇敢善斗闻名于幽州。同时担任互市牙郎的还有安禄山的同乡和好友窣干，窣干日后改名为史思明。不久，二人觉得担任互市牙郎没有什么前途，便一起投军效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担任捉生将。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算正式加入了大唐军队的编制，开始食君俸禄。
在任捉生将期间，安禄山经常带领轻骑兵袭击与唐王朝为敌的契丹人。因为熟悉边境一带的山川地形，安禄山经常能立奇功。他曾经率手下三五名骑兵出去，捉契丹人数十名而回。节度使张守珪对此大为惊奇，另眼相看。加上安禄山狡黠奸诈，善于揣度人心，张守珪青睐有加，便收他为养子，以军功加官为左骁卫将军，担任平卢讨击使。
张守珪是开元年间唐朝著名的边帅，他长期戍边，戎马倥偬，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史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世虎臣”。
（《旧唐书·卷一百零三·张守珪传》）张守珪上任幽州节度使不到两年，便以军事打击和用间相结合的手段，屡败契丹，极大地稳定了幽州以北边境的局势，使幽州多年来的混乱局面稳定下来。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六月，降附于东突厥的奚、契丹部落，不断进犯唐边。幽州镇将赵堪与白真陀罗假借张守珪之令，让平卢军使乌知义率兵攻打潢水（今西辽河，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北）上游北的奚部。乌知义不愿出战，白真陀罗又矫称皇帝制书，迫其出战。乌知义被迫领兵出战，先胜后败。张守珪闻讯，竟隐瞒败状，奏报获胜。后来事情败露，被贬为括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刺史，到任没几天，背部生疽而死。
张守珪死后，安禄山借着干爹的路子，再加上个人的聪慧狡诈，很快得到了李隆基的信任，甚至还变成了李隆基宠妃杨玉环的干儿子。成了一家子，自然安禄山更得到了李隆基的宠信，频频进出于大唐皇宫内外，官职也达到了顶峰。安禄山被皇宫的锦绣华丽晃悠得眼花，也对自己那美丽而且性感的年轻干妈起了觊觎之心，于是，逐渐不能满足于现状，开始起了异心，终于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冬，以讨伐当时的宰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南下攻唐。唐玄宗李隆基因没想到安禄山会叛乱，所以，军事上毫无准备，一下子被搞得手忙脚乱。（吴蔚《755年中国盛衰之交：再现大唐极盛向衰的转折》）当安禄山谋反事传到皇宫，李隆基慌忙于华清宫召见了被高仙芝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封常清，问讨贼方略。由于久习边事，封常清慨言回奏：“安禄山率凶徒十余万进犯中原，太平日久，人不知战。但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李隆基正处于忧恐之中，闻言“壮之”。转天，就授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使，授权他去洛阳募兵征讨。
“可惜的是封常清到了洛阳后，虽然‘旬日得兵六万’，但‘皆佣保市井之流’。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民兵自然无法与安禄山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相对抗。封常清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不得已，率残兵至谷水，西奔陕郡。李隆基得知封常清败讯，非常恼怒，马上下令削夺封常清一切官爵，令他于高仙芝军中‘白衣效力’。封常清向高仙芝禀明了安禄山的兵情兵力，并嘱咐高仙芝莫与贼争锋，要保持实力。高仙芝急忙率军退守潼关，这才保证了通往长安最重要隘口的安全。”（《帝国的正午》）李隆基在长安城中焦燥不安，日夜翘首盼着唐军胜利。但是，派去的监军边令城带回来的却是败讯。边令城因与高仙芝有矛盾，便将高仙芝和封常清退守潼关的事情当做败绩之一添油加醋地给玄宗描述了一番。被安禄山的背叛冲昏了脑子的唐玄宗李隆基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清醒，立刻拿封常清和高仙芝开刀，以立军威。一代大将高仙芝、一代忠臣封常清就这样冤死在了太监边令城的一张嘴巴下。
二将死后，李隆基启用了在家养病的哥舒翰，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统数十汉、蕃名将，率高仙芝旧部等二十多万兵士，赴潼关“拒贼”。临行，李隆基亲自饯行，又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荣禄至极。
李隆基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哥舒翰一人身上，带着焦燥的心情，他连连派遣宦官逼迫哥舒翰出兵，尽快将安禄山这叛贼的大军杀退，重新回复大唐的清明江山。李隆基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行为却直接影响了哥舒翰的作战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