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早晨，我给李季同志打电话，来讲话的却是丁宁同志。我说：“我找李季说话。”她说：“李季不在了。”我问：“他在哪里？”她哽咽着不知回答些什么。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但也一下子全糊涂了！我的脑子里好像塞进了一团泥土。
只在几天以前，我还见过他，我们坐得很近，但没有说上几句话。那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会，我有事来晚了，想在门边找个地方坐下，李季正在主持这个会，他笑着站起来招手说：“佘太君来了，这边坐吧。”说着就把我拉坐在他的旁边。这个会继续开了下去，有几位同志讲过话之后，李季回头对我说：“你有事早走，就先讲几句吧。”我把我的意见谈了几句，因为是提前退席，我悄悄地低着头走出来，也没有回望他一眼！
李季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高兴，谈话也很幽默，这佘太君的外号，就是他给我起的。但是我们谈起公事来，他又是很诚恳，很严肃，总觉得他真是像我们的一位同志说的，“是个金不换的干部”。但是“命运”究竟用了多少比万两黄金还贵重的珍宝把我们这个仅仅58岁的大有作为的生命换走了呢？
19日下午，我去参加了李季的追悼会，进入礼堂，抬头看见了他的满面含笑的遗像！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从来不到朋友的追悼会！”是否怕自己太伤感太激动了呢？他没有说明。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料到我会在一个追悼会上，看到高高挂在礼堂墙上的李季的遗容！
人到老年，对于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看得平静多了，透彻多了，横竖是早晚的事。不过就年龄而言，就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言，他的确走得太早了，他是一个不应该早走的人！
他匆匆地走了，他走前还安排了许多工作，我只有把他安排给我的一部分工作做好，以此来纪念他！
1980年3月30日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