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在认识天翼的同时认得沙汀的。那是50年代初期，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的一座小楼里，天翼住的是东屋，沙汀住的是西屋。他是个爽朗的人，一见如故，大说大笑，四川口音很重。这使我想到巴金。40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上住的时候，巴金每到重庆，必上山来看我。并且取走了我的《关于女人》那本书，到上海开明书店去发表。其实那时沙汀也在重庆，并且和巴金、靳以、老舍等人也都认识，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接触过呢？
前话不谈了！且说50年代我们相识了之后，就来往频繁了，我们常在作协开会时见面，还曾一同出国访问，至少是在1961年到日本的那个以巴金为首的访问团里。在那许多年里，他送给我一大挥他的著作，如《沙汀文集》三卷，《沙汀选集》两卷，以及《睢水十年》等等。这些小说和散文都极大地扩大了我对于中国旧社会阴暗面的认识！因为在我青少年的知识里，很缺少这些东西。
沙汀的文笔极其犀利而又尖刻，细腻而又质朴，展示了旧中国的黑暗、腐朽，揭露了川西北农村的地主、豪绅、乡保长、地痞的鱼肉群众的罪恶，以及他们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丑恶面目。他的小说每一篇都代表着他的创作内容和艺术特点，他以冷静、沉着的现实主义手法来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的丑恶面。
还有他对贺龙元帅和彭德怀元帅的栩栩如生的描写，也增加了我对这两位伟大的军人的崇敬。
回头再说我们的私交。沙汀是我们家里甚受欢迎的一位客人。我们的在四川生长的孩子们因为沙伯伯的一口四川话，就亲热地拉着他，用他们所熟悉而且留恋的四川语言，说个不停。最突出的还是：在我的文艺界朋友中，沙汀是最受文藻欢迎的一位，理由是沙汀酒量很大，能和文藻一起喝茅台！文藻喝酒的习惯，是从小陪他父亲喝闷酒养成的，但那是绍兴酒而不是茅台。文藻和我结婚后，我就劝他戒酒，有时请客吃饭，席上也只准备红葡萄酒。但是每逢沙汀来了，文藻就一定要留他吃饭，而且让我把人家送的由我藏起的茅台酒拿出来，和沙汀边喝酒边谈话，两人似乎都很开心！
沙汀在北京和成都有个家。他到北京的时候，也有时来看我，来时总有一位年轻的人陪着，这位青年人是专门照顾他的。我自80年代初伤足以后已有八年足不出户了，当然也不能去回访他，而且他来时也往往只坐谈一会儿就走，说是怕我累着，显然我们彼此都老了，虽然他还比我少八岁！我橱柜里还有一瓶茅台，但是文藻已于三年前的9月逝世了，我再也没有留沙汀吃过饭，因为我不会喝酒，更不敢喝烈性的茅台，有肴无酒，不但索然无味，也会引起彼此的伤心！
1989年3月2日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