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顾名思义是指做学问的人。治学的最高境界，在于对学术本身有着无穷的兴趣，此外不抱任何功利目的。这就是说，他不想以学术作为干禄之具，却愿意为它付出毕生的精力。因为钟情于学术，所以对学术必然有所追求，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把治学的目标定在什么尺度上？各人的要求自然有所不同。司马迁含垢忍辱，穷一生之力，写出传世之作《史记》，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句话，就成为后世学人的追求目标。
但时下一些走红学者，却并不满足于“成一家之言”，他们追逐的是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权威的位置。而且就目前的学术体制而言，这也不是不可企及的目标。因为每一所高校都有若干个系，每一个系都设有若干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都要确定一个学术带头人，这个带头人如果能量大一些，就可以建立起研究中心，申请到科研基地，拿到一大笔经费，拉起一杆子人马，组织起专业学会，主编一本又一本书籍，召开一次又一次学术研讨会，于是就成为这个学科的带头人和学术权威了。
我不否认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权威的存在，但这是实际学术影响的结果，并非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比如，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体例，并在著作中体现出可贵的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影响了后代的历史著作；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有着划时代意义，它开启了近代物理学，影响至今不衰。他们当然是学术权威和学科带头人，但这种权威性是历史形成的，他们并没有特地去找一帮子人来供自己驱使和带动。而时下的学术权威和学科带头人，则人为的因素太多，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堆砌而成。谁掌握了资源，谁就处于权威地位，当然，一旦丧失了资源，也就丧失了权威性。于是就形成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局面。“江山代有人才出”当然是好事，但“各领风骚三五年”，在学术上却似乎轮转得太快了一点。可见这种权威并非真权威也，真权威的影响是长远的。而时下似乎“权威”的称号还不过瘾，又封出一批“大师”来，这其实是一种商业炒作，但弄得当事人也有点晕头转向，居然以“大师”自居。想必再过几时，更会有“学术太师”的封号出现，就像过去于“皇后”皮鞋店之后，又有“皇太后”皮鞋店出现一样。
我也并不完全否认集体著作的存在形式，有些卷帙浩繁的辞书或资料书，工作量实在太大，个人完成确有困难，采取主编制自然也是一个办法，但研究性的著作要集体撰写，却难以保证其独创性。因为学术研究毕竟是个体劳动，而且需要长期的积累，不是靠大轰大嗡所能成事。“大跃进”时期提倡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集体编书，留下深刻的教训，可惜我们不能很好地总结，以致一犯再犯。王元化先生曾说：现在流行集体写作，到处都是山头，我是既不参加合作社，也不参加互助组，还是做我的单干户。这是看透了集体著书的弊病，而且深知学术研究特点之言，而他的著作，倒的确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学术研究的带头作用，不在于带头人领导一个什么项目，带着大家一起搞，而是以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来影响别人，从而起一种带头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带头。
于是问题就回到司马迁的要求上来。只有你的学术研究真正能成为一家之言，这才能在学术界站得住脚，也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影响。而要“成一家之言”，却并不容易，其前提是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非功力深厚者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学科分得太细，单是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就分为中国和外国的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等许多二级学科，学者们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些连一段也管不了，只管其中的一个专题。如此视野，如何能“通古今之变”？而且文理科从中学就分隔开来，偏科学习，更何况天文、气象、历算等冷僻之学，“究天人之际”就更难了。
我以为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其实是学术上的最高追求，虽然未必人人都能达到，然也应该心向往之。学者们如能把心思从学术界的“动感地带”拉回来，也许还能做出一些切实的学术成果来。
——发表于2005年9月30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