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我们往往重在观点的异同。社会运动者总要通过各种宣传活动来影响别人的思想观点，掌权者还要发动思想改造运动来改造别人的思想观念。其实，在整个社会潮流推动之下，观点和观念的转变并不是难事，更难的还在于思维模式的转变。但如果思维模式不变，那么，即使有了新的观点和观念，也难免会走到老路上去。
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在批判胡适时，把胡适说得一无是处，报纸刊物到处都是批胡文章，人民出版社选录的《胡适思想批判》文集，就有八本之多，从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历史观点到文学方法等等，全部批判个遍。其实，他的怀疑主义、实证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而且，在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史学上的疑古学派和文学上的新红学派，虽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具有开创意义和革新作用，更不用说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了。现在，学术界对于胡适的看法，基本上已经扭转过来了。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片赞美之辞，连他在雷震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也被说成是高风亮节，敢于斗争的表现，而他在1948年蒋介石“竞选总统”那场游戏中所扮演的为专制独裁者捧场的角色，则总是略而不提。这两种文章，虽然观点截然相反，但同样都是从宣传需要出发，以偏概全，不能显示出人物的复杂性，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
与胡适的遭遇恰恰相反的，是鲁迅。他被树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长期受到人们的追捧。为了把他塑造成一个圣人、完人，他的缺点也不能公开的论说。有一位研究鲁迅诗歌的作者，认为鲁迅的白话诗写得不好，但别人告诉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此点以不提为好，以免损害鲁迅的光辉形象。光辉的形象要靠删去缺点来维护，可见里面定有虚假的成分。而到了近二三十年，鲁迅的命运有了与胡适相反方向的逆转。有些人为了要表现自己的思想解放，总要在这里或那里拿鲁迅开涮一下。而他们所据的材料，同样远离真实，甚至为了给鲁迅定罪，还有意进行歪曲。
透过现象来看，虽然这些人的观点，与以前的流行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了，但思维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
这种旧思维模式的延续，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有朋友推荐一本流行一时的名人传记，我倒是认真地阅读了，但是失望得很。这本书虽然在书后罗列了一大串参考书目和采访名录，但在行文中却没有一处注明材料的出处，令人无从查证，而且有许多材料显然出于小道传闻，有一些论断则近乎市井见解，而缺乏学术著作的严谨和深邃。当我讲出我的这些意见时，那位朋友却大为不满地说，某外国政要对这本书都大加推崇，你怎么能说不好呢？并且批评我有“斯德哥尔摩情结”，意即我是受害者，却还为害我的人讲话。这使我大为惊讶。这位外国政要对中国历史毫无研究，他凭什么说好说坏呢？无非是根据他的政治需要罢了。为什么我们要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呢？这使我想起了鲁迅那句讽刺他故乡人的话：“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通信（复未名）》）而且，受害者对于害人的责任人，难道就不要讲实事求是的原则？
有一位名流，喜欢用谎言来掩饰他的历史，被别人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穿之后，有人就写信给揭发者道：某人在文化上是有贡献的，你为什么不包涵一点呢？这还是过去那种“为贤者讳”的思路。这位名流的好友还义愤填膺地斥责某一知情的揭发者道：这个人本身就应该进监狱，她有什么资格揭发别人？这位知情者是否应进监狱，该另当别论，——她经过审查而没有进监狱，说明她没有犯进监狱之罪，而即使是入狱之人，难道就没有揭发别人，说出真相的权利？莫非“讲真话”是某些人的专利，还得由身份而定？看来，有些人所看重的，不是事实的真相，却仍是彼此的阵线之分，而且还是要用政治封条来封住别人的嘴吧。这与“文革”时期的作为，又有何区别呢？
还有一位知名学者，在鼓吹他朋友的反传统观念的名作时，引证了某位声望很高的老专家的意见，说该老专家是如何赞赏这部名作的。但我曾拜读过这位老专家涉及此书的篇章，里面恰恰有批评这部名作的文字，说该书作者对所论的史事了解得不是很深，有许多推测之词，不甚确切云云。我读了这位知名学者的文字之后，直感到有一股宣传气息扑面而来。宣传是专拣有利于自己意图的话语来说事的，要是没有这样的话语，就会编造一些出来。如果我们还是用这种宣传方法行事，不是仍要回到我们所否定掉的老路上去吗？
可见思维模式要比思想观点更为重要。如果思维模式不彻底加以转变，那么，在一定的社会气候之下，观点是很容易重新变回来的。中国有很多事情之所以像翻烙饼一样翻来翻去者，即因此之故也。既然你加在别人身上的罪名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政治需要，那么只要政治需要一变，所谓“铁案”，当然也就轻而易举地翻过来了；同样，你根据虚假材料所树立起来的偶像，也会在事实真相被揭穿之后，轰然倒塌，甚至连他原本所应有的成绩，也会被否定掉。
不但政治案件如此，文化思想领域中的事也是一样。我们既然已经看到“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标准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为什么我们还严守着这个批评标准，处处以此来划线呢？——虽然所持的是不同的政治标准。
能不能从理性精神出发来评价文化思想上的人和事呢？比如，用历史的真实性和见解的深刻性去看待历史著作，以有无民主思想和独立精神去评价文化人。
——发表于2011年7月18日《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