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史上一向是以艺术流派来划分群体的，但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时兴以年龄来划线了。最初是电影界的第三代导演、第四代导演之说——恕我外行无知，不知现在已到了第几代导演当红的时候了；接着，文学界就出现了以60年代作家、70年代作家相标榜的书籍，现在则推进到“80后”了，即8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群。听说这些少年作家的作品相当畅销，报刊上也常有评论文章，说好说坏的都有。但不管怎样说，他们已很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了。
以年龄划线，虽然不能说明文学艺术本身的问题，但不同的年龄层次，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不同的知识结构，难免会影响到写作趣味和艺术爱好上来，只要不过分渲染，不绝对化，从这一角度来立论，也未始不可以评出一些特点来。但以年龄层次来划线的评论家们，却忽略了一个文坛上相当活跃的群体：老年散文作家群，他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文坛上的另一道风景线。这一作家群体，若细分起来，有10年代生人、20年代生人、30年代生人、还有40年代生人，时间跨度较长，组成成分较杂，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化素养，又都具有关心社会的情怀，虽然一生受过不少打击，而锐气未减，仍然敢于直言。他们原来从事不同的工作，如流沙河、邵燕祥原为诗人，朱正、陈四益长期做编辑工作，王春瑜、王得后是学者出身，蓝英年则是翻译家，现在却都热衷于杂文随笔的写作。更有贾植芳、何满子、谢蔚明等老先生，虽已望九之年，或者做过了九十大寿，而仍笔耕不辍，言辞锋利。他们的文章，与搞笑、矫情、打斗之作不同，倒是促人思考的，虽然不合读图时代青少年读者的口味，但批评家则不应忽视其价值。这些短小之作，虽或被讥为报屁股文章，却有着丰富的内容。如近时流沙河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又挑金庸》，篇幅虽短，却有相当的分量。要写这样的文章，不是靠“戏说”或“大话”的本领所能成事的，不但需要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知识，而且还要具备音韵学、文字学、民族学的修养，一班流行文学作家根本无法与之比肩。
文科的知识是积累的，需要积到相当的时候才能成熟起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键笔意纵横”是并不奇怪的。现在，在一刀切的措施下，切下来很多成熟的人文学者，他们摆脱教务、编务之后，倒是一支文坛的生力军，文联、作协等文化团体，应该多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可惜目前有些组织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青少年身上，而对老年人却并不重视。青少年是未来，是希望，重视他们是应该的，但老年人也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忽视他们是不应该的。
两年多前开上海作家大会时，有几位老学者在理论组分组会上对作协领导不重视老作家、老评论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不料有两位青年理论家当场站出来反驳，大概觉得他们都是过时货，已经不值一提了。那位为20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写悼词的青年才俊，也竭力为在场的作协领导辩护，难免使人觉得他原先之敢于横扫一切，也许是由于那些被扫者已经亡故或者失权了的缘故。会后，我也曾向上海作协理论组建议，请他们在定期组织青年评论家活动的同时，也定期组织老年评论家另行活动，使之有一个交流的机会，促使他们重新执笔，因为有些人退休之后，与社会、与文坛都有些隔膜了。但是此种呼吁却根本无效，有如石沉大海。现在我借《文学报》的版面，再公开地呼吁一次，不知能有些作用否？
——发表于2005年2月17日《文学报》
徐明清与江青
我的故乡浙江临海的革命活动开展得很早，但出的高级干部却不多。最有名的高干，大概要算王观澜、徐明清夫妇了。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共青团的，国民党“清党”之后，在南京、上海一带做过地下工作，王观澜还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回国后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徐明清也在抗战开始后到了延安。建国以后，王观澜做过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后来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徐明清则在农村工作部任教育处处长等职。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敢于直言，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出名却是由于别的原因。王观澜是由于毛泽东在1941年12月16日送给他的一个题词：“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后来，这个题词广为流传，王观澜的名字也就广为人知。徐明清，则是因为她和江青的一段关系。江青出了名，她也就连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对徐明清感兴趣，就是因为听说江青在30年代到过吾乡临海，是由徐明清带领来的。今年（2011年）我回乡探亲，听一位老同学说，徐明清写有一本回忆录《明清岁月》，书中就说到她与江青的关系。我的这位老同学是王观澜的亲戚，家中藏有此书，我赶快借来一读。这本书由萧克题签，刘英（张闻天夫人）作序，其中不但记述了当年与江青的交往，而且写到她自己在“文革”结束以后，还因此而吃的冤枉官司。这本书写得很平实，不因江青这个人后来做了坏事，而将她早期也加以妖魔化，很有些脱俗的感觉。正如刘英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本回忆录，虽然由于年岁的关系，有些地方可能记忆有出入，但总的说，这本回忆录是真实的，它既没有夸张，也没有虚构，关心这段历史的人，是可以从中了解真实情况的。”我觉得其中有些材料，不但对研究江青的历史有参考价值，而且还反映出中国司法的奇妙，就摘录下来，给感兴趣的朋友看看。
徐明清与江青相识，是1933年在晨更工学团中。这晨更工学团，是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被封之后所创办的几个工学团体之一，因地址选在上海近郊北新泾镇东南的陈更村，即以“陈更”的谐音“晨更”为名。徐明清是晓庄师范学生，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许多问题上能够与陶行知配合，深得陶行知信任，因此就要她来负责这个晨更工学团。江青是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来的。徐明清说：“记得有一天在陆家花园，田沅忽然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她细高个子，长相秀丽，穿一件蓝旗袍，显得很活泼。田沅介绍说她叫李鹤，打山东来上海，想在工学团谋点事。当时工学团正好缺少教员，而李鹤又认识字，会唱歌、演戏，所以，我就把她给留了下来。”李鹤虽然很活泼，并且参加“剧联”和“教联”的活动，但是回到她们同住的小阁楼中，却往往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原来她的爱人俞启威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了，没有消息，江青是被迫从青岛逃到上海的。后来，俞启威由他的父亲以重金委托要人打通关节，释放出来，不久就来到上海寻找李鹤。俞父有两个老婆，因此在上海有两所住宅。俞启威生母卞氏的住处华丽而又宽敞，但她认为李鹤出身卑微，不配做自己儿子的女人，不答应李鹤进俞宅。徐明清同情李鹤的遭遇，动员晨更工学团的一位教员让出住房，给他们临时居住。后来俞启威从家里和和姐姐处弄到一点钱，才租了一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李鹤搬过去住了下来。
俞启威听江青说徐明清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托徐明清为他接党的组织关系，徐明清也曾向上级反映过，但因俞启威没有带任何证明材料，一时无法接纳。那时晨更工学团已经有人被捕，被捕的人从狱中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李鹤了。俞启威意识到在上海有被捕的危险，就带着李鹤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俞启威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与李鹤一起到中国大学去旁听李达讲《资本论》。但他们经济很困难，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李鹤只得独自再回上海。
李鹤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离开晨更工学团。李鹤经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即今西康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她这时化名李云古。1934年9月间，李鹤请一个叫阿乐（乐于泓）的人为女工学校演戏时拉小提琴，约好在兆丰公园（即今之中山公园）见面。这阿乐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被捕时，是他帮助李鹤逃出青岛的。现在他也从青岛来到上海，做共青团中央交通员。那时，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员，并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胡耀华被捕后叛变，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也叛变了，阿乐已被国民党特工跟踪。阿乐与李鹤见面时，发现有尾巴，立即朝通往英租界的大门跑到租界里去，逃掉了；李鹤朝另一个大门跑去，这个大门是通华界曹家渡的，结果就在马路上被特务架走了。
李鹤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又无任何证据，公安局将其关押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有价值的口供，允许找保放出。于是“教联”通过基督教女青年会，将她保释出来。这时，俞启威已从北平回到上海，李鹤被释放后，去了俞启威的“大妈妈”家。俞启威写信告诉徐明清，说李鹤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去时，只见她脸色很难看，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急忽慢，显然在监狱中受到刺激，精神不大正常。俞启威跟徐说，她有点神经质，而且一直在发低烧。由于是被保释的，还需向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这更加重了她的病情。俞启威要徐明清想想办法。这时，俞启威的“大妈妈”又对李鹤下了逐客令。因为李鹤本来就不受俞家的欢迎，是俞启威死磨硬磨，才勉强同意她来住一阵子的。此时，俞启威也显得束手无策了。恰在这时，徐明清接到家乡发来的电报，说她母亲病重，要她速回临海。“教联”里有人建议她将李鹤带回临海山区休养，说这或许会使李鹤的身体和精神有所好转。于是徐明清找俞启威和李鹤说明这个意向。“李鹤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她不能容忍小俞‘大妈妈’的歧视，早就想离开了。俞启威对我感谢不尽，说给我家添麻烦了，李鹤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和做事上如有什么不妥，还请我和家里人多多谅解。”这样，徐明清就带李鹤一起来到了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岙村。
李鹤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在这里没有谁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不过，她每天仍然有低热，不停地咳嗽。徐明清便请做中医的父亲给她看看，说是肺痨，服用中药后，身体有了好转。不久，徐明清一个学西医的堂侄回家结婚，又请他为李鹤诊治，堂侄说，李鹤的确得了肺痨，再开方到城里买了些西药给她吃。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李鹤的身体康复了。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李鹤出外走走，晒晒太阳，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李鹤边走边和徐明清讲小时候的事，讲她演戏的情况，讲她和小俞是怎样由认识到热恋的。显然，她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好，不像当初来时那样咕咕哝哝了。这时，俞启威从北平来信，要李鹤到北平过年，徐明清给她拿了路费和一些在路上吃的干粮，送她到汽车站。李鹤很感动，说着感激的话：“要不是你家里的人，我的病能好吗？”李鹤走后，还从北平来信，说她和小俞都很好，对徐明清和她的家人都很想念。
大年过后，徐明清仍回到上海，在浦东主持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并做了许多其他工作。1935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徐明清被捕了，后在陶行知及共产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6年6月出狱。出狱之后，才听说“李鹤现在已化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的大名人，和电影界的唐纳结了婚。因为在上海见到俞启威，她感到很后悔，觉得内疚，因此精神很苦闷，瘦得像个吊死鬼”。西安事变前夕，为了加强东北军地下党的力量，中共东北军工委要求上海工委派人支援，徐明清也在派遣之列。临行之前，徐明清去看李鹤，李鹤不在家，唐纳在，她就告诉唐纳，明天要离开上海，如果蓝苹有空，可在火车站见一面。第二天火车快开车时，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蓝苹。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以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徐明清到西安之后，做过中共西北军工委秘书、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鹤忽然来访，说是与唐纳闹翻了，而且七七事变以后，上海局势动荡，电影市场萧条，她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因此想到延安去学习，要徐明清找个关系将她送进去。当时的确有很多左翼文化人和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到延安去寻找光明，但徐明清猜想，李鹤要到延安，恐怕还另有深层的原因。接着，李鹤问道：“听说小俞到过延安？”徐明清直觉地感到，这也许还是与俞启威有关系。
这时，俞启威化名黄敬，已是北平有名的学生运动领袖，而且是中共北平三人委员会的成员，与林铁、陈伯达一起主持中共中央在北平的日常工作，并到延安参加过中共苏区代表会议。李鹤能够进入延安，就与他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有关。
徐明清把李鹤的要求向叶剑英当时的夫人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李鹤带到工农红军西安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就带李鹤到了七贤庄。但李鹤没有带任何证明材料，只带了一本影集，里面有她演的一些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表明她是一个进步青年。恰好那天邓颖超也在那里，她翻看了影集，打趣道：“你就是上海电影界里的大明星蓝苹啊！”但这事是由博古管，要她过两天再来。过了两天，李鹤单独去了一趟办事处，回来后对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我的情况仔细地向他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这样，李鹤就在1937年7月下旬出发进延安。
到得9月中旬，徐明清也奉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又与李鹤在延安聚会了。不过这时，李鹤改名为江青，而且到了1938年夏天以后，就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徐明清除了和王观澜一起，在毛泽东那里吃了他们的喜酒，此后也就很少来往了。直到“文化革命”期间，徐明清被戴上“叛徒”的帽子，王观澜则被打成“走资派”，都在“黑帮”之列，从此，抄家、批斗、游街、体罚，无穷无尽的非人折磨，王观澜还被打坏了脊椎骨，坐卧困难。本以为熬过这一阵，问题自会澄清，谁知1972年从干校回京之后，农业部军代表还组织多次会议来批斗徐明清，并将她正式定为“叛徒”，开除党籍，而且不准她辩解。在万般无奈之下，徐明清给江青写信，希望她能为自己说句公道话。这时，江青身居要津，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陈伯达已于1970年庐山会议上倒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只要她能说一句话，徐明清的问题就可澄清了。但是，徐明清一连发了三封信，都毫无回应。不但未能澄清历史问题，而且还被说成是“态度恶劣”，罪加一等。徐明清始终没有弄明白的是：政治家是以当前的政治需要为出发点的，不会离开这一点去纪念往日的恩情，更不会以真实的历史情况去冲击当前的政治方向。在当时，江青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一大片干部，以便夺权，她决不会因为要还徐明清的清白，而“干扰大方向”的。
但是，到得“四人帮”被捕，“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徐明清却因当年与江青的关系而受罪了。因为专案组在审查江青的历史时，发现江青初到延安时，有徐明清为她写的一份证明材料，而徐明清在“文革”中却被打成“叛徒”，这岂非查证江青也是叛徒的好线索？于是就把徐明清关押起来，秘密投进秦城监狱，逼她写证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关了两年零五个月。
据徐明清说，当时在延安写的这份材料，是中央组织部要她写的，原因是由于江青提出她是1933年在青岛入党的，却没有证明，所以中组部要求所有接触过江青的人都写证明材料，写的并非徐明清一个人。但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所以这一点她没有提供材料，她写的是江青在上海和临海的一些情况，说明江青当时在上海不是党员，只是表现进步，晨更工学团团支部吸收她为团员，并介绍她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份根据实际情况写的证明，怎么成了包庇江青的材料呢？
这与那时我们国人的办案方式有关。我们行的是有罪推定法，即先给对象定下罪名，再去寻找相应的证据来坐实。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就很容易出现逼、供、信现象，甚至还会故意伪造证据。江青等人当年在制造刘少奇叛徒案时，用的就是这种手段；而后来要徐明清证明江青是叛徒时，用的也是这种手段。徐明清因为不是和江青同时被捕，无法证明江青是否叛变，于是受到了不断的逼供，专案组对她进行车轮大战，使她长时间不能睡眠和休息，最后在她神志迷糊的情况下，要她根据专案人员的口述，记下交代材料。当她清醒过来，要求收回材料时，却无论如何不肯还给她了。后来，他们就将这份材料作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附件之一，印发全国，并在这份材料前面加上这样一段按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入党内。”这样，徐明清的冤案，就由中央文件的形式，传到了全国，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胡耀邦还以徐明清等人为例，指责有些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还搞“左”的一套，胡乱抓人。但是，中组部和农业部的平反通知，远不及宣布“四人帮”罪证的材料传播得广，有些作家还是根据那份中央文件的调子来创作，把徐明清写成包庇江青的叛徒，而且还加上文学笔调，写得绘声绘色——这也是根据文件，而不根据事实来写作的毛病。影响较大的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以珠珊的笔名在香港出版的《江青野史》和传记作家叶永烈所写的《蓝苹外传》。经过徐明清的申诉和写信指出以后，叶永烈是诚恳地接受了意见，不但在报刊上发表声明，更正错误，而且还在新作《江青传》中澄清了史实；而朱仲丽虽然在内部承认了错误，却从不公开发表声明，而且还将《江青野史》中的材料改编成《江青秘传》、《女皇梦——江青外传》和《无冕女皇》等新作，继续将徐明清（徐一冰）写成叛徒，只不过把名字虚化一下而已。
徐明清再次申诉，却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这不但是朱仲丽的身份作怪，大概也因为在目前的纪实文学中，有着太多的虚构成分之故，也就不以为奇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徐明清才在耄耋之年撰写这本回忆录，决心抗争到底。徐明清的家乡临海县旧属台州府，这很体现了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刘英看出了这一点，她在为这本书所写的扉页题辞上说：“为留清白在人间”，是富有深意的。
——发表于2012年8月7日澳华文学网
